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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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晤完毕，我心情舒畅地重回看守所，心里知道报告一定会到达目的地，一定会让情报中心彻底改变态度。不管情报中心领导对于“大赌博”将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反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了：敌人再也不能利用破获的电台，向我方提供假情报，让我们上当。
　　我只消静候复音就成啦。
　　杰林为人本来不太容易冲动。他却对我说，我们一道取得的成就实在叫他高兴。朱丽叶已经把信件收下，他深信铺子里埋伏的苏联特务一定可以亲眼证明，我去赴约纯粹出于自由行动。
　　杰林既然得意扬扬，当然很好，不过我却担心能拿什么理由来解释朱丽叶的失踪呢？　我又觉得别动队一定在严密监视着那家蜜饯铺。
　　朱丽叶实在是非走不可的。我没有任何权利再让她冒风险，对包利奥尔也是一样。
　　星期二下午，蜜饯铺照例该开门了，只见杰林心事重重地走宋对我说：“你知道么？　那个女的没到铺子上班。”
　　我当然想法让他放心。我说：“人已经抓了那么多，朱丽叶当然不敢放心，这不是很自然吗？　她怎能不怕你手下的人和她过不去呢？　”
　　我这些道理，当然说服力不会太大。杰林开始有点满腹狐疑。过了一个星期，他派一个会讲法语的别动队队员到蜜饯铺去打听朱丽叶的消息。那人回来学掌柜的话说：朱丽叶的婶母病危，打电报叫她去。她不能不去呀。
　　杰林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我说：“你看，法共大概起了疑心，觉得你去赴约的时候，行动并不自由。”
　　“我看哪，朱丽叶到底是个女人。女人嘛，办起事来总有点叫你料想不到。反正，最要紧的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咱们不如等着瞧。这才是一切的关键。”
　　杰林摇摇头，模样还是不太放心，只好再说吧。我真正担心的倒不是别动队队长的心情，随后我还有机会做他的工作，真正担心的乃是情报中心的反应。到了夜里，我也不免疑心生暗鬼。我根据切身经历，很能理解要一个人自己认错，该有多大的魄力。情报中心在1942年一年里，一再犯了多少错误？　有时候竞把我都弄得心里寻思，难道撞了鬼啦？　难道有敌人的特务混了进去啦？　是呀！　多少夜我睡不着，夜静转侧，千思万想，越想越担心，越发怀念过去有柏尔青那样的人在领导红军的情报工作。
　　1943年2　月23日，又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杰林兴高采烈来到我的拘留所。我等他先开口。他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肯特的电台接连收到两封情报中心来电。他把两封电报都递给我。头一封电报上说：“红军建军节也是你的生日（　我看了几乎失声欢叫，情报中心知道了）　。我们向你们祝贺。情报中心念你劳苦功高，决定建议政府授予你军功勋章。〃　第二封电报封说：“奥托，同志们转来电悉。希望局势好转。为了你的安全，同意暂停联系，以待后命。有事可径报情报中心。今后工作方针再达。局长。”
　　看了电报，我不用再掩饰我的高兴，一切努力都收了效果，“大赌博”的主动权业已落入苏军手中，报复的时刻到了。
　　杰林也得意得脸上放光。他对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证据，情报中心信任我们！　”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带了孩子们撤退到西伯利亚，她也接到情报中心的通知，说是：“您的丈夫是英雄。他为祖国的胜利出力报效。”签名的有：艾普斯坦上校，波拉柯娃中校，列昂节夫中校。
　　第二十一章布林敦克地狱
　　地狱是无法形容的，但可以看得见，可能侥幸挣扎出来，大多数时候却永远留在那里，总是受尽折磨，没有尝过盖世太保暴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想象力再大，也想象不出那种成了制度的恐怖。　　“红色乐队”的幸存者从地狱回到人间，在他们的记忆里，只留下肉体的剧痛，至今仍旧常常从梦中把他们惊醒。历史的车轮继续滚动，随之而来的是屠杀，罪行，种族灭绝和酷刑拷打，流的血比报纸上头条新闻的墨迹干得还要快。在人类的记忆里，这次战争的轰鸣和惨状逐渐模糊了，甚至给说得象一次郊游。文学，电视，电影给可耻的暴行披上清白的外衣，要不就说成是美德受到了玷污。战争罪犯得意扬扬，云集在游泳池边上，为“黄金时代”碰杯。
