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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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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有一夜，值班的头子，同一向那样，满脸怒色，神经质地抽搐着走进来，他问那上校：“喂，这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
我答道：“一直到我生命最后的一天！”
于是，只听见一连串不堪入耳的话……接着那上校威胁说：“不要忘记了你还有个家。你这样顽固，他们可能要吃大苦头的……” 两三天后，我半夜给叫了去。侦审室外的走廊很安静，人家没有把我带到通常那间屋去，而是到最后一个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侦审官在那里。我走到我的小桌子前面，但是他请我坐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桌子上没有侦讯记录。他对我宣布：“我不愿调查下去了。我把你的案子交回我的上级处理。”
我对他所宣布的意图抱怀疑态度。
“如果你可以写出这样一个谎言满篇的记录来，那么，无沦怎样做法，对我来说都一样。另一个侦审官会来接替你，你们都是一路货色。”
他笑了……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都是阎罗王的小鬼了？ ”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方式变了，但目的不变；从部长到这个‘地方’最小的一个当差的，你们都追求一个目的：打倒党内最好的干部！”
“我想在这个没有外人耳目的地方同你谈谈……如果我不信任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假如你对我的上司讲出我现在要对你说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在牢房里同你作伴……”
沉默了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告诉你的头一件事就是：要保持你的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未来坐牢的岁月还很长呢。特别是，不要做什么蠹事……”
“什么蠢事，你以为我要自杀吗？ 可不！我要斗争到底。
我的意志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活得比你们长久……”
他望着我，凄凉地微笑，接着说；“我所希望的正是听到你说这种话。我决定不再办理你的案子，因为这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所不能允许的。我知道，这会给我造成很大麻烦，但是我准备好了。在我们分手以前，我想向你说明一些事，象你这样的囚犯是不了解这种事的。你以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剧责任就在这里，就在于内政部吗？ 错了！我们不过执行斯大林的政策罢了……”
“忠实的执行人……”
“可能。但是内政部并不是凌驾于党之上的机构。它服从……当然，在执行斯大林的计划时，内政部的领导可能太卖力气，因而做得过分了。斯大林宣布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于是，内政部就清洗愈来愈多的敌人，来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为什么大部分侦审官明知被扣留的人是无辜的，却那么凶狠对待他们呢？ ”
“不要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看做是一丘之貉。年青人没有经验，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确信是在消灭党的敌人，斯大林和苏联的敌人。另外一些人继续工作，但没有多大信心：他们不相信他们所做的事。但是，如果拒绝工作，那么，第二天，他们就会坐在被告的席位上。恐怖就是这个制度的动力。最后还有那些‘职业家’和那些暴虐狂。”
“有一个问题是我不明白的，”我对他说，“当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格利科夫元帅视察了解放地区的俘虏营。他以斯大林和党的名义郑重宣布，落在敌人手里的所有俄国人，欢迎他们都回到祖国去。于是成千上万的战俘回到了苏联？ 但是却立即遭到逮捕和流放。为什么呢？ ”
“你看，斯大林并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同我们昨天的盟友打仗的可能性。于是，他便大规模地对他认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进行清洗，首先是战时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人：士兵，军官，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斯大林又曾宣布，在苏联的一长串民族中有‘薄弱环节’。胜利后，他为俄罗斯民族干杯，这就等于向内政部指出了哪些是嫌疑分子：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洲人，乌兹别克人，犹太人，简言之是所有少数民族。这一切总有一天要完的。我们党的领导是会改变方向的。但是我自己嘛，我不愿继续做这些罪行的帮凶了。
你的命运，就同柏尔青班子所有老干部的命运一样，甚至在头一次受审以前，就已经决定了。”
他再一次强调说：“但是我的共产党员良心不允许我继续干下去了。”
在他讲话的时候，我把放在桌子上那包烟拿过来，抽出一根，把它点着……他中断了他的话，惊奇地问：“你抽烟吗？ ”
“我抽得可厉害。”
“那么说，你五个月来不肯抽我一根烟是因为我是另一边的人罗！我不后悔对你讲了真心话；你在这方面又一次表现出你坚强的意志。我坚决相信你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因为失去了一切希望，便选择了慢性自杀的道路。……”
早上七点钟，天蒙蒙亮。我们长时间地握手。就在我走出房间的时候，上校又说：“希望我们能在监狱外面再见！”
