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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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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
出版说明
这是作者利奥波德·特雷伯本人五十年谍海生涯的回忆。他出生于波兰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苏联情报部门派到比利时、法国，领导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网。他领导的情报人员深入到希特勒身边，取得了法西斯最高参谋部的最机密情报，为同盟国战胜法西斯作出过贡献。后情报网被破获，特雷伯等被捕。他利用敌人企图拆散同盟国反法西斯联盟的诡计，又进行了名为“大赌博”的反间谍活动。
战后，特雷伯回到苏联，立即为“克格勃”逮捕，关押了九年多，直到贝利亚被清算，才平反出狱。
我们出版此书，为的是向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于这条无形战线的纪录。至于作者的某些观点，应予具体分析。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失之片面，有欠公允。
致谢
全世界所有挺身而出，把我救出波兰的仁人君子， 请在这里接受我感谢之忱。“拯救特雷伯委员会”的战 士们，曾经参预这一场斗争的政党，工会，协会以及个 人，都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才能够写成这一本书。
同时，我要向帮我进行调查的公私机关团体表达谢意。这些机关团体是：比利时卫生家庭部，调查，文献，死亡司，布雷姆夫人领导的工作组。
庐文天主教大学，经济，社会、政治系，勃林东克纪念馆，尤其是侏罗·勒维教授。
比利时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心主任范威尔根曾先生，以及让·杜若尔丹先生和何塞·哥多维区先生。
比利时皇家军事学院，让·莱翁·沙尔教授。
有赖于他们，这本书才能写得比较完整，比较准确。
最后，所有大难不死的“红色乐队”成员及其家属，都请在这里接受我兄弟般的谢意，感谢他们为我作证，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特雷伯
前言
写回忆录的想法，是我在等待波兰当局准我离境的时侯产生的。我在华沙足足等了三年，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涯。这种“自由囚犯”的处境，在精神上是很不好受的。 当时思想的唯一寄托，只有追思往事。
任何人到了旅程将尽的时候，总会记住一段印象最深的时期。我回顾逝去的七十年，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搞“红色乐队”的一段时间。当然，那时候，每拐一个弯都会出大事，危险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我，然而，今天如果要我再干，我仍然可以兴高采烈地再干一番！
现在，我反正什么也不用隐讳了。我唯一的雄心，只在从实叙述我五十年的战斗生涯。
下面便是全部真情实况……
第一章 两个场面
就在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两个场面，相当恰当地体现了我一生中两个阶段。第一个场面把我送回幼年时代；1914年7 月，在我的出生地诺维·塔尔格，一个波兰的小市镇。
我耳朵里仿佛还听得见有人吆唤： “逮住俄国奸细啦！”
才一会儿工夫，满镇都传说开了……谣言吗？这在1914年7 月底是司空见惯的。从这家窗口到那家窗口，在街道上，到处传说：“在波罗宁村子里，逮住一个俄国奸细，马上就要押到这儿来啦！”
我跟同年的孩子们一样，都跑到火车站去看犯人。火车进站啦……一个短小壮实的人，由两个宪兵押下车来。他嘴上留着红毛小胡须，一顶宽边鸭舌帽歪戴在脑门上。我混在孩子群里跟在后面。这不协调的三个人，穿过中央广场，走到市政厅。市政厅只有一间拘留室，拘留一些吵吵闹闹的醉汉。
那名“奸细”关了进去。第二天，宪兵又来把他带走，关进监狱。监狱恰好就在犹太教堂的对面。
正好是个星期六，一忽儿工夫，犹太人都离开教堂，三五成群来到监狱前面，滔滔不绝地淡论战争和“俄国奸细”。
过了几天，“奸细”送到克拉柯维亚去了。诺维·塔尔格的居民，特别是犹太人，都取笑波罗宁村的一位掌柜，因为他好几个月以来，一直赊账给那个奸细和他的老婆。这位犹太掌柜，轻信生人，成为笑谈。一直到1918年的一天，他收到一封从瑞士寄出的信，内容马上便传遍全镇。信里写道： “请您原谅我，在1914年，没能付清赊欠的账就走开。当时的情况比较困难。附款请照收。
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
列宁并没有忘记清还赊欠。而在我却是毕生中头一次接触到“间谍”和“共产党”。这里面似乎有点命中注定似的。但是，我当时才十岁，连这两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尽管后来这两个词伴随了我一辈子。
我的岁月在离奇古怪的战斗中消逝。年纪大了，生活越发孤单……这才出现了第二个场面。日期是1972年2 月23日。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满了六十八岁，住在自己的套间里。前几年合家团聚，替我做寿的情景，涌上心头，更加剧了我的哀愁。当年围着桌子坐的，有十来个人：我的老伴，儿子、儿媳和孙辈。今天，我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当“囚犯”，因为波兰政府整整三年不准我去找亲人。我的亲人都是由于反对犹太人运动而给撵走的。
不知有多少日子了，电话老不吱声。跟外界已经完全隔绝。忽然电话铃响，把我吓了一跳。我的老伴在电话里叫我，向我祝寿。整整一天，法国、丹麦、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美国，都来电话，不是儿子们，便是亲故们，甚至素昧 平生的人，也向我讲几句关切的话。原来，为我声援的运动 已经在欧洲展开，所以陌生人也动员起来．我不再是孤单的 人了。
从23日起，接连几天，邮递员每天早上都送来几十封来 自五湖四海的信电，荷兰寄来两个邮包，装着几百封小学生 的信。其中有画的，也有写的，都是孩子的口吻，向我表示 友情和安慰。我看了感动得潸然泪下。不，我不再是孤苦伶仃的人了。我眼前重新出现童年的场面：诺维·塔尔格……
