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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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罢，　　“瘸子”也罢，反正可以跟“资产阶级寡头统治”联合起来去打苏联。
　　当然罗，这一手假如出之于军谍局和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那就不难理解。这在战后已经为人所共知。但是，出之于席伦堡，海德利希，缪勒，希姆莱，这伙盖世太保的祖师爷，那就叫人难以置信了。我真想对杰林大喝一声：　　“你怎能叫我们相信你们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呢？　”
　　对这一帮反动狂人来说，所谓单独议和不过是想拆散反对希特勒的联盟而已。他们想我投身进去的这一场罪恶的赌局，用意不过如此。主要的危险在于引起盟国彼此猜嫌，化友为仇。而纳粹则坐收渔人之利。对我们这些“红色乐队”的战士来说，希特勒的德国跟苏联打仗是没法避免的。哪怕在德苏订立同盟以后，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我们中间尽管有法国人，比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反正我们只有一个颠扑不破的主张：消灭纳粹，彻底消除褐色瘟疫。我们充分估计到，单独议和，盟国离心，会带来多大的祸患。毒瘤非得连根切除。如果盟国中了敌人的离间计，那末，毒瘤就能再度扩散。
　　纳粹在战争初期，已经由于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收获过一次渔人之利。各国人民都吃了大亏。现在1942年，盟国之间又出现裂痕。红军后退好几百公里，人力物力损失惨重。西方目击败况，不禁油然而生疑惧之心。红军经受得起德军的冲击吗？　还能支持多久呢？　另一方面，英美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也在莫斯科引起了阵阵疑云。苏联人心想，西方世界按兵不动，辎重山积，是否要等苏德火并，力竭声嘶，为西方火中取栗呢？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的担心不无过火。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在德国军部，在希特勒周围，有这么一帮子人主张不管希特勒肯不肯，牺牲苏联而与西方单独议和，但这帮子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也知道，英美方面也有一些政界人物乐于考虑跟一个投有希特勒的德国打交道。但是，罗斯福和邱吉尔坚决要求“五条件投降”，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也是确有把握的。
　　现在再谈我到案后的情况。
　　杰林他们的幻想并未破灭，还如数家珍地卖弄他们的计划。可是，在我这么一个俘虏面前渲染他们的把戏，说明他们还不敢肯定是否骗取了情报中心局长的信任。他们观察我的反应，估计我能否跟他们合作。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今后几星期内或几个月里，情报中心将会大规模中毒，接到大批假情报。德国特工特制专送的政治，军事，外交假情报，莫斯科方面都将信以为真。这还不过是下钓饵的阶段。等鱼儿吞了钩，杰林只消沉着地引回丝纶，鱼儿便会到手了。
　　我尽管心绪不宁，答话却狠命装得满不在乎。首先，我想动摇他们的信心。我编了一篇故事，编得有头有脑，才能取信于逻辑性强的德国人。我说：“你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你们凭仗收罗过去的报务员，精心操纵，让情报中心照常跟你们联系。好吧，就算你们得了手。可是，另外一种设想也不见得全无价值。比方说，局长不瞎也不聋，他在‘乐队’奏的乐章里听出一些荒腔走板的地方，可是假装聋哑。万一是这样的话，牵线人到底会是谁呢？　是你们呢，还是他呢？”
　　杰林愕然一怔，随即冷笑说：“你在1941年12月13日的壮举，对你并不曾有多大好处。现在，莫斯科已经不相信你。你没有能够说服局长让他相信你当时是靠了多特工程局的牌号脱险的。”
　　他这句话惹得哄堂大笑，只有皮普上尉不笑，因为那一天是他下令放我的。
　　杰林又说：“你很清楚，任何人在盖世太保手里呆过，哪怕只呆过一分钟，莫斯科便不再相信他们。”
　　我于是下决心来它一手狠的：“诸位，你们忽略了一个要害问题。现在另外还有一个反特组织，跟‘红色乐队’全无关系，专门负责保卫队员的安全。这个组织别有通信渠道，直接向莫斯科报告当地情况。”
　　哪怕我揭发希特勒是个苏联特务，他们听了吃惊的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对专业特工来说，这样的组织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不仅德国人不知道，便是“乐队”的多数队员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