　　今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暴行开脱的大有人在；这些卫士为纳粹“褐色瘟疫’’粉刷开脱。历史学家，导演给某个盖世太保——缪勒，某个卡尔，杰林，某个潘维茨，某个雷塞以及他们的帮凶脱下血迹斑斑的屠夫围裙，重新给他们穿上绅士的礼服。雪白的手套掩盖着过去拷打，摧残和折磨池人的魔掌。天真无邪的人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都是高官、军人，反问谍专家，他们要服从命令啊I　他们过去忠实地执行罪恶的指示。今天，第三帝国的这些忠仆给当做老实的公民抬了出来，一本正经地履行他们的所有任务，除了他们所最擅长的以外，也就是，在受难烈士的地窖里充当血腥的刽子手！单纯的执行人，他们单纯地执行处决令就是了．今天，有人却给他们恢复名誉。请你问问“红色乐队〃　的幸存者吧，请他们说说他们的经历，你马上就会觉得时间在倒退，退到中世纪。可是，这不过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那些盖世太保“绅士先生”们在那儿确实如鱼得水啊。至于被捕的人，他们的肉体永远烙上血腥的四个大字：盖世太保。
　　1941年12月7　日，希特勒签署了一道臭名远扬的《就地处决法》：　　“占领区内，对犯有反对第三帝国罪行者，可采取任何措施，以取得情报，可以不经法院审判，予以枪决。”
　　1942年底，卡纳里斯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指令，名为“共产国际线’，规定使用一切手段，对捕获的电讯员，密码员和情报员进行逼供。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拷打情报网头目，相反，应尽一切力量，招降他们。
　　德国的别动队，在这两个指示启发下，从此以后，十分活跃……整个占领期间，比利时的布林敦克炮台就是纳粹选中的一个地方，来发泄池们的兽性。我们的许多同志便是在那里惨遭折磨和牺牲的。
　　布林敦克建于1906年，位于布鲁塞尔到安德卫普的公路旁。1940年战争期间，曾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总部。
　　8　月29日正式改为“接收营”。9　月20日，党卫军头子史密特将第一批俘虏押送到那里去。以后拘留人数不断增加（1940　年11月约有五十余人）　，1941年6　月，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时，达到新的高峰。
　　吃不饱的口粮、苦役劳动、侮辱、殴打、酷刑，这就是·俘虏的日常生活。从1941年9　月开始，改由比利时党卫军当看守。他们有一个人在接收新来俘虏时说：“这里是地狱，我就是魔鬼！”
　　他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大部分囚犯没有经过审判，当中一些人只是暂时关押在那里，随后就送到死亡营去。盖世太保逮捕了他们，还要保守秘密。其他的人要受“审问”，党卫军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碉堡”。刑讯室设在原来的一个弹药库里，有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到那里去。囚犯用滑车吊起来，惨遭前一个世纪的酷刑：夹手指，勒脑袋，电刺，用烧红的铁棍火烙，木桩刑等等……要是刑讯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党卫军头子史密特便放他的狗去撕咬受刑的人。撤退这个集中营时，看守们消灭罪证，清除刑讯室里最容易暴露的设施。他们没有料到幸存者会记住一切，使真相得以大白……
　　战后，当法院调查案情时，把史密特押到现场。不用说，他若无其事，认为都是事实，就是不承认那些惨况。不过他补充说，把犯人吊起来，再让他们掉在木桩上，那些木桩稍为高了一点！
　　“红色乐队”好几个队员是在比利时被捕的。自从艾弗雷莫夫变节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被捕的人的下落了。情报继续用他们的名义发出去。德国人设法让人家相信他们已被收买了过去，仍旧在活动……只不过掉转枪头罢了。实际上，我们的电汛员被关在布林敦克，隔离开来，惨遭拷打，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赌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比利时当局通力合作，进行了调查，取得丰收，搜集到极其有意义的材料。
　　首先，我想谈谈温特林克的情况。大家想必记得，他就是“红色乐队”的荷兰组组长。1942年9　月16日，由于艾弗雷莫夫出首，他被捕了，从那时起，便下落不明。好几个研究‘红色乐队”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德意志联邦的，在战后写道，我们这个同志答应了同别动队合作，1944年他居然逃跑了，当然是乘坐敌人的兵车逃跑的‘。我不愿相信这种别有用心的说法。于是开始进行调查，所得结果只能与之相反：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温特林克最初关在布鲁塞尔的圣·吉尔监狱，1942年11月18日转移到布林敦克。与此同时，他的电台重新开始发报……要是相信我们那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专家，他就只能在两次受刑的空隙里发电报了；的确，这就是两年来这个所谓“投敌分子”的命运……真正的投敌分子，投到德国一边，象艾弗雷莫夫之流，他们住在舒适的住宅里，同地狱般的炮台牢房有天渊之别。
