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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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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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