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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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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给他三百元生活费,汽车随要随到,使他安度晚年,过着无忧无虑优哉游哉的生活。但是,杨虎对这种破格的优待仍不满足,他还想当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考虑他民愤太大,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因为如果当了政协委员,就有可能见报,一旦见报,既给自己找麻烦,也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但杨虎不甘寂寞,也不听劝告,终日走街串巷,物色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一天,他在东单无意中发现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的许某,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得悉此人解放后流落江湖,靠测字,算命,看手相为生,可谓穷途潦倒。杨虎以上峰自居,约其到家中细谈。许某便乘机在杨虎面前极尽献媚取宠,造谣惑众之能事。杨虎亦在许某面前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二人情投意合,相逢恨晚,反动本性一拍即合。
  自此以后,杨虎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甚至向台湾当局与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写信,要求他们从福建和东北两路出兵,以夹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此信若投寄,容易败露,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侨,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杨虎万万没有料到这位日侨无意为他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到海关,这位日侨便主动地向中国公安部门交出了信件。于是,杨虎叛国的阴谋和盘托出了。北京公安局乃将杨虎依法拘留。
  1958年春,北京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罪行。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他在法厅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
  北京市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和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鉴于杨虎此时已身患重病,法院准予杨虎监外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久,杨虎即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
  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著名人物还有不少,如李宗仁、戴季陶、黄现邵元冲、吴忠信、冯玉祥、张学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与一些人物结成金兰之好,他的选择结义兄弟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在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以“情义”为外衣,结交盟友,为我所用,一旦时过境迁,常常又背信弃义,甚至与“义兄义弟”反目成仇。如他在对待许崇智、冯玉样、李宗仁、张学良等人的态度上,就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情义”二字的态度。
  蒋介石一生当中结拜了几十位义见义弟,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前恭后倡,并不是对每一位盟兄弟都是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有些结拜兄弟,蒋介石是始终不忘结义之情并共事一生的,如早期的义兄陈其美、戴传贤、邵元冲等人。在这一类盟兄弟中,最具代表性、追随蒋介石时间最长的人便是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张群。
  张群和蒋介石最早相遇,是1907年在保定军校,当时两人一个在步科,一个在炮科,相遇而并不相识。
  张群,字岳军,四川华阳县人。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出生于长宁。小时候人家馆课读,后来进了华阳中学。当时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兴起,张群在学校里阅读进步报刊也受到影响泅往投笔从戎。这时候清廷陆军部开办的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全国招生,张群于1906年在成都报考初试录取,接着到北京参加会试,受到学堂督办段棋瑞的亲自召见。入学后他习步兵,编入步兵二队。第二年学堂选送40人去日本深造。张群与蒋介石同列其中。
  1908年春,张群和蒋介石等人同船东渡赴日,两人在船上互相照拂,友谊日增,张群决心,改变自己所学,而与蒋同习炮科。因为蒋介石早一年曾经来东京清华学校学过日语,有不少同乡熟人,所以在振武学校里显得比较老成,张群也就处处跟着他转。这年,张群加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且经黄郭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后称“成成团”),投身到反清革命活动。
  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在加紧筹谋在江浙起义,张群到了上海,便在陈其美领导下参加了上海起义活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都督,张群任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长。他有意攀缘,与黄郭、蒋介石两位“兄长”换谱结下金兰之盟,这对他以后的政坛生涯具有深远影响。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经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刘震表、杨希阂叛乱,又把许崇智驱往上海,一跃而居于军事首领之高位。接着国民政府筹谋北伐,他又被举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春风得意”,亟需各种人才,遂就将义弟张群请来广州,授予总司令部总参议之职,辅助自己。张群在数年间走南闯北,在中央和地方多次出任官职,虽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他学会了政坛宦海的谋官之道,谦恭待人;贪敛有度;遇事则察言观色,顺从上司;因此他在哪儿都能混得下去。张群正是带着这些谋官之道,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甘于在蒋介石麾下谋职的。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张群、黄部等人也联袂下野,与蒋介石同进退。张群还陪蒋介石住在奉化溪口,静观待变。后又陪同蒋介石东渡访日,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更加深了“兄弟”间情谊。他陪同蒋介石遍访日本军政界要人、社会名流,联络感情,先后与陆军大臣白川仪则、参谋总长金井花三、参谋次长南次郎等举行秘密会谈,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进行了一次重要会晤。回国后,派张群继续留在日本,代表蒋介石与田中及日本朝野人士保持联络。
