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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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不衰。这大概跟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普通读者特别是电视受众的接受能力有关。单以中国的抗战文学来说，《四世同堂》自然是其中的珍品。但它同样有主题先行的成分。老舍希望通过对日军占领下北平各色人等的描述，触及民族更生的问题，在国难中批判与反思国民性，在灾难过后吐故纳新。“故”附着在老舍笔下的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洋等人物身上，而钱默吟和祁瑞全无疑是“新”的代表。但从小说中看得出来，老舍对这些所谓的“新人”并不熟悉和了解，只是努力把良好的品德堆放到他们身上：正直、勇敢，平日不追求物质享受，国难当头勇于献身。但读者反而觉得他们与正常人有距离，一点也不可亲，甚至有时还神经兮兮，莫名其妙，尤其是电视连续剧里塑造的那个钱默吟。倒是那些反面角色，像祁瑞丰的无聊、胆小，被老舍写得淋漓尽致，这才真是写《骆驼祥子》的那个大手笔所为。至于《四世同堂》里的日本人，写得就更不尽如人意，反战的日本老太太过于概念化，残害中国人的日本人虽没有具体形象，但老舍总是刻意丑化他们，几十年过去，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家仇国恨的普通读者仍能享受到阅读时的痛快。但那样的人物明显缺乏人性的深度，让没有亲身经历却独具艺术慧眼的后人读了会觉得老舍不庄重，有造作的成分，反而影响了小说历史价值。809这也是《四世同堂》虽被认为是“属于托尔斯泰创造的‘心理历史小说’，是中国的‘现代史诗’。”810却无法真正在艺术上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反右”到“文革”（2）

　　从老舍在回国后头几年里写的许多文章的题目就能直接感受到，他的创作心态是单纯的，从创作热情上也真诚地流露出，他有多么爱这个新中国。《我热爱新北京》、《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各尽其力，一致爱国》、《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为人民写作最光荣》、《高高兴兴的活着》、《挑起新担子》、《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爱国也有够吗》、《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等等，都无外乎要透露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歌颂祖国的伟大山河，歌颂勤劳可爱的同胞，歌颂被解放了的每一寸土地！“爱我们的国家吧，这国家值得爱！811“假如有人敢轻视或仇视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我就会用我的笔，我的思想，甚至我的牙，去诛伐，去咬死它！812谈到政治热情，老舍也是十分坦诚：“政治热情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政治热情使我们欲罢不能地前进。”“我有政治热情，所以我才肯勤学苦练，才写出不少的东西来。”813“政治热情督促着我写下我的内心喜悦、新人新事和我们新社会的成就。”814“政治热情是文艺创作的最大的鼓舞力量。我们必须时刻关心国事，用我们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在我们社会里，不关心政治的人必然会落后。……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热爱生活，才能使我们的笔端迸出生命的火花，燃起革命的火焰。”815“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会有五年计划的产生，让我们以文字、绘画、歌唱等等歌颂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表示我们的感激吧！816“我有政治热情，所以我才肯勤学苦练，才写出不少的东西来。没有政治热情，不肯勤学苦练，窍门也也许变成邪门。……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都是值得作的，都必须作好。”817他“没法不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生活。新社会的人民是自由的，日子过得好，新社会的街道干净，有秩序；新社会的进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新社会的……”亲眼所见的这些，使他“没法不兴奋，不快活，不热爱新人新事。除非我承认自己没有眼，没有心，我就不能不说新社会好，真好，比旧社会胜强十倍百倍。……我的政治热情是真的。”所以，他不觉得“写那些通俗文艺的小段子，用具体的小故事宣传卫生，解释婚姻法，或破除迷信等等”是有失身份。
　　当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排演老舍的话剧《春华秋实》时，北京市三位市长“都在百忙中应邀来看过两三次，跟我们商议如何使剧本更多一点艺术性与思想性。”《龙须沟》上演后，“市长便依照市民的意见，给了我奖状。”在精神上得到尊重和鼓舞，便一年到头老不断地工作。他除了生病，从来不肯休息。他总嫌自己写得少。“新社会里有多少新人新事可写啊！只要我肯去深入生活，无论是工、是农、还是兵，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料。”他甚至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818其实，老舍始终强调，作家要写生活就得有生活，而“所谓生活，必和革命斗争分不开。”“不参加革命斗争，就不会得到应有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经验，写出来的东西也就薄弱无力。”8191957年元旦的《北京日报》发表了老舍不足300字的一篇极短文《人长一年，事进千里７，流露出对文艺届的不满。他呼吁大家帮助，“少叫我开会，多鼓励我写作。”“就是开会的时候，我也希望少谈些零七八碎的琐事，而多多文艺。我们缺乏这种谈论文艺的空气，希望今年文艺界改改作风，十次会议至少要有六次是谈文艺问题的！820他甚至说过这样的气话：“每天上午要写作、搬花，就是毛主席找我开会都不去。”821与以往不同的是，老舍的巨大热情之中，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意识。“我有热情，有大步前进的冲动，但在我一心想把革命斗争的事实变成血肉丰满的艺术作品时，我的政治理解和生活经历的局限却妨碍了我。”他意识到他的作品显得空洞平淡，是“因为我在写我并熟悉的事情。”他在一成不变地表达“一部文学作品肯定是政治宣传的一件武器”的同时，开始明确强调，“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822曹禺在回忆起当时北京市委让他写协和医院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对此深有同感。《明朗的天》当然是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以后，旧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迎接新时代，谁能说意思不好呢？但曹禺对知识分子生活不熟悉，光靠在协和医院呆上半年体验生活，不断地跟人聊天，访问家属，自然“写得不能够很动人，就像一个车子，让人推着走，而不是主动自己走。车子有汽油、有机器，自己走多好，多快呀。但是你没有机器，没有汽油，让人推着走就走不动。”其实，像老舍一样，作为一位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杰出剧作家，他不可能不知道剧本的毛病出在哪儿？但他在看见别人受冲击以后，自己就胆小，不敢写了。有些熟悉的材料，觉得和时代不合适，不愿意写；领导希望写的，自己又不熟悉。因此就写不出东西了。823像他在1957年向中国作协递交的今后十年创作计划，都是他所不熟悉又不擅长的：“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824老舍的写作计划是，“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825正像王蒙认为的，若把老舍解放后的全部作品和活动做纯文学或纯艺术的考察是一件相当肤浅的事情。