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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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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盖世太保毒刑拷打他，逼他供出一起空投的人是谁。他咬紧牙关不说。德国人把他带到陈尸所，把盖着他同伴尸首的单子掀开：这是他的儿子，着陆时就给打死了。克鲁伊又被带回布林敦克，后被处死。
在布林敦克审讯时遭到“狗刑”的，还有1942年西梅克斯公司的经理纳扎林·德拉伊，1943年1 月6 日，他在一个女友家里被捕。他腿部给撕咬得血肉模糊，送到安德卫普医院，把腿截去”。回到布林敦克后，被判死刑。他被解送到柏林，所乘火车还运送在法国和比利时被捕后流放的大部分“红色乐队”成员。他的妻子杰曼和两个孩子也在同一列车内，她看见他走过去，两个盖世太保押着他，苍白得象死人，她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人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嗨，这是你丈夫啊！ ”
她找到个机会在走廊里同他呆了五分钟。他对她说：“你看见了吗？ 我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他。1943年7 月28日，他在柏林被斩首。他的夫人在柏林的监狱里关了很长时间。她先后到过拉文斯布拉克，舍恩费德，奥里阿南堡，被判决处死，将于1945年3 月19日在那里受煤气毒刑。 但是15日英国空军轰炸这个集中营。她逃跑出来。她不会游泳，竟然越过了一条运河。以后，她告诉人家说： “当时我好象在水面上行走”。盖世太保把她抓了回去。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她参加了死亡行军，但却九死一生，永远记住这一切……
在这列火车里，还有科尔班、贾斯帕夫妇，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施奈德夫妇、格里奥托等，他们都是在法国被捕的。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在比利时被捕的人：查里．德拉伊，他是纳扎林的兄弟，还有罗伯特·克里斯坦，制作卷烟的路易·特维内，油漆工艺家比尔·胡里克斯，他出租住宅，给他的朋友阿拉莫帮了大忙。还有亨利．罗希，他是玛格丽特·芭扎尔的一个捷克亲属，但池主要同英国情报机关联系。由于害怕各情报网之间发生混乱，1942年，他退出了西梅克斯公司，12月份被捕，在莫托森集中营因过度虚弱而死亡。
“红色乐队”有二十七名战士曾关在布林敦克，其中十六人被判死刑，其他的被送到集中营，打上可以就地处决的戳子。 由于贝蒂·德帕尔塞纳尔的见证，我们得悉，1943年4 月，在柏林莫阿比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关着珍妮，格罗斯沃格尔、卡特·沃尔克内，苏珊·广德，丽塔·阿尔努尔和弗罗尔·维拉斯特。她们面对死亡的大无畏气概，使她们的看守们都不得不赞叹……到了晚上，苏珊，广德唱歌，弗罗尔跳舞。1943年7 月3 日晨被押到刑场时，丽塔·阿尔努尔请求弗罗尔宽恕她在阿特雷巴德事件后暴露了弗罗尔的丈夫斯普林格的名字，弗罗尔原宥了她。卡特听到被判处死刑，高举拳头，向法庭高呼： “我感到幸福，能为共产主义做了一点事。”苏珊，弗罗尔，丽塔以及她们的同志们，在刽子手的斧子下就义。
罗德检察官以凶狠出名，号称“希特勒的鹰犬”，主持对“红色乐队”所有战士的审讯。今天，他是德国一个小市镇的副市长。战后，曾对他进行侦讯，结果开释了他。1948年9 月16日他受讯时宣称：“据我所知，在法国和在比利时，‘红色乐队’被判刑的总人数不超过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中三分之一被判极刑……1943年4月初，我要求戈林元帅赦免被判死刑的妇女，他同意了。”
就是这个罗德又说，在柏林被捕的七十四人中，有四十七人被处决。可是，不能不看到，我调查的结果并不一样·。
在法国和在比利时被捕的有九十人，三十二人判死刑，四十五人投入集中营，其中十三人再也没有回来。在德国被捕的有一百三十人，四十九人被处决，五人死于酷刑，三人自杀”。
这就是真相，虽然还不是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人，他们的遭遇如何呢？ 象西梅克斯公司的马赛分公司的秘书玛格丽特·马里维。还有莫德斯特，厄利茨，卡茨就是在他家里被捕的。还有希雷博、卡茨的兄弟约瑟夫、鲁宾逊、杰曼妮．施奈德的两姊妹夫妇。这些人的下落呢？ 有多少无辜的人，由于在“红色乐队”内活动而被捕！
不少人是合家遭殃的，象德赖伊、格罗斯沃格尔、施奈德、科尔班等。在德国警察的档案里，我发现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后，很多人由于牵涉到“红色乐队”而被捕，象马塞尔·维兰克斯，路易·布尔金、雷吉纳尔·戈德马尔、埃米尔·卡洛斯、博兰吉尔等。他们当中同我们的情报网都没有任何关系。
“红色乐队”的档案，1945年春天，按照柏林方面的命令，在甘堡城堡给烧毁了。战后，只存下来缪勒1942年12月写的一份稿件和德军情报部的文件。皮普上尉（我记得就是他测出阿特雷巴德街的发报台的）谈到了德军情报机关从1942年夏天起如何在有关“红色乐队”一切主要方面被撇在一边。别动队只是时不时把经过删节的或部分的情报通知德军情报部。
战后，为了保住脑袋，别动队的人员捏造了许多故事，一个比一个更荒唐。依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只是依靠“红色乐队”的人，包括“大首长”在内，只是靠他们自发招供和合作而取得成绩的。至于酷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战士，是虔诚的骑侠，只用光明磊落的武器。不幸的是，为了用最卑鄙的办法强奸事实，为了在其他方面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和同谋！ 但是，无论有没有盟友和同谋，谎言是无法永久保住的，真相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巴黎， “红色乐队”数十名战士受尽严重的考验，好象爬楼梯，每登一级，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头是英勇就义。他们为了消灭褐色瘟疫而牺牲。