  1928年,为了促使张学良改旗易帜,张群奉蒋介石之派,与吴铁城一道去东北游说,反复劝喻张学良和东北军政要员易帜附南,实现全国统一。这年12月底,东北三省终于易帜,张群总算为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本来与蒋介石是同窗加兄弟的张群,却绝口不以学友或昆仲相称。他对于蒋介石恭顺有余,不求闻达,深得蒋介石的欢心,因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和重用。1928年11月,张群出任参谋总长,1929年3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一要职。
  张群深知蒋介石专断骄矜的脾性,最忌属下三心二意私立派系,因此处处曲意奉迎,唯唯诺诺。他虽有新政学系头目之称,但新政学系成员都是忠诚于蒋氏、为蒋所重用的党政要员。张群不搞组织,不收党徒,也没有自己的纲领和原则,而是“各显神通,向蒋攀援”,所言所事,无不揣摩蒋的意愿和好恶,处处唯蒋之马首是瞻,所以深得蒋的赞许和青睐。张群还为蒋介石拉拢青年党。民社党等其他党派的领袖及地方军政头目出力甚多。此外,在中原大战中,张群奉命偕同吴铁城前往沈阳拉拢张学良,张群不辱使命,在张学良面前软磨硬泡,终于说服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派东北军大举人关,结束了中原大战,这也是张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立的一大奇功。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和平交涉和国际调停来解决争端,实行不抵抗主义,张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和谴责。当年12月,蒋介石下野,张群也跟着辞职,以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同荣辱。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对日本的一再挑衅仍然采取退让容忍政策,鉴于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又觊觎华北,蒋介石派张群去担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上是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实际上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主持对日交涉,直接负责贯彻实施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后又身居幕后,协助何应钦对日谈判,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由于张群与日本朝野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又多次奉蒋介石之委派,同日本方面办交涉,因此被时人称为“日本通”,国内外人士一致认为他是个“亲日派”分子。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后改组了国民政府,并决定调整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任命张群担任外交部长,在南京与日方直接开展外交谈判,以求中日关系之全盘调整。
  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群与日方的外交谈判持续了一年,改变了此前一味屈辱退让、妥协求和的外交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日方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独立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公正地说,这一段时间是张群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比较光彩的历史。张群本人也因此博得了蒋介石的进一步信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坛上也赢得了较好的名声。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张群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无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张群的行事原则只有一条,这就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一言一行均以蒋介石的好恶而为之。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重要辅臣,依然一切唯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统治台湾的高级顾问。直到1972年,张群已是84岁的老人时,才告退休养。
  1990年12月4日,张群因心肾功能衰竭在台湾去世,卒年102岁,是近代军政人物中少有的长寿者。
  蒋介石对张群,可说是信任终生,重用终生的。对盟兄弟如此,对江湖帮会中的磕头师父黄金荣,蒋介石更是毕恭毕敬绝不敢怠慢,据程锡文撰文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黄家饲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已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方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俱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去向一个大流氓头子磕头拜寿,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无论个中原由多么复杂,真正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为了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程锡文是黄金荣的心腹,曾当过黄金荣的管家,他的回忆,应当是十分可信的。
  蒋介石这个人,毕竟深受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之早年混迹于上海滩,江湖思想也很深,封建的伦理观念加上独裁统治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尊师重道”的样子,这也是他之所以屈尊向黄金荣磕头的原因之一。据程锡文的回忆说,北伐时,蒋当上了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曾与虞洽卿相商,准备退还当初收蒋介石为徒时的“门生帖子”。及至师徒俩见了面,黄金荣表示了这番意思之后,蒋介石却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并奉送金表一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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