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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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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缺口,用手电看见有人,便以为是汪精卫,连开三枪。这时河内警方警车来到,唐英杰携王鲁翘越墙逃跑,而陈、余二人因无法翻墙,被河内警方捕获。
陈恭澎等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兴奋异常。谁知天亮后探听得知死者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呜。
原来上午行动组追踪汪精卫的汽车,一场虚惊,曾仲鸣前来探询情况,当夜便留宿于大间室内。其实如果不是曾仲鸣来访,行动组发现大间无人,必然会到小间搜寻,汪精卫仍不免一死。所以说,巧合之中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暗杀事件之后,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
陈恭澎等已知道再也不能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
戴笠在了解了全部细节之后,也感到再不可能天赐良机。他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这次暗杀汪精卫的行动是戴笠以往暗杀行动中最费心血的一次,其竭尽全力、耗尽脑汁的程度简直是空前。而且耗费精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几乎日夜坚守香港调度指挥,连春节也未归与家人团聚。因为这次行动,不仅是蒋介石极为重视的一件任务,而且戴笠早就明白,如果让汪精卫活下来出逃,肯定要投敌组织伪政府,其政治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事实证明了戴笠的预计。就在汪精卫被刺后,日本马上作出反映,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制订营救汪精卫的计划,并专派轮船,在越南当局配合下,将汪精卫接到上海。
多年以后,戴笠一想起这次失败便极度伤心,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我们因制裁汪精卫,被当局捕去的两位同志,至今还关在河内。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漏网,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当时,应该在达莫桥把他打死。不在桥上打,而在晚上行动,已经失策。但当天晚上,我们的同志还勇气甚足,敢于去打,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河内,我们能够造成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一幕,也总算难能可贵了。”
刺汪行动失败,蒋介石未如愿以尝,颇不满意,对戴笠有所指责。戴笠则认为行动人员如王鲁翘等是英勇的值得表扬,而具体负责人因贻误战机是有责任的,如余乐醒被撤职,下放到军统炼油厂挂职。陈恭澎则一直闲置听候处理。对有功人员如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则后来援手推荐他为驻埃及公使。
戴笠是一个记耻的人,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继续筹划刺杀汪精卫。就在刺汪失败后,他立即派王鲁翘潜往上海,继续跟踪行刺汪精卫。但事泄被捕,以后坐了六年监狱,五十年代后任台北市警察局长,1947年死于车祸。
在河内损失两员干将(一直被殖民当局关押)、在上海损失王鲁翘之后,戴笠愈加愤怒。他从此始终把暗杀汪精卫列为军统暗杀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不惜以极大的代价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投进去,使自己能在蒋介石面前失去面子找回来。
1939年5月,戴笠派军统特务戴星炳伪装投靠汪精卫,密谋行刺。但一因戴星炳地位不高,无法与汪精卫接近;二因汪精卫河内遇刺以后,警惕性极高,也无法下手。戴笠却决心不惜代价,增派最受戴笠器重、凶悍无比的老资格特务、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领10名行动员到上海,配合戴星炳密谋继续暗杀汪精卫。
因戴星炳事机不密,被江伯特工逮捕,后被处决。戴笠闻讯继续电令吴赓恕继续寻找机会刺汪。吴在临来上海前,曾向戴笠发誓,不杀汪精卫决不回重庆。因而吴积极活动,找到一位在伪政府任职的老同学预谋用炸弹暗杀汪精卫。不料此人向江精卫告密,致使吴赓恕被捕惨遭杀害。
吴赓恕之死使戴笠极为伤心,也更加愤怒。他不甘失败,再一次布置新的行动。这次他起用了河内刺汪行动失败而闲置的陈恭澎,接任上海区区长,统筹加强暗杀汪精卫行动的领导力量。并成立北极冰箱公司,做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秘密据点和联络站,由军统行动人员陈三才担任指挥,配备穿甲枪,计划阻击汪精卫的汽车。但由于内部人员出卖,陈三才被捕,密点被搜查,所有材料、枪弹均被查抄。这次行动计划时间长,也极机密,戴笠本来寄予极大的希望。但仍然付之东流。
但是戴笠百折不挠,仍然绞尽脑汁、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总结多次经验,认为刺汪行动要长期准备,却经常在过程中出问题而导致失败。他决定简化步骤,减少在长期计划、筹备过程中暴露的风险。经过考虑,他决定采用侠客行刺的办法,不用枪械之类,只凭拳脚功夫致汪于死地。
经过物色,找到一名大力士黄逸光,曾徒手打死过老虎,抗战前曾任童子军徒步旅行团团长,在南京受到过汪精卫的接见。黄逸光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舍身除奸。黄逸光到南京后,拿着当年与汪精卫合影的照片求见。但汪精卫很狡猾,在接见之前,先派特务搜查黄逸光的住房,搜出小型电台、密码本等物,于是黄逸光亦被捕,立即被枪决。汪精卫在批示枪决黄逸光后,也批示枪决了上次刺江被捕的军统行动员陈三才。
蒋介石在此期间一直关注着军统局的刺汪行动,对戴笠组织暗杀行动,每每失败而深感失望。戴笠也运筹无措,因为在1939年至1940年的近一年时间内,戴笠在河内失败以后,连续五次组织刺江行动,不光投人极大精力与财力,而且连损干将,未获寸功。戴笠承认这是他们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老狐狸,他不得不暂时放置,开始策动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江伪集团,获得成功。使蒋介石稍感满意,对协助有功的杜月笙发给奖金法币20万元,发给军统局有关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刺汪虽然失败,戴笠却并没有停止对其它汉奸的追杀。在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人员,共暗杀了数百名汉奸(包括投降 日伪的军统特务)。对整体暗杀活动来说,除刺汪一案,蒋介石总体上还是很满意的。相比较而言,蒋介石对中统除奸活动不得力是不太满意的。
当然,在暗杀汉奸的同时,戴笠奉蒋之命,也不忘反共任务,绑架、逮捕、破坏、暗杀过中共地下党员。
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戴笠的除奸活动应该说是抗日行动,而汉奸被严惩,也是罪有应得的。
5.戴笠之死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都梯、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街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来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仁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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