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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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很坚定，不容旁人插言，说完他掉头就走了。
　　所谓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如今，日本要独吞中国，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制裁日本。
　　这时，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在撤退途中，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仍照旧后撤。加之战斗激烈，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指挥错乱，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给日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良机。11月5日，日寇3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进，极度拥挤。这时，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空复有敌机投弹轰炸、扫射，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由于仓促撤退，事前布置失当，既没阵地上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因些造成极度混乱，撤下来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这样在日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后撤部队没有占领并利用工事的足够时间，只得继续后撤。于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就白白放弃了，丝毫没有起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朝今夕改，致使中国军队有计划的后撤一下子变成了溃逃。军队建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各部队各行其是，一溃千里。上海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依靠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了，而为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军队也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卢沟桥事变前的“不抵抗”主义到“8·13”上海抗战中的“坚决抵抗”，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即使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蒋介石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涉，期待着局部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进一步的人侵。在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没能按计划实施既定的作战方针，临时收回命令，将战略转移改为死守，这种盲目的拼死抵抗，终于导致了上海大溃败。可以说，如果按原计划执行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国军队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对日寇进行阻截，那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少不会陷落得那么早。
　　正是由于上海之战的溃退，导致南京保卫战兵力不足。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移驻庐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是南京和平居民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2．守土有责　中正无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
　　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人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迁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问，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陈诚的这一概述，基本上说明了抗战初期蒋介石指挥军队“守土抗战”的情况。无论其军事方略正确与否，总之他是在一心一意地抗日。不仅军事上如此，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其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是主张积极抗日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等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实际的大权和领导重心在蒋介石1人手中。这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规定了调整党政关系的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对内外严密监控。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日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重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项目中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条文，体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如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在军事项目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治项目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之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目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和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项目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目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方面或是对内的政治开放方面，都有积极推动力和相当大的进步性。
　　但是《抗战建国纲领》自始至终强调全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片面要求全国“摈弃成见”，，这表现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这些是不利于发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共产党和各党派对它采取了赞助支持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如果蒋介石真正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条文付诸实施，中国各党派还是拥戴蒋介石的，中国的抗战局面和政治生活亦将有所改观。
　　抗战期间设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容纳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89名；共产党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员委会1名；无党派者89名。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革，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200名参政员的实际政治分野，从上面的数额看，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按《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条例》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要“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实行。换言之，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无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个咨询性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他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蒋介石来说，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各抗日党派可以借参政会提出自己的政见，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6名中的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出席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会上都积极认真地提出有利于抗战的施政方针和建议。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是战略守势，即所谓“守土抗战”，为一城一地，曾与日寇作拼死争夺。南京失守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日之决心。”
　　南京失守后，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新目标。日军渡江北进，意图进占山东，打通津浦路。当时，津浦路北段的仗是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韩所部与日军几乎是一触即溃，以致连连失误。韩也因此被蒋介石枪毙。关于这什事，有关的记载是这样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是当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也比较积极，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表现出了抗日爱国的精神。在抗战中，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有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韩指挥的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在日寇仅以少量兵力进攻山东时，韩竟不加抵抗，率部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一口气退到鲁西南矩野、曹县一带。
　　1938年　1月　　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一开口讲话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令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以资格老一向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声色俱厉地截断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反驳，他身旁的刘峙即劝着韩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好军统特务，遂将韩逮捕，押回汉口，经军法处会审，于1月24日将韩复榘枪毙在关押他的房子里。
　　韩复榘身为一省之长、集团军司令，竟不顾民族安危，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拱手将大片国土让与日寇，理就受到惩处。从这点来说，蒋介石处决韩复榘也是对的。问题是蒋介石枪毙韩复菜不只是因为韩“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抗战中“擅自撤退”的国民党将领，岂止韩复第一人，比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在韩复榘丢失济南的同时，刘峙也是在日寇到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