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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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不久，又换了一个人来。这是以前的一个红军上尉。
　　战时他给一块弹片削掉一角额头。这创伤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刚从精神病院呆了几个月出来。
　　他到来的第二天，中午时候，人家给我们送来了洋白菜汤。所谓洋白菜，不过是外表而已，一点点残渣，漂在并不开胃的汤水里。我的新同伴沮丧地望着那淡薄的食物，沉默了一会儿，说：“唉！犹太鬼，犹太鬼，这些肮脏的犹太鬼，我们遇到所有这些倒楣的事，都是因为他们的过错！……”
　　我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他说：“听着，我的老先生，安静点，别说话。因为，我警告你，在你面前就有一个犹太人！”
　　他马上安静下来了，道歉说：他是个病人，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一点，我有机会看得出来，只能好歹忍受这个半疯子同我呆在一起，他是每顿饭都要吃犹太人的。
　　接着又轮到了普罗尼纳上校。他虽然外貌大大变了，但一走进来，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以前在情报中心，他负责“红色乐队”初期一切有关我们的问题。
　　他老了，脸上还可以看出他所受过的痛苦。我们互相拥抱，彼此都想不到竟然在这个地方相逢……
　　“怎么，你也在这里？　”
　　“你呢，你在这里干什么？　”
　　这有点傻里傻气的对话继续了几秒钟。
　　门又开了，那军官走进来，一把抓住普罗尼纳的胳膊，把他拉了出去，对他说：“搞错了，你不应该在这个牢房里！　”
　　搞错了，笑话！这次会面是专门安排的，好让我们看看，对情报部门老人员的清洗仍在继续进行。以后，同样的情况又再发生，这一次是理查德·索尔格的电报员克劳森。他是从海参崴来的，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他很消瘦，面带病容，抽搐着，病得背都驼了，很艰难才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他精神十分沮丧，变得“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在日本坐了那么多年牢，一回到苏联，又给逮捕起来。说实在的，对于一个头脑健全的，不受内政部逻辑影响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不能理解的。理查德·索尔格的遭遇是克劳森告诉我的。索尔格于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　日被日本人枪决，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枪决1　以后，我又同—个六十岁上下的人住在一个牢房里。他显得很年青，神态安详，稳当，对我产生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留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回来后就被捕。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超然自若，好象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了。至于我自己，在这些交谈中，我一向是不谈以往的活动的。我怎能知道在这些“住客”里领导部门会不会安插一个伪装密探，或者装上一个窃听器，把我们的话都记录下来呢？　监狱的墙尽管很厚，但阻挡不了秘密传播。在事情发生后很久很久，我才得悉关于温策尔的事迹片断。有一个军官从1945年便被关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曾经同一个德国军官共住一个牢房，这个军官以前是同温策尔关在一起的。我通过这个途径得悉温策尔被捕后遭到可怕的折磨。虽然身衰力竭，几乎只剩下了一口气，他仍然继续希望这个噩梦有个尽头。
　　另方面，我却没有见到肯特，也没有见到潘维茨。
　　第四章　活死人的收容所
　　别了，勒福托沃……
　　这一次，囚车离开了莫斯科，开上了一条插进森林里的道路。经过了几小时的路程，我们到了一座大楼前面。大楼隐没在树丛中，从外面看，一点也不象监狱。我以前听说过这座十分特别的院子，囚犯在自己中间把它叫做“别墅”，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一个看守走过来，凑到我耳边说：“这里讲话要悄悄地说！　”
　　每个最细微的地方都经过研究来避免发出音响。门不会发出嘎吱嘎吱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走廊里没有嗡嗡的回响。人家没有搜我身便直接把我带到一个牢房里。奇怪的牢房，三步长，两步宽：床翻到墙上，有一块一丁点大的板子和一张板凳，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墙壁是镶着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个小窗眼，透进一点点空气来。
　　静寂！我听见了静寂，绝对，混沌，压抑得你无法逃避。我是半夜到达的，在其他监狱里，从早到晚，一片喧闹。这里则是无声世界。整夜亮着的灯光照得我两眼发花。我没法入睡，希望听到一点点声音扰乱这个安静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是白搭。
　　我突然惊醒过来，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看守要我起床。
　　我没有听见他走来，那当然听不见啦，他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门一点吱声也没有便打开了。
　　已经早晨了。时间失去了其他监狱里嘈杂的节奏，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时间的概念。谁也不找我，谁也不给我说话，饭是从小窗眼给我送来的，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牢房是个坟墓，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给活埋了．有时，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静寂，穿透了密封的隔墙，吓得我毛骨悚然。那里，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