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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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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
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
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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