第二章 诺维·塔尔格
1904年2 月23日，我出生于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镇子小得在当时的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特雷伯一家人住在索别斯街五号。房子不怎么样，是我父亲亲手造的。砖瓦都是自己囤积起来的，到底还是欠了一屁股债。楼下开个小小的杂货铺，专卖庄稼人要的货物和粗陋用品。装满种子的粗布口袋就地堆着。顾客很少用现钱买东西，一般都用他们地上长的东西来做交易。铺子楼上只有一层，三开间，布置简单，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根据一鳞半爪的回忆，我的童年似乎相当安定快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大概是天天过的苦日子，虽然黯淡，却比较容易淡忘。倒是我爸爸每天早晨塞在我枕头底下的糖果，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每天出去干活以前的老规矩。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具有一切犹太家庭的特点。姓的是特雷伯，看不出原籍是哪里。亲故们有的姓特劳恩斯坦，有的姓哈摩希拉格，有的姓辛格，有的姓佐尔摩，也都只是日尔曼族人的姓。有一天，我把这个问题向学校里舱老师提出。他每星期用一个小时跟我们讲犹太民族的历史。他给我解释说，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获准改名换姓。维也纳政府大概认为，犹太人换了德国姓氏，比较容易和奥国居民打成一片。不仅改姓，连名字都换了。就这样，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是；利奥波德·特雷伯。
诺维，塔尔格的犹太族人有三千光景，在中世纪建镇的时候，已经扎下了根。当地的农户十分穷苦，单靠薄地的一点收成，勉强糊口。
村子里，一星期才吃一顿面包。土豆饼子和包心菜是经常的饭菜。星期天，老乡们成百。成百地来镇上礼拜。他们把鞋搭在肩膀上，到了教堂门口才往脚上穿。种地的犹太人也不富裕，一双鞋也得穿一辈子。村子没有富裕的农民，搞集体化的专家们，想揪出一名富农来，恐怕很不容易。连镇子上也没有什么财主。
镇中心，一直没变，有一些比较富裕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住在那儿。他们做买卖，当医生，当律师。走出镇中心，一到边缘的街道上，便是些十分简陋的手工作坊。
所以，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以为乐园在望，兴高采烈地摒挡行李，准备踏上遥远的征途。这种情景仿佛还在跟前。他们敞开衬衫领子，翻在外衣上面，手里提些小木箱子，头戴瓜皮帽，免不了带些得意的神色。
我得马上补充一句，在诺维·塔尔格，仇视犹太人的风气是根本不存在的。犹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关系十分友善。
也许因为当时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在这上面，我想讲一个掌故。有一天，镇子上准备接待克拉柯维亚大主教斯别哈老爷。天主教徒参加接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犹太居民也大做准备，就不免有点古怪了。
这么一来，大主教到了镇上，便当着成千的天主教徒，给犹太教长赐福。这位犹太教长竟仪仗庄严，排着队伍，从犹太教堂里走出来接受赐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教的信徒，但并不过火。星期五晚上，我妈老点蜡烛，晚餐吃鱼。因为价钱太贵，白天只好少吃一顿，以资弥补。星期六，全家去犹太教堂。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宗教仪式只不过体现一些节庆的习惯，大家团坐一桌，吃那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平时虽然不吃大荤，但是也有例外。我妈偶尔也叫我去买火腿，每次都叮嘱我：“留神点，别让人瞧见你进熟肉铺。”
平静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不久便打乱了。战事一起，镇上的一小支驻军便开赴前线。当时好象过什么节似的。部队开拔，乐队领先，枪筒插花，人群欢欣鼓舞。我瞧着出发去打德皇的队伍。几个月过去了，死气沉沉，毫无动静。然后，伤兵陆续回来，住满了医院。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寻欢作乐。
有一天，镇上纷纷传说：“哥萨克骑兵来啦！”真该看看犹太人吓成了什么模样。一说到哥萨克骑兵，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杀犹太人。犹太人立刻组织起来，向维也纳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说来，似乎孩子们不管政治。这通常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政治却不放过他们。我是到了维也纳才开始看报的，前线的消息看得最仔细。我又进了犹太中学，于是宗教问题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对犹太人的观念相当模糊，可是有一个星期六，这个观念搞得越发复杂了。
这一天，我陪父亲去到一座寺庙。姑娘们唱得真动听。
出来时，两个姑娘从我身旁走过。只听得其中一个姑娘喊道：“耶稣、玛丽亚！咱们今天没把‘请听以色列’这个祷词唱好。”我听了莫名其妙。不是犹太人，怎能到教堂里来唱犹太教的正式祷词呢？宗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太不简单。
童年的怪事可还没经历完呢！我记得，从中学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里买冰棍。意大利人在维也纳做的冰棍，很有名气。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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