　　1944年7　月6　日，温特林克被押回圣·吉尔监狱，同日，在国家射击场遭到枪决。为了隐瞒他的死亡，刽子手们施展他们的惯技，在他的墓上刻上“无名氏”几个字。
　　我再说下去：报务员奥古斯特·塞赛，也是所谓德国人“招降”的人：他在1942年8　月28日被捕，关在布林敦克，直到1943年4　月，被判死刑，转送到柏林，1944年1　月被处决。
　　伊兹布茨基（　博布）　：电报用他的名义发往莫斯科……
　　其实，1942年8　月被捕后，就送到了布林敦克。他被带去同马克斯·勒斯巴德对质。马克斯是萨拉·戈德堡的小叔。
　　勒斯巴德从奥希威茨回来后说：“博布被折磨得人都认不出来了”。至于伊兹布茨基则于1944年7　月6　日在柏林查洛登堡监狱被处决。
　　1942年6　月，阿拉莫和卡米也落入布林敦克监狱。受刑后，于1943年2　月18日由罗德主持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30日，卡米被枪决。但是，我居然能营救了阿拉莫。我那时想起了他姊姊同莫洛托夫一道工作。1943年初，有一次我同杰林谈话时，向他“透露”阿拉莫是苏联人民外交委员的侄儿。别动队头子向戈林报告。戈林便决定暂缓他的死刑，只判了他流放。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有人在意大利边境的一个集中营发现了他的下落。美国人把他放了出来。以后交给了苏联当局。
　　索菲·波兹南斯卡，阿特雷巴德街的密码员，1942年9　月28日在圣·吉尔监狱的牢房里自缢身死。
　　索科尔夫妇1942年6　月9　日在拉菲特区被捕后几个月，也来到了炮台受刑。我们从当时的一名女囚那里获悉他们所受的苦难。
　　贝蒂·德帕尔塞纳尔夫人写道，宪警用尽一切手段来逼索科尔夫人的口供。他们用手铐把她双手反锁起来，就这样让她等了好几天，然后叫了几个党卫军来，进行威吓，最后一次叫她“老实”点；然后进行了几次对质，重重地打了她好几记耳光，接着用刑。
　　审讯员扭住她，好象她是头猛兽似的，用手捂住她的嘴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在地上。通到那间屋子去的是条又窄又暗的走廊，墙壁就象坟墓里的一样……这间屋子没有窗户，从来不通风，一股烧焦了的肉味和霉味直冲鼻子，令人恶心。里面只见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一条粗绳缚在天花板的滑车上，一个直通布鲁塞尔宪警机关的电话机。审讯员命令她跪下来，趴在板凳上。皮鞭抽下来，一次，两次……
　　宪警知道要打得更狠才行。在场的有集中营头头和两个党卫军，警犬，应有尽有，一样不差。手铐松开后，她得把双手伸向前，宪警把铁料摆布好，勒紧一扣，然后系上绳子，这样，犯人的身子就可以一点一点接连地猛拉起来，直到只有脚尖刚踮地面。鞭子象雨点一样抽下来，皮鞭不够硬，使用警棒，最后用一根坚硬无比的棍子打。她惨叫着，这样可以少痛苦些。但她始终不说话。
　　审讯员暴跳如雷，汗从额角流下来。他决定把绳子拉高，这样，犯人整个身体便悬在空中，身体的重量完全落在手腕上，钢手铐的棱割到肉里去。由于身体摇晃，棍子就不那么吃劲。于是审讯员打个手势，副手便扑了上去，抓住犯人，使她的身子垂直不动，棍子便打得更有力。她再也受不住了，昏了过去。当她醒过来时，只见双手瘀黑，完全不成样子了。她挺起身来，再准备对付她的敌人。他们更加狂怒。
　　于是，先前一幕又重演一遍。人再次昏死过去。这一天，刽子手只好暂且罢手。
　　这种待遇，索科尔夫妇忍受了好几个月。他们电台发出的六百份电报的密码，他们是知道的，但直到最后一刻，始终保守秘密。为了压服他们，刽子手让索科尔夫人看着他们折磨她丈夫，反过来又让她丈夫看着她受刑。索科尔病倒了，体重减到三十七公斤。对他们的抵抗力，连医生也惊奇：“嘿，他还没有死，是个硬命的。人的机体竟能熬得住那么长时间，真叫人吃惊……”
　　，　　但是集中营头子要把他结果掉。他做到了，他把狗放出，来吃掉索科尔。
　　索科尔夫人在德国一个集中营里，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　　　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在布林敦克监狱关了四个月。
　　她遭到她的同志们相同的命运。落入布林敦克的还有负责‘同荷兰联系的联络员，莫里斯·佩珀，1944年2　月28日被枪决。还有让·约瑟，在他家里找到了一部发报机。莫里斯·伯布莱是西梅克斯公司的法律顾问，在布林敦克熬了几个月，常常被“请”到刑讯室，1943年于柏林被枪决。荷兰组的组员威廉·克鲁伊空投跳伞时已经六十三岁，着陆后就马上被捕。他吞吃氰化毒剂，但没有死。盖世太保毒刑拷打他，逼他供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