我这个囚犯同内政部负责审讯犯人的上校进行了这次交谈，好几个星期来，一直占据着我全部心思，是我取得安慰的泉源，它孕育着希望。我刚刚得到了证据，证明即使在撒谎做假的王国，真理也是可能取胜的，虽然这不过是暂时的胜利，但却在我的牢房深处射出了一线光明……
这个时候，内政部拼命消灭我被关在卢比昂卡的痕迹。
其实非得在真空里隔离起来，一点消息也不传出去的并不只有我一个。我的妻子露芭接到军队情报部门的正式通知”，说我在战争期间失踪了，可是这个失踪的人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步行二十分钟就能走到。由于我下落不明（ “失踪”
这个词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假设） ，所以我的家庭拿不到津贴，但是却免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我妻子在莫斯科郊外买了一问小板房，就同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如果法国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朋友问到我的下落，人家就可以证明我的亲属生活得很自由，身体健康。
当1957年我回到了波兰时，以往的一个熟人告诉我说，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负责会见那些关心我的人，设法让他们安心，但是装成是偶然碰见他们的。他故作神秘地告诉别人说：“特雷伯嘛，可是你知道吗，他出差到外国去了，可不敢说出去啦！ 现在，如果你想见见他的妻子和儿女……”
犹太作家伊萨克·普费尔1948年同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一起被捕了。不久后，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路经莫斯科，要求见见他的老朋友普费尔。“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等一个星期，他现在在黑海休养。”
整整一个星期，内政部的人把食物和药品塞给普费尔吃，让他那种囚首垢面、蜡黄的脸色来得及缓过来，然后给他换上一身新衣服，把他带到罗伯逊的旅馆去。访问结束了，又把他押回牢房，后来，到1952年8 月，他就给枪毙了。
1946年初，我已被送到勒福托沃监狱，在那里呆了将近一年。新侦审官是个少校，他从零开始办理我的案子。他早就知道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所以并不试图从我身上取得什么惊人的结果。但是他开始用一种新战术——刽子手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他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在狱中的生活更加痛苦……最初，我同一个俄国军官住在一个牢房里，他被控是给美国收买过去的一个间谍，因为他被德国人俘虏了，整个战争期间，都关在一个集中营里，而这个集中营后来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这个可怜的人在白俄罗斯家乡的一家人都给纳粹杀害了，即使这样也得不到宽容和怜悯。以后，又赏给我们另一个伙伴。他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他的功劳本上，着实可观：他是白俄罗斯盖世太保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象是凑巧似的——他曾在明斯克附近大肆屠杀平民。
我听完了他的罪恶回忆，问他说：“你会不会有时觉得内疚呢？”
“内疚？ ”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我不过执行上级的命令罢了。不过，请看，有时候我会做恶梦，又看见我曾目击的可怕场面，要是我在睡梦中惊叫起来，请你们不要见怪。”
那苏联军官一言不发，听完他的话，情绪十分激动，脸色惨白，从他全身发抖和直楞楞的眼神来看，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
他不停地说，声音很低，几乎听都听不见：“也许就是他杀了我的一家！”
等那纳粹分子受审去了，我们把值班军官喊来，要求他把这家伙带走。他把我们从头到脚打量一下，回答说：“你们简直忘记了你们自己也是一丘之貉，根本谈不到把他带走。”
说完，他便走了出去，砰一声把门关上。
清晨一点，那盖世太保分子受审回来，他躺下来，马上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我发现我的同伴也张大着眼睛。
突然那纳粹分子嚎叫起来，既可怕，又叫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见那军官站起来，掐住那家伙的脖子，使劲地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在这种碰撞的治疗下，当然，他醒过来了，痴呆地两只手捧着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前告诉过我们说你晚上会叫唤，”我对他说，“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你还会乱闯乱动。你在梦中把脑袋撞在墙上了。”
这一回吵闹得很凶，看守冲到我们的牢房里来。我们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看到了我们那个同房囚犯的样子，他们明白了，什么也不问便出去了。
这一天晚上，我去到受审的地方。我的侦审官笑着对我说：“看来，你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囚犯了，你已经以审判官自居了！”
“你要说什么？ ”
“得啦，不要装成清白无辜的样子了……那盖世太保分子，是你的杰作呢，还是你的同伴的杰作？ ”
我笔直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两个人都有份！另外，我要提醒你，如果不把那家伙从我们那里带走，以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概不负责任。
情况可能会更为严重！”
我回到了牢房，发现那纳粹分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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