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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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史景迁的“历史故事”中，描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司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景迁还引证了一则旁人的口述细节来说明，老舍对回国是有深沉思考的。“临行前几天，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好友赶来看他。他们一起坐在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草坡上，老舍一声不响地思索者。轻风徐徐吹过，从远处动物园方向传来一阵铜管乐声，惊醒了他的沉思。他对这位友人说，他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37史景迁在这里引述的“三不原则”来自乔志高写的《老舍在美国》。乔志高说，在老舍从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几乎每天陪着他，吃馆子、看电影，开车四处观光。……老舍一开始就对我说，他的太太和子女已从重庆回到北京，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其次他又郑重地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38遗憾的是，乔志高的“记忆”是“孤证”，老舍在回国以后写的散文《从三藩市到天津》或其他别的什么文章里，对于离开美国前是否天天跟他在一起，只字未提。我当然无意，也无法对乔志高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的“记忆”与心态提出质疑，更何况据说赵浩生也在老舍上船前听过老舍的“三不”说。我只是在此提出一个同样来自“记忆”的事实：“老舍1949年底回到北京之后，家属还住在重庆，那里暂时还没有解放。老舍一个人住在北京饭店里。”39这至少说明，乔志高的时间“记忆”是错误的——老舍“的太太和子女”此时并未“从重庆回到北京。”
　　写回忆性的文章同“口述”发生在过去的已成为历史的事，靠的都是“记忆”。而当“记忆”像口述史料一样，在没有旁证时，似乎就有可能成为惟一的“真实”，哪怕它也许是根据叙述者自身的需要和想象杜撰出来的。在这里，乔志高的“记忆”与老舍夫人的“记忆”或事实撞车了，而我在采访“老舍之死”进行口述历史田野作业时，这种“记忆”碰撞的车祸更是频频发生。关于老舍回国前约法三章的这“三不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口口相传的“记忆”，才使坊间又有了另一个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解构”版本，即说老舍回国前与周恩来有“约法三章”，（一）不公开骂美国，（二）不在共产党里做官，（三）不公开夸奖共产党好。40此说或许是想说明，老舍最后之所以会自杀，与他回国后违背了自己的“三不原则”密切相关，这样“老舍之死”似乎就具有更意味深长的悲剧色彩了。仅从老舍自杀的消息传到海外以后他的亲友几个追忆的片段，就能看出意在把老舍的归国与他的悲剧死亡串联在一起的暗示，而这些并非“记忆”的描述，可能只是主观的揣测，不足为据。正像乔志高，在1977年写这篇《老舍在美国》时推测的，“在离美的前夕常常情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矛盾，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对美国——美国的生活方式、凡百事物——愈来愈讨厌、鄙夷，甚至憎恶。我想不如此恐怕不容易坚强他们回大陆的决心吧。显然老舍此时的心境已到了这个程度。”41更有人认为，老舍的归国是受了共产党的“诱骗”，由于“轻信”和“冲动”，“走错了一步路，”“一失足成千古恨。”42事实上，单从以上石垣绫子的回忆性叙述和史景迁的引述乔氏说法，不难看出，两者是相互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换言之，石垣绫子“记忆”里的老舍与乔志高“记忆”里的老舍判若两人。否则就有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老舍的政治城府太深了，他一方面感到新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共产党的事业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为避免言多语失，“祸由口出”，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立誓要三缄其口；第二种可能性是，老舍的思维是天真的。他不可能对新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做出预期的成熟判断。无论如何，即便真的有此“三不原则”，也恰如史景迁所说：“在当时那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想奉行这一信条，绝非易事。”非但不易，“1950年2月，老舍与丁玲一样，也成为全国文联常委会成员，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分析说，美国已‘堕落为法西斯主义’，海内外的中国人必须在‘两大阵营’中选择其中的一个。”43