因为这个结论很好下，无须研究人员，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得出。老舍典型地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共和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程。826老舍的内心是清醒的，他在写于1962年的《生活与读书》一文中，总结建国后所写的诸多作品，“没有一本出色的。”为什么以如此饱满的政治热情，“兴高采烈，不断地劳动，”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呢？首先是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知道的不多，认识的不深，而又急于写作。于是，就不能不东拼西凑，把作品拼凑出来。这不会成为好作品。”他努力从自身找毛病，“即在以写作热情代替了生活经验的积累，写的多，可都不结实。”“其次，检查十几年来我写过的东西，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政治性不强。……我只能说一些人云亦云的道理，没有深远的社会主义的体会与见解。这样的作品只能是一些社会现象的肤浅说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真谛。……结果，写出来的至好是与当前的政策大致相合，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深识远见；有时候甚至庸俗化了社会主义－……深入生活，多读书，可以矫正我的毛玻”827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正此时，老舍继续“故意”犯着“政治性不强”的“大毛脖，偷偷地写着与当前的政策不合的家族小说《正红旗下》。
　　这说明老舍的内心同时也是矛盾的。他的痛楚在于，他似乎总能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的老舍和艺术的老舍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进行着一场角力。1962年3月，老舍在“广州会议”上，能说出“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盗女娼。”令许多人瞠目结舌、难以接受的话。8281962年底，还是在一次会议上，他又“自觉自愿”地说“苏联现在也不行了，革命靠我们了。”829即便是到了1966年春，一方面，为配合政治，老舍以老弱的病体，到北京顺义和密云的农村公社“深入”体验生活，为写好一个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竟那么详细地记录下陈各庄大队的养猪资料830；创作了话剧《在红旗下》，“高声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831另一方面，几乎与此同时，却在与英国人斯图尔特·格尔德和罗玛·格尔德的谈话中，道出了真实的内心感受，发人深思。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从“反右”到“文革”（3）

　　当年参加“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也不可能是。当时，中国没有人知道共产主义。但对毛泽东和我们大家来说，当时的状况已经发展到让人无法忍受了。革命开始唤起了大众对自身处境的认识，他们被外国列强踢进了苦难深渊。……
　　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连没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现在，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重点是改变思维方法，而不是改变生活条件了。
　　我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希望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无法描写这一斗争。我也无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学生一样思维或感受世界，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的。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832
　　从此中能够判断，老舍在“文革”初起阶段，就对“文革”流露出些许“担心”是肯定的。833但正像苏叔阳指出的：“老舍先生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我从他的全部作品和表现来看，老舍先生还没有达到舒乙所说的那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的水平。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是追求崇高境界的一个知识分子。”834有意思的是，苏叔阳在1986年写话剧《太平湖》的几个月，“是他学习和认识老舍先生的过程，我不断认识到他的伟大，觉得他是一位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思想家。”835
　　不过，如果简单把抗战时期的老舍与建国后的老舍在政治上做个比较，就会发现，如果说50年代初刚回到北京的老舍，与抗战时期还有相同之处的话，很快，两者的分野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始终是“言由心生”，而后者常常是“言不由衷”。因为，抗战时期“是老舍一生中精神最舒畅的时期。他怕得罪人，但却不怕得罪中华民族的敌人。爱国的立场使他如鱼得水，在自己人当中他不会因爱国而获罪于人；对于侵略者和公开的汉奸，他不怕得罪他们。像老舍这样一个从下层穷苦人家出身的人，是不怕劳苦的，只要别人能够信任自己，多干点事儿对于他是无上的光荣。也就是说，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在精神上确实轻松的。”836
　　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他顺应了一切，形式上的地位也红红火火。”了以后，他的内心“从未有过真正的平静。对被迫害者，他有一种愧疚感，不论他在私下如何向他们表示好感，但他到底是立于他们的对立面，而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对于那些斗人英雄，他是怀着内心的畏惧的，他知道一旦当他也成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他的命运就是非常悲惨的了。”换言之，他很清楚，自己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人民艺术家”的荣誉也没有使他成为“给他荣誉的人的‘自己人’。”“他之受宠全在于他现在对现实政权的拥护态度和在文化界的带头作用，一旦失去这些，一旦处于被审查和被斗争的地位，他的命运不会比俞平伯、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人更好。”837
　　修改旧作：是“敷衍”还是“真诚”？
　　老舍在1945年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里就表示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838但在40年代末到60年代这20年的时间里，他还是对自己的再版作品动过三次比较大的外科手术。
　　第一次是1948年——1949年，老舍时在美国，由他和赵家壁合资办的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晨光文学丛书”，再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等写于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时，老舍分别对《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做了删改，并未做任何修改说明。
　　第二次是50年代初。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