蒋氏家族全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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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于反对派采取的手段，亦复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组派中央秘书长、实际领袖王乐平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致使该组织瘫痪。
　　时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蒋介石又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扣押，软禁南京郊外汤山。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种种蛮横的做法，实现其独裁的目的。
　　当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曾有过三次下野的经历。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对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花样之三：推行特务政治。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CC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贺衷寒、潘信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镇、梁干乔、肖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情，复兴社重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策反政敌、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编织起严密的政治网，以推行其蒋家王朝的统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血，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历史在这一天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人们记住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是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势不可当，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起义开始后，近在飓尺的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手中武器极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孙传芳的大刀队把砍下来的人头血淋淋地挂在电线杆上，向上海工人阶级示威。
　　在两次起义均遭镇压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周恩来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一次制订了新的武装起义计划。3月ZI日，北伐军的白崇禧部的前锋部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同日，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小时后，北伐军不战而“胜”，开进了上海。
　　3月23日，程潜率北伐军江右军占领了南京。同日，隶属北洋军阀的长江舰队反正。至此，整个长江流域均落入北伐军之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军本来可以挥师北上，直驱北京，完成北伐革命统一全国的大业。可是，就在这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变前，蒋介石把上海“分共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将驻沪的亲共部队调离沪宁一带，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的二十六军来接防上海。同时，蒋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的有“左”的倾向的部队，最后又把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中的左倾军官全部调离。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进行接触，指使他们织织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预备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杀手。
　　实际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蒋介石的叛变已露征兆。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授意其党羽杀害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3月17日，在九江，蒋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头“游行”，大呼“蒋总司令万岁”、‘“新军阀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并围攻、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及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干预时，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将暴徒掩护出城。当晚，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以“保护”为名，派军队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准备镇压工人们的反抗。3月20日，在安庆，蒋介石又利用当地流氓组织了所谓“安徽省总工会”，3月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蒋介石却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欢迎大会时由敢死队举行暴乱，并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亡命者赏其家眷1500元。就在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举行的当天，这些流氓敢死队成员纠合青红帮分子，捣毁了省、市的一些革命机关，并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
　　在策划并指挥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坏、屠杀活动后，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此前，当北伐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对列强的承诺，密令进城部队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首先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欢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当日就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也随带10名卫士通过租界，直接与列强密谋叛变革命的计划。列强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全力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又会同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1500万大洋，并同意在大开杀戒之后再奉送3000万元。
　　3月30日，蒋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将攻进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两个军调到江北去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下3个团维持南京治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只手为大屠杀做准备，另一只手却高高地举起了“革命”大旗，口口声声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并虚情假义地派军乐队吹吹打打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由他亲题的“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此麻痹工人阶级。
　　为了使“反共清党”的叛变行为“合法”化，蒋介石又邀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和军事将领李济深、黄绍站、何应钦等人到上海，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形式，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应予查办”，并开列了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内的“应先看管者”名单，计有197人，要求对这些人进行“非常紧急处置”。同时，蒋介石盗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要“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
　　4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命刘峙的部队于当晚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可是，恰恰在这一天，汪精卫到达上海，蒋介石未敢擅动，又把发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莫斯科回国的。以汪精卫的资历及其当时的威望而论，他此时若是到武汉政府去上任，对蒋介石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汪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对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他企图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到南京去共同组建南京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挽留不以为然，当蒋介石集团中的军政大员们一致向汪“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时，江还表示：“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同日，因为汪精卫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汪精卫。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