　　“人民艺术家”（1949—1956）（4）

　　其实，老舍在回国以后的1950年1月，就在散文《美国人的苦闷》追述了自己当初在美国对于美国的失望：“思想不能自由，在这反共思潮之下，乃理之当然。共产党员因思想问题而变成罪犯，思想前进的教授与公务员因思想问题而被撤职，美国立国的精神至此而丧失殆荆……为了防共反共，三年来美国人把原有的很小的一点自由也快丢光了。”441949年10月13日，为美国人感到“苦闷”的老舍，在旧金山乘乔志高“记忆”所说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踏上归国的航程。
　　回到阔别14年，已经是新中国首都的故乡北京，老舍像几乎所有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他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由阳翰笙陪同，会见了周恩来。“老朋友相见，畅谈了很久。这件事，对老舍后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45老舍对新政权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好像一下子就那么自然地融入其中了。也许正像茅盾1978年在老舍骨灰安放仪式上致悼词所说：“1949年应召回国后，老舍先生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46他在散文《由三藩市到天津》中明确表示：“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两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47作为一个“写家”，他要以写作上的脱胎换骨，来表达对新社会的热爱，甚至是报答新社会对他的接纳。此时，他的家人还远在重庆，他一人住在北京饭店一间不太大的单间。他把梳妆台当成临时写字台，“就对着那面梳妆台的大镜子，趴在过矮的台面上写起鼓词和相声来了。”481950年元旦，是老舍在新中国过的第一个元旦。他提笔下了太平歌词《过新年》：“大年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胜利的新年这是头一次，/工农翻身福在眼前。/从此后，大家生产，大家吃饱饭，/真正的自由平等到了民间。”49老舍实在是个勤苦的“写家”，据老舍日记载，在回到北京最初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共写：太平歌词80行，各报；《别迷信》130行，《人民日报》；《劝北京人》（作废），140行；《生产就业》203行，《说说唱唱》；小文，《文汇》；《美国人的苦闷》，《文艺报》；《从三番到天津》，《人民文学》；《怎样改相声》，《新建设》；《写鼓词的经验》，《人民日报》；《评三打祝家庄》，《戏剧月刊》；相声《逛隆福寺》，《新戏曲》；相声《菜单子》，《说说唱唱》；相声《文章会》。”501950年6月，老舍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会员的身份列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言，开场便真诚表达了自己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51正像老舍发言中所说，他在回国半年多的时间里，一面继续学习文艺创作，一面参加北京的各种文艺活动，很快并十分明确地理会到：“当今的文艺活动是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演为准则的。那就是说，文艺须为工农兵去服务。”52而且，这个原则无疑是文艺界团结的动力。
　　这个月，他为开明书店即将出版的《老舍选集》写了篇《自序》，开始对以前的写作提出自我批评，并做了“简单的自我检讨”。他说自己只是善于说故事，并非第一流的小说家。而且，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正义感被幽默冲淡了。他认为最糟的是，小说《猫城记》“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只所以会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是由于自己未亲身参加革命的缘故。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他还把这篇序文的产生，归功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明确的指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53像绝大多数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还没解放时就开始批判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一样，老舍的自我改造也是自觉自愿的。从老舍写于1952年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得知，他刚一回到北京，最先看的一部书是《毛泽东选集》，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这篇伟大的文章”，老舍狂喜不已。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他认识到自己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混得久了，思想、生活和作品，都已经慢慢地瘫痪了。以前，在文艺与斗争当中，他能把文艺与政治截然分开，以为政治是不同于文艺的“另一回事”。而“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决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首先，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他愿把解放前写的东西只当作是“语文练习”，希望今后所写的东西，“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甩掉阻碍前进步伐的“老作家”这个包袱，“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54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自认小资产阶级自由文人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共同心声。
　　1950年7月1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时，问他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他打算马上动笔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并说已约好，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实地采访。55他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使他不能不动心。他自然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他感到自己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56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57之情，老舍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并因为它的成功上演，1951年12月21日，老舍在授奖现场热烈的掌声中，从北京市市长彭真手里接过了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奖状。奖状的全文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对教育广大人民和政府干部，有光辉的贡献。特授予老舍先生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当即感动地表示：“今后一定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谦逊地说：“不是人民的时代，我成不了人民艺术家。”“没有北京人民当家作主后发挥的建设祖国的热情，我写不出《龙须沟》。所以，这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属于整个北京的劳动人民的！58更为重要的是，老舍从这个荣誉中感受到，写作三十年来，他“只有在最近的五年中的新社会里”“才得到一个作家应得的尊重。”59史景迁认为，老舍回国前“顾虑重重”，但“他很快就转而适应社会主义现实的新要求，而且颇为成功。”《龙须沟》“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60这其实是老舍新旧两种心境对比的真实写照。

　　“人民艺术家”（1949—1956）（5）

　　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这一天，他写下了一篇决心书式的文字《写于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抒发自己那份获得了写作自由的孩子般的狂喜：“我恢复了写家的尊严，可以抬着头走路了，可以自由的走路了，我的头不再发昏。”“现在，穷人翻了身，我必须给他们写作，这是多么高兴的事呢！而且，写得不够啊；我恨自己只有一只手会写字！我也可以骂我所憎恶的人了，连反动派的义父美国流氓也可以骂了——当初，在重庆的时候，骂日本侵略者都须有个分寸啊！“从前，社会与我的中间砌着一堵高墙。现在，社会上的一切是我写作的泉源。”“两相比较，这个变动太大了，我的喜悦也就变成一团火，燃烧着我的心，催着我写作。”61“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62
　　老舍从心里往外爱这个新社会，他说是新社会这座大学校，使向来洁身自好、文文雅雅的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有心学习的学生。”在回国的第一年里，“社会上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是群众的力量和义愤感染了他，教他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63
　　没有理由说，老舍的思想检查不深刻。他认为自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