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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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及时收到了1943年1　月我写给党领导的报告吗？　”
　　“收到了，收到了。我们收到了并且考虑到了你的报告。”
　　然后是一阵静默。接着那位将军改变了话题。他问我：“这么说，你对未来有些什么打算呢？　”
　　我心里想：就看你们如何决定了。但是我回答说：“我已经结束情报工作了。我生活的这一章已告一段落。
　　但是，在回到波兰退休前，我希望能同情报中心说明一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还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说：“我打算搞清楚情报中心领导方面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
　　这个“宗教裁判所”的将军脸色阴沉下来。
　　“是吗？　你所关心的就是这一些！　”
　　“难道你就不关心吗？　……首先，我想对‘红色乐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提出建议……”
　　“好吧，”那位将军打断我的话说，“我们明天就研究你的意见……”
　　第二天，有两个上校来访，我马上发现他们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档案材料。
　　“我确信，”我开始说，“格罗斯沃格尔，马卡罗夫，罗宾逊，苏科洛夫，马克西莫维茨都还活着。可以而且应该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关键在于你们是否同潘维茨还有联系……”
　　“他躲到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里去了。我们是从可靠方面知道的……”
　　于是，我建议派两个熟悉“红色乐队”历史的军官到潘维茨那里去，告诉他：从1943年2　月以来，情报中心通过我的报告，已经知道“大赌博”的真相。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挽救“红色乐队”被囚的战士。这样，战后处理他的时候，可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否则，就马上把底细通知希姆莱和包尔曼。如果他们知道了原来那么长时间都是莫斯科领导在那里牵线的话，就一定会追究潘维茨的责任，势必使他大吃苦头，因为他们仍然有能力给他算账的。
　　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是完全正当的，合乎逻辑的。我的两位对话人郑重地答应向领导上转达我的意见。
　　我在莫斯科用了头一周的时间去写报告，有一个女打字员协助我。但是一天一天过去，我发现我头上的阴云愈积愈多。除非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看不见，不然的话就一定会明白我的苦难还远远没有到头。显然，我并不是受到欢迎的战士，起码人家并不认为我立了什么功。
　　我在给我安排的住宅里过了三天，内政部的两名军官才把我的行李箱带回来给我。原来，我在离开机场时，错拿了查里亚普涅科夫的行李箱，他的箱子同我的一模一样，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查里亚普涅科夫也发觉他弄错了。内政部的那两个军官是负责把箱子换回来的。
　　这两位使者的“身份”是很说明问题的：显然，查里亚普涅科夫也落在他们手里了。这样我就明白了：莫洛托夫当时给他写过这样热情的信，邀请他回国，现在是如何接待他这个“亲爱的同志”的。真是阴险透顶了。我心里十分难受，感到无限痛心和厌恶，想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多么不幸！　本来，他是那么高兴地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准备贡献自己最后的力量，却发现自己落在怎样的一个圈套里！　他在等候莫洛托夫的汽车，人家却给他派来了保安部的汽车，把他笔直拉到卢比昂卡！我的“副官”唯一的职责就是用他那双黄鼠狼般警觉的眼睛监视我。除了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的他都用在房东的女儿身上……一天下午，他外出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我发现的东西使我恍然大悟：这混蛋把一份报告落在桌子上了。报告精确地记录下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那上面看到了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更不用说那些栽在我头上的假话和无中生有的东西了。暗探加伪造犯，真是个理想的伴侣……于是我决定批改这个模范告密者的作业，在所有不正确的地方下面，用红笔划上杠扛，并在页边批上“撒谎”二字。
　　我的护法神这一天回来得很晚，第二天就人面不见了……无疑地，他宁愿抢在我前面向他的上司报告。
　　我回来以后的情况是不难作出总结的：几乎毫不掩饰，我成了个十足的囚犯。
　　人家又给我凋来个新副官，比以前那一个年青。他采用献殷勤的办法。他请我去看电影，我接受了……画面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掠过，但只能引起我注意几秒钟。我脑子里只翻滚着一个问题：他们要把我怎么办？　过了十天，那三个人又来吃晚饭了。象头一次那样，我一点也用不着操心，因为他们带来了丰盛的肴馔。
　　尽管佳肴美酒，任你享用，但是气氛缺乏热情。毫无疑问，他们是负责来盘问我的。我们先前的聚餐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佳，他们希望这一次，我的情绪会好一些。内政部的将军打破冷场：“那么说，”他问我道，“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回到我的故乡波兰去，但是首先我想同领导上谈谈！　”
　　他摇摇头，显然，我是个无可救药的顽固不化的人。他的回答是干巴巴的：“要是你那么迷恋过去，奥托，那么同你谈这问题的就不是我们了。这要在别处谈了（　他很强调最后四个字）　，你明白了吗？　”
　　“我很明白，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我根本不想知道谁管这件事！　”
　　这太过分了。那将军站起身来，也不同我告辞，便和他的同伴一起走了。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打赌，他们一定马上去报告了。我的态度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竟敢痴心妄想要情报中心作出解释，梦想回到我亲爱的波兰去，真是荒唐，不知天高地厚，不可饶恕的野心啊……我发现，我们几乎没有触动桌子上的菜，这些菜却都是十分美味的。
　　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对付最糟糕的情况。反正我听天由命。一个上校来了，是另外的一个。我差一点没对他说：“请进，我已经恭候多时了……”
　　他对我说：“你得换个住处。”
　　我咬住舌头才不致于问他：那个地方生火不生火，铁窗有多厚。我收拾了东西，就跟他走。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谁也不说一句话。黑夜已经降临，但是我颇为熟悉莫斯科，可以估计出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开去的……到了捷尔仁斯基广场，即使我还有什么疑问的话，这时也消失干净了，那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就座落在这里。
　　我们一跨过第一道门，那两扇沉重的大门就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到了第二道紧闭着的门。那个上校一点也不离开我，一句话也不说，便上前按铃，然后通过门上的小窗眼，同一个什么人交谈了几句。门开了，我们便到了这个大衙门的接待室。上校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条，交给了值班军官签字，然后向我转过身来。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长时间地、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动不动地站了几秒钟。我可以作证，他的眼睛闪着泪花。最后，他走了。
　　我四面看看……有如身处大雾的云烟中。然而，现实刺得我眼都花了：我是个囚犯，是卢比昂卡的囚犯。
　　第二章　卢比昂卡
　　这个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在全世界，卢比昂卡是内政部恐怖统治的象征。在莫斯科正中心，就是内政部的大楼。大楼中央，修建·了一座小监狱，专门接待几百名“贵宾”。从部内到各牢房里，有长长的走廊接连，用不着走到外面去。这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