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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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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夫人有点公事，去昆明走一趟。”曾仲鸣抢先代为回答。
“那再好没有了，我也去昆明。”周至柔在陈璧君旁边坐下。
听说周至柔也去昆明，陈璧君暗暗叫苦。她佯作轻松地与周至柔闲谈起来，暗中留意对方言谈举止正常，心里才稍稍安定。离起飞时间只十分钟了，乘客已验票登机，周至柔起立请陈璧君上机。
“周司令先上好了，机上见。”陈璧君有意要把他支走。周却不走，大概出于对这位副总裁夫人的尊重，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不，还是汪夫人先上。”
这下可把陈璧君急坏了，也算是急中生智吧，她转身向曾仲鸣：“稍等一等，我去去就来。”说着径直向标有“女厕所”字样的方向走去。周至柔这才先行上了飞机。
几分钟又过去了，汪精卫仍杏无踪迹，陈璧君不时注望通往机场的公路，急不可奈。她再次看了看表，离起飞只有三分钟了，便要曾仲鸣通知机场，说汪精卫有事去云南，因批示紧急公文迟到，飞机暂缓起飞。
正在这时，珊瑚坝上一辆轿车飞驰而来，一转眼已到机场外，是汪精卫到了。陈璧君三步并做两步追上去，从丈夫手里接过小皮箱，悄声告诉他周至柔也在机上。
在机场上的军统特工，对汪精卫去昆明事前一无所知，不敢贸然上前查问。汪精卫见他们注视着自己，索性走了过去，道声“辛苦”，又亲热地与他们握手。然后与陈璧君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故竟饶了一个大弯，慢悠悠地走向舷梯。
“江副总裁好！”周至柔瞥见了汪精卫，忙忙向机舱口迎接，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汪精卫颔首还礼，笑容可掬：“刚才壁君告诉我，周司令与我们同机，好极了，多了个旅伴。”
飞机滑行一段后，头一昂，斜插云空。汪精卫轻舒了口气，与陈肇君相视一笑。
当时午后一时许，飞机飞临昆明上空，盘旋几圈后徐徐阵落。汪精卫向外一看，破口大骂：“龙云这个老滑头，搞得什么名堂。”
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拂，军乐声锣鼓声大作。龙云一身新装，率文武官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汪精卫怒不可遏：“谁让他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
待机场上人们尽行散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他指点街景。
送走龙云后，汪精卫把气都出在陈春圃身上：“饭桶，叮嘱你让龙云一个人来接，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还贴了那么多的标语？”
陈春圃哭丧着脸解释：“我把汪先生的话转告了龙主席，他当时是答应了，事到临头突然变了，通知厅、署、局长迎接。我发现后要他改变，他说来不及了，汪先生怪罪下来由他负责。”
“这老滑头居心不良。”汪精卫益发生气：“我是托词来昆明的，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将来他们明白真相后，还不是群起攻击骂得更凶吗。”
龙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在预留后路。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将来蒋介石追究起来，助江叛逃的罪名不可推卸，于是他才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
傍晚时，龙云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欢迎汪精卫光临。汪精卫余怒未消，以机上受颠簸、身体疲乏为由一口回绝了。
汪精卫因与周至柔同机，待周一回重庆，自己到昆明的事即会传到蒋介石耳中。又昆明朝野都知他来此，所以不敢在昆明耽搁。当即他告诉陈璧君：“在昆明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明天一定离开。”于是打电话给龙云，要他于招待美国大使之宴会散后，前来商谈要事。
汪精卫与龙云密谈至深夜，向龙云托出了离渝推行“和平运动”的计划，末了他说，“该说的都已告诉了你，你如是不同意，即可电告重庆把我扣留，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讲此番话时汪精卫形似镇定，心实紧张，不安地等待回答。
龙云笑笑说：‘“汪先生何出此言？汪先生的努力真能达救国之目的，我必赞同。不过有一点，希望汪先生与日方交涉，日军在一年内撤退。”
“我必向日方力争实现之。”汪精卫心定了，“既然你赞同我的意见，就请给我定一架飞机，明天飞河内。”
龙云当即拍板：“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如漏网之鱼，钻进了龙云包租的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仓惶出逃，飞往河内。为麻痹蒋介石，他在上机前发电重庆，意谓飞昆明时，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拟在昆明多留一日，然后返渝。
从此，汪精卫背叛了祖国，沦为卖国投敌的头号汉奸。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猜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
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陕西西安接到龙云的报告大吃一惊。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之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急忙发表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恰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到场并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的讲话中，蒋介石绝口未提及汪精卫叛逃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9日，汪精卫发表唁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
关于蒋介石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的事，汪精卫所说倒也不差。1937年 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并多次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住到了中山陵自己的房子里，冒着危险滞留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密谈判，试图通过他与日本政府“议和”。后由于日方所提条件甚为苛刻，丧权辱国的条款太过明目张胆，故尔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势下，蒋、江联手秘密求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当时曾要求陶德曼“一切都不要公布。”可见他也知道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而汪精卫叛逃后，居然将此事捅了出来，这当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此后数年间，蒋介石一直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出以公心，是绞杀汉奸；而出以私心，则多半与汪精卫“说话太多，知道的秘密太多”有直接的关系。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最后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4．依旧跟共产党过不去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对内政的重要议题是“整顿党务”。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党魂”，则是被蒋介石曲解了的“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部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上，还作出了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规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即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并且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以“收复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政治上亦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阻止青年奔赴解放区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
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只要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对于抗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是有利的，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他深恐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因此当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就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这标志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消极、反动方向转变。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根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因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地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耳广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任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就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朱德、彭德怀等曾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恶行径。
在1940年4月召开的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等刚电谓其全军有23万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凛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这个《提示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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