　　这个无中生有的反特组织，一下子就把各自的地位翻了个个儿。他们心里疑云翻滚，渐渐成了信念。我接着说：“你们可以理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十分慎重地考虑跟你们合作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俾斯麦的根本方针，德国决不可以跟俄国开战。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在沙上建屋嘛。我是一个俘虏，还来跟你们闹这么一套，而这套东西的一切窍门，情报中心早已了如指掌，我如果这么干起来，岂不叫人笑掉大牙？〃杰林的答话又引起哄堂大笑。他说：“如此说来，我只好干脆放了你了？　”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说：　　　　“如果你们真要跟苏联单独议和，看来这还算最好的办法。”
　　第二次会谈到此为止。我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心里很痛快。他们的信心动摇了。11月26和27日接连两天，我跟杰林单独谈判。　　“大赌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首先，事情还在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人不能不送出有价值的材料，稳住莫斯科，仿佛一个报务员也没有策反投敌。这事还有一点充裕时间。不过，杰林首先意识到肯特告诉过他法共的特殊联络网有可能把“大赌博”一举荡平。他最怕情报中心通过这一渠道，获悉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有一部分破了案。为了使情报中心高枕无忧，他必须设法利用法共的渠道打一个报告出去，而能够这样办的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他便少不了我。我呢，我很有把握地告诉他，他这一手非垮不可。他自己也不久就可以看得出来。日子越久，我跟法共联系的日子中断越久，情报中心就越会觉得可疑。
　　我的推理并非纯出于虚张声势。我沾计杰林迟早不得不叫我参加“大赌博”，不作为听凭摆布的一粒棋子，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帮手。这么一来，我便能从内部使机器失灵‘杰林向我问道：“如果让你参加，你能提供什么保证？　”
　　我答道：“不存在什么信任问题。有风险你们也得冒。
　　你们用得着我，为的是需要我，你说是不是？　没有我，你们布置下的一整套东西就要垮台。”
　　杰林却还不准备冒这个风险。整整一个半月，他拚命想和法共接上关系，免得向我请教。
　　第十六章杰林六战六败
　　杰林六战六败，更加鼓励了我坚持战斗。第一次败仗。
　　杰林叫我想法子不让情报中心知道我被捕。我马上建议打电话给玛德兰广场一家咖啡馆掌柜，让他通知安德烈（　卡茨）　说：　　“一切顺利。过几天我就回家。”在杰林看来，这句话很合乎逻辑。他不知道“红色乐队”的规矩平常禁止用电话接头事情。如果发生非常情况，要用电话，那末也一定要只说反话。“一切顺利”就是“一切糟糕”。卡茨一听就懂，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切糟糕，我回不了家。”这样，卡茨便再一次可以证实我确实已经被捕。
　　第二次败仗。杰林让肯特发一封电报给情报中心，要求照我的样子，跟法共负责人直接联系。理由是我靠不住，有必要建立双重接触。可是情报中心一口拒绝，理由是各组都不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再让法共同志们冒风险。
　　第三次败仗。别动队又叫肯特手下的发报员，用我的名义要求情报中心通知法共领导，约定地点，日期，钟点，会见法共代表米歇。情报中心复电同意，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办法。
　　别动队员乐不可支，马上开备战会议，决定不抓米歇。
　　非但不抓他，还叫派去联系他的人请他通知情报中心，盖世太保虽然在西梅克斯公司抓了人，但是奥托和“红色乐队”
　　其他人员都没有出事情。
　　别动队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一些。米歇并没有赴约，因为杰林和他的队员们全不知道我在被捕以前，曾与米歇有约在先；凡是情报中心指定的约会决不可直接前往，而要照情报中心规定的时间，提早两天另两个小时，到我们俩事前约定的地点去见面。
　　这样一来，杰林越发如坠五里雾中。谁能想象情报中心规定了约会，而竟敢不去赴约呢？　我告诉他说，米歇人在当地，不象情报中心远在三千公里以外，他也许已经有点感觉到我出事了。
