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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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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
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
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
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
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
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
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
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
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
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
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
“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
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
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
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
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
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
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
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
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
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
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
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
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
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
是如此。

                                蒙古大帝国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
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
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
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
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
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
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
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
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
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
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
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
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
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
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
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
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
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
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
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
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
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
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
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
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
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
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
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  陆。日本
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
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乱,据朝鲜方面的纪录所载,淹没于海中者达13000人。

    公元1281年的远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后,兵力增大数倍。北方的进攻部队有蒙古
和朝鲜部队40000人,船只900艘,仍循第一次路线前进;南方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
领,有大小船只3500艘,载兵10万,由浙江舟山岛起航。规模之大,是当时历史上
所仅有,这纪录直到最后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远征一样,沿海的岛屿,不费力地占领,部队在博多湾登陆成功。
只是在两次战役之间,日本人已在海滩一带构筑了一线石墙,阻碍蒙古骑兵的行动,
于是远征军少有进展。战斗自6月持续到7月,仍无决定性的突破。8月间又有台风来
临,船舶覆没数百艘。海陆军将领连范文虎在内率领巨舰逃脱,淹没的军士难以计
数。陆上残存部队则被日军在滩头拘捕集体斩首。今日国多湾的“元冠冢”即显示
了“神风”的裁判。朝鲜方面称,损失数在参加者半数以上而略强,中国与蒙古的
死亡人数无纪录。日本方面的记载指出:蒙古轻骑兵不能发生力量,而中国军则装
备低劣,士气消沉。

    日本人两次将忽必烈的来使斩首,又两次使其远征惨败,忽必烈极度的愤怒,
于是准备第三次远征,维持其声望。各项准备在二次失败之后不久开始进行,造船
的工作及于全中国沿海,北至朝鲜半岛,中经渤海湾及今日中国之东北,商船也被
征用,供应物品则大量地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盗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
官职以便往日本戴罪图功。公元1285年由长江下游运往朝鲜之米100万石,表示大军
的出动在即,可是1286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语令,将所有的准备全部放弃。
《元史》称“帝以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
民船。”虽说所称符合情理,可是如此声张又自承以前之错误和目下弱点,忽必烈
发出这种指令时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

                             蒙古武功的极致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
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
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当准备第
三次远征时,忽必烈已感到绥靖安南和缅甸的棘手。公元1293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
哇,也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远征军虽然登陆成功却在土人反攻时,受挫折死伤惨
重。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
的极限。

    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
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
比如说忽必烈就花费一生不少的时间。研究如何管理他辖下跨地极为广泛的大帝国。
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
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
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
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
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
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
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
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
一有都有。所以在元军之中,他们构成一种优秀部队,在多种战役之中,发生决定
性的影响。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为一系统,他们的部队称为“探马赤”,通常
发生第二层的功用。华北经过几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统治之后,其人民带混合性格,
虽说不能与蒙古军匹敌,但却较南宋人民坚强,元朝也将他们征集服役,在平服南
宋时发生了效用。蒙古人称之为“汉人”的,其实包括朝鲜人和其他各色人种。最
后南宋投降的军队井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编在元军之内。元朝井且命令属于“军
籍”的户口通过遗传世代都属军籍,这样一来也就俨如社会上带遗传性的等级
(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
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
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在他的教育系统内,蒙古
文的字母至少与汉字均等。而几无例外的,元政府里各单位的首长总是蒙古人。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
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着眼不仅只在忽必烈
在任期间如此,以后的继承人也同样注重。粗率看来,和以前各朝比较,这着眼应
当是一种主要的改革,同时蒙古人提出这样的改革也算得合于情理,因为他们的战
胜取功全凭武力,并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
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
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
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
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
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
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
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
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
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
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
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中国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又在技术上有了进展:造船技术达到了最高峰,直到15
世纪中叶明朝时才开始衰退;中国很多桥梁,尤以在长江之南的,在碑镌上皆提及
系元代所造;元朝开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运河,其河道中途通过高峰;日本的书刊
与马可·波罗同样对元军所用的抛射榴弹和纵火炸弹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
学家、数学家和水力工程师,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务,今日仍有人认为他是当时世界
上科学家的最先驱,而元朝创业之主,也钦定编修《农桑辑要》,以后出版多次,
公元1315年的印数更达一万部。书中有很多农具图解,看来与本世纪上半期在中国
使用的仍是一般无二,而这中间已有了600多年的距离。此间也值得提出:元朝时的
两种农作物——棉花与高粱,此时开始输入中国,它们对亿万中国人之衣食影响深
切,至今已有好几个世纪。

    可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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