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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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介石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部队，因此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了不少高论，国民党各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三大政策案”中明确指出：“近半年来，送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宋庆龄还曾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在会上发言，斥责了患有“恐日病”的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些政客，指出，为了抗日，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她严厉驳斥了“抗日必先剿共”的滥调，她说：“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巳吗？”
　　这次全会，虽然不得不声明了对日要抵抗。对内要和平的主张，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实质上并无根本转变，只承认国共两党可以在“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之下进行一些“商榷”。这一态度，蒋介石国在日记中有所反映。他在1937年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外交以独立自主为基础。”2月18日的日记又说：“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必须根绝净尽。”全会闭幕后，蒋介石在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也是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抵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强迫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向国民党当局自首。
　　可以说，西安事变固然改变了蒋介石的一些做法，但却丝毫未能改变他的政治立场。
　　第十二章　　抗日‘统帅”
　　1．抗战爆发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1937年4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准蒋介石请假两个月，以资休养。5月“蒋公病愈回京销假”，接着就上庐山；并同汪精卫一起召集学术界名流开谈话会，同时举行军事人员训练班。在此期间，中日外交交涉濒临破裂。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一、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二、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三、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对这种公然视中国为“子国”的态度，蒋介石也十分气愤，说“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待也。”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方诡称他们在北平近郊卢沟桥的驻军中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中失踪，悍然发动了对中国守军的进攻。守卫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此爆发，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东方战场。
　　冯玉祥将军曾记述“七·七事变”的情况说：
　　那天（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决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排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到了九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十二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二十六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碟，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群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一首哭传、赵的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军联合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么？”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么？
　　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虽也十分气愤，说日本人“其败可立而待也”，但一到了日本人拿刀动枪真杀真打的时候，他就又开始“不抵抗”了。这一个“不抵抗”，害了佟、赵两位将军的性命。据说，因为当时蒋在庐山，得到消息已是7月9日，而他的对策都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蒋介石这种一味妥协的方针实是其来有渐的。
　　早在1927年5月，当蒋介石的北伐第一路军进入山东时，日军即在青岛登陆，7月曾一度侵占济南，屠杀过中国人民。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在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之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田中内阁的侵华政策，遭到了日本国内进步人士和旅日华侨的反对。为此以田中义一首相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了千余名进步人士，逮捕了三百余人，野蛮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1928年4月18日，田中内阁为了阻止国民党北进，再次决定出兵山东。4月26日，日军斋藤旅团六百六十人作为先遣队到达济南，占领了西城门外的商埠区，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封锁交通。日军曾策动张宗昌出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派兵保侨的要求，以掩盖其侵略行径。但张宗昌拒绝了。他一跑了事，把济南城完全让给日本人，叫日军与国民党军直接交锋。
　　5月1日夜，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5月2日上午，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　3000人开进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了司令部。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武装挑衅，不作任何防范，只叫他带来的外交部长黄郭去和日军谈判。日军为了麻痹蒋介石，派特务分子佐佐木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向佐佐木保证国民党与日军和平相处，只请日军拆除工事。佐佐木“欣然”应诺。日军果然拆除了障碍物，撤去了哨兵，同时还放出表示与国民党军友好的气氛。对日本充满幻想的蒋介石完全丧失了警惕。
　　5月3日上午，日军突然对国民党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发起攻击。当时蒋军营长均去师部开会，无人指挥，顿时大乱，损失惨重，其中第二营全部被日军歼灭。九十二师因被指定为济南卫戍部队，奋起反击日军，九十三师亦参加战斗，一下子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敌军师团长福田立即派佐佐木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下令停火。威胁说，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介石立即派出10个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到各部队传令停止对日军还击。同时派黄部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黄郭到了正金银行，福田只派参谋长黑田与黄郭相晤，以示对国民党军的轻蔑。黑田向黄邦提出，蒋军仍有在抵抗的部队，必须立即停火，并一律退出日军警戒区。蒋介石立即照办，严令蒋军不许还击。日军趁蒋军停止抵抗之机，开始对中国军民大屠杀。商埠区的华军全部被日军缴械。外交部长黄郭设在津浦路局的办公处，被日军占领。黄郭及其卫士被缴械，徒手退出，迁往总部办公。尤其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外交公署，将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随员，捆绑毒打。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身份，日军毫不理睬，并残暴地割耳鼻和舌头。其余16名随员也遭百般蹂躏后，与蔡公时同被日军杀害。其状之惨，目不忍睹。日军炸毁济南电台，连同邮电局里的职工一起轰击。在邮电局里避难的居民，被日军当作俘掳抓起来毒打。中国军民，无论在马路上行走，或是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理发店理发，只要被日本大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在普利门至济南车站各马路，任意开枪，截扣车辆，断绝交通。并制造借口，以抓便衣队为名，挨家挨户地搜，百般折磨，直至杀害。居住在济南的一些日本人还组织义勇团，对早时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华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进行杀害。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这次惨案，日寇共杀害了中国军民3254人。
　　日军在济南的所有暴行，蒋介石身临其境，耳闻目睹。对事件的处理，都是蒋介石亲自指示的。5月3日蒋介右严令他的军队停止对日军还击之后，日军开始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5·3惨案”。日寇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污辱他的人格，他一概能忍受。对于日军屠杀民众，蒋介石更是不闻不问，却在5月4日下令蒋军全部撤出商埠区，还不许怠慢。蒋介石所能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派“日本通”去与日军谈判。5月3日派黄郭、陈韬，4日改派熊式辉，5日换成赵世暄，6日派王正廷、崔世杰。希望日寇能从其中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人，以达成某种妥协。但这些“日本通”皆道日寇凌辱，先后碰壁而归。5月5日，蒋介石再次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济南城，严令取消一切反日运动，禁贴反日标语。蒋介石还引用日本发布的新闻中诽谤中国军队的材料来训斥部下。蒋介石竟对部下发出训令：“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作俘虏，即听其捕作俘虏。”
　　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竟对部下发出如此训令，实是古今中外所罕有之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才下得如此坚决，毫不含糊原来他并不认为那是一种耻辱。若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已答应了抗日，若不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恐怕蒋介石连这个“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也不会下达，多半又要严令北平守军“不准抵抗”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了命令二十九军宋哲元“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守士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之外，还调动商震等部驰赴河北待命支援。在庐山上，蒋介石也有一系列主张抗日的举动。这一切，总算稍许洗刷了一点“不抵抗”的劣史。
　　黄绍妨在其所著《五十回忆》一书中曾描述说：
　　“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体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台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发的人员，站在点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们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
　　在卢沟桥，日军进攻一开始，守军即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英勇反击，给敌军以重创。
　　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在庐山的蒋介石打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此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训练团，目的是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蒋介石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各省主席、各军总指挥为团副。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讲课。调集的受训人员是部队的中、高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参加受训。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蒋介石当天就给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