　　第四次败仗。杰林又叫肯特发一封电报，说我从马赛发报有困难，而最近几天，不知什么缘故，法共的发报渠道也不灵了。因此要求情报中心再规定一次约会，去联系法共的联络负责人杜瓦尔（　即费尔南·包利奥尔）　。如同上一次要求联系米歇一样，情报中心再一次规定了约会的日期，钟点和地点。别动队又一次以为成功在望，谁知道他们的希望又成泡影。原因是，我早在11月便跟包利奥尔达成了和米歇一样的密契。不仅如此，我们还规定了只有格罗斯沃格尔有权去会见包利奥尔。包利奥尔按照我们俩的密契，准时赴约，扑了个空。这时节，格罗斯沃格尔业已被捕。这件事引起了包利奥尔的疑心，担心情报中心受愚弄。
　　杰林越来越纳闷。他就算钻了情报中心的空子，但是当地的人不听情报中心的命令，那又有什么用呢？　杰林的第五次败仗。
　　从1941年起，沙德莱广场附近，贝尔耐尔街，雅干开的蜜饯铺一直是我们的联络站，法共转发和收转的电报都在那里通过。在那儿工作的朱丽叶·穆谢夫人，年纪已经不小，为人十分庄重，领导上和店员们都很器重她。她为法共工作多年，从早到晚要接待顾客好几十人。包利奥尔和我都觉头得，在那里传递小卷电报比较方便，于是便去和她接，蒙她一口答应。凡是她那里传递的东西都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半中从未出过差错。和她联系的人，除了她的朋友卡茨一个人以外，一共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是雷希曼。他是在阿特雷巴德街出事以后，回到巴黎和朱丽叶夫人一道担任联络的。
　　雷希曼被捕以后，受尽酷刑，终于投敌自首，向别动队供出了朱丽叶夫人。杰林马上决定碰一碰运气。12月里有一天，雷希曼到蜜饯铺去找朱丽叶，请她传一句话给“老头子”。老头子就是我。朱丽叶冷若冰霜地回答他说；肯定有误会。她根本不认得他，也不懂他说的什么老头子。
　　杰林又碰了个钉子。雷希曼在不久以前还跟朱丽叶有联系，为什么她突然翻脸不认人了呢？　他就是不知道，自从艾弗雷莫夫被捕以后，我们对雷希曼已有怀疑，所以立即下令对他切断一切联系，同时和朱丽叶讲好，今后除了我和卡茨两人以外，谁去联系都得用一个红钮扣作为暗号，而雷希曼却不知道这新办法。
　　杰林不断地盘算对付朱丽叶的办法：应不应该把她抓起来？　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么一来，等于从此切断了法共的线索。不仅如此。抓了朱丽叶，等于承认“老头子”
　　被捕，雷希曼叛变投敌。杰林只好不动，嘴上仿佛贴了封条。
　　杰林打的第六次败仗，也是相当惨痛的。温策尔“老师”越狱了。
　　德国人一共搞到了六座发报台，但是不了解每一台的作用。1942年秋天，他们在苏联空降情报员那里破获一部电台。这是由柏林小组使用的，也就成了假“乐队”手里的头一部假电台。艾弗雷莫夫投敌以后，他的电台大发假情报，极受敌人欣赏。另外还有塞赛的电台，温德林克在荷兰的电台。在法国则有肯特的发报站：铁塔一号和铁塔二号。德国人两部都用，总称三月铁塔。然而，在这个假“乐队”里始终缺少温策尔的那架发报台。
　　温策尔一被捕，立即关进布林敦克炮台，受了刑讯。到了11月，别动队觉得不对头。莫斯科老听不见这位独奏家的演奏，难免生出疑心。至于派个别动队员来代替温策尔，那也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为“老师”是发报高手，有他特殊的艺术风格，情报中心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到了11月，温策尔答应“合作”，德国人听了确实十分满意。
　　尽管温策尔受着严密监视，他毕竟在头一次发报的时候便发出了告警的暗号。情报中心就这样获悉，今后演奏的乐章都出自敌人之手。
　　温策尔还跟德国人“合作”撰写并发出两个报告，名叫“日尔曼报告”。日尔曼便是温策尔的别号。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从苏联方面得知的。第一封电报说：“局长收。急件。与大首长的通常联系已被监视。请指示方式与大首长会晤。我认为此举十分重要。日尔曼。”
　　第二封电报说：“局长收。火急。从德方获悉，密码已破。会见大首长事仍未奉复。本人与局长联系畅达，似无监视。今后如何与情报中心联系，盼速复。日尔曼。”
　　这两个电报决刁；再让情报中心怀有任何疑虑。因为我们从来不用“大首长”这个称呼。温策尔逐渐取得别动队的信任，便在比京震旦街一间屋子里安装了电台。1943年1　月初，监守他的人背朝着他生炉子。他乘机把监守打昏，反锁在屋子里，自己从此远走高飞。
　　对杰林来说，真是飞灾横祸。从1942年7　月以来，比国“乐队”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可能由温策尔报告情报中心。事实正是如此。温策尔逃到荷兰，利用一架没被发现的电台，向情报中心局发电，报告了上述—切情况。
　　话虽如此，别动队自从破获阿特雷巴德街的案子以来，收获却也不可低估：在五个国家，破获六个电台，向情报中心发出几十份假情报。从复电口气来看，局长仍然毫无觉察。
　　不过，杰林却在几星期内接连打了六个大败仗，情报中心的指令得不到执行。肯定有什么地方堵住了。他在沙滩上建筑的大厦总有一天要垮台。
　　看来，别动队队长手里，只剩下了一张王牌，那就是争取“大首长”合作，通过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