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证明这一切，会记住这一切的。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继续无情地转动，沉默更加森严。无论是在巴黎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还是他们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这些罪行掩盖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党卫军头子雷塞为例，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国指挥别动队。他把手拍着胸口宣称；“我的机关从来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无瑕，他的手从来没有“摸”过一个俘虏。但是，就是这只手多少次签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强化刑讯机关的刽子手专家手里？ 是谁下令一个月内，三次酷刑拷问阿尔弗雷德·科尔班？ 是谁下令把索科尔夫妇拷打至死？ 在雷塞的机关里是不用刑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设备吧？ 那里没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遵照雷塞的指示，这是刽子手专家从柏林随身带来的！
雷塞只不过是个例子。我可以列举柏林别动队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姓名，可以列举巴黎别动队所有人员的姓名，战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宜结为名，为他们洗刷一切罪行。
对这些刽子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他们是什么人呢？ 无疑，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万岁”的。
在盖世太保当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后期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先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体面的公仆”，于1939年或1940年才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缪勒，全世界把他叫做盖世太保
——缪勒，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为国家社会党党员。但是还未穿上褐衫，他的灵魂就是纳粹的了。这个右派分子，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疯狂地憎恨共产主义，成了潜在的盖世太保。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显露出暗探的才能。缪勒成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刚够十九岁，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当差。十年以后，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师去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纳粹掌了权，这个才能出众的警察便请求海德里希录用，很快就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1936年，缪勒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头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盖世太保——缪勒。他参加了纳粹党，1941年提升为党卫军的军团长和警察中将。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时期，负责进行“大赌博’。
缪勒的两个左右手是国家保安局第四处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后者曾领导反“共党破坏”斗争处。他们领导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指挥部。这个机构设于1942年8 月，旨在统一对付“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活动。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们要对柏林组战土所受的残暴行为负责。这两个人的履历同他们的头子兼朋友缪勒没有多大差别。潘津格一辈子当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开始他的生涯，当时他才十六岁，真是个奇才！很快便步步高升，战争开始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要当盖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期参加纳粹党不可。盖世太保——缪勒，潘津恪，杰林三个例子表明，对于这些天生的暗探来说，参加党是一生的顶点。事实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规模上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警察传统。
杰林，雷塞之流负责对“红色乐队”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了盖世太保在法国和比利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也要负责．例如，雷塞从1940年夏天到1942年11月在巴黎指挥一个特务处，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巴黎别动队队员杨格专门执行刽于手任务，还有柏林别动队指挥部的教官约翰，斯特里炳。他们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不但奉令充当刽于手，而且嗜杀成性，是出于对他们“职业”的酷爱．杰林虽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却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长于挑拨离间。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第二十二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我当初提议同共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
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部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口红色乐队’并末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斯公司棱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 月到了巴黎，捞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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