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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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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家院螅仙嵛形庾婀舛吹摹段庾婀馕裁丛蛊逄臁罚豢捅砻鳎骸暗蔽铱戳擞泄厮姆吹场⒎瓷缁嶂饕宓牟牧现螅液芷撸醯霉ト鲜端媸嵌晕业囊恢治耆琛！薄拔耆琛闭庾盅垡丫玫霉患ち摇Ｔ诹芯倭宋庾婀夤ナ窃跹鞍炎约何弊捌鹄矗媾矫媾傻氖址ā钡木咛迨吕螅粲酢巴久牵荒芪虑椋璋。 拔庾婀猓阏飧觥骠孀鞘乐压印郧懊挥谐雎罚衷诟挥谐雎贰！�902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当初对他的批判，竟与受批判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903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就能“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904事实上，老舍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难忘的在批判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剥夺，被召回北京参见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被北京市文联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邓友梅，下放后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个不停，最后叹着气勉励说：还年轻，还年轻，好好干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给祖光写信。他对不大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一次，老舍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905再比如，都已经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江青开始“围剿”阳翰笙写的《北国江南》。而老舍此时应邀到安徽访问，他在看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后，还接二连三地给阳翰笙写信。“他在信里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阳翰笙自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这种“危难之中见交情”，让阳翰笙感动非常，他以为这“表现了老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906不过，我觉得，单拿老舍在批判过后对吴祖光的这份关心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份愧疚。因为，老舍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在《自由和作家》里所提倡的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与他所批判的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那些货真价实的批判者眼里，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比吴祖光幸运，暂时躲过了“反右”。而一旦侥幸过关，他又露出了他的本“真”：“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907”更何况是对待自己的朋友。所以，老舍对胡风，对吴祖光，都是如此。但当他自己挣扎着熬到了“文革”，遭受了比他所批判过的人们更残酷的批判，甚至侮辱、殴打的命运时，他绝望了。
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更不愿意别人加害自己。他是自抑的，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因而他处处考虑对方的心理，以对方所乐意的方式对人。这种自抑性格使他把委屈留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没有这种性格，一个像老舍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无法在中国的社会中生存，更无法得到周围人的同情和帮助。”908严家炎则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909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返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910
“文革”与知识分子人格（5）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老舍对别人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攻击性，并非没有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祖光理解、体谅老舍批判时的心境，但对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911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尊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912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快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913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刚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驯，“意思是老舍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耳朵里，老舍自然极为不悦。914从老舍写的几篇涉及批判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但即便是《勖青年作家——1957年10月7日在批判刘绍棠大会上的发言》，老舍的批判也远非火药味十足。看得出来，他克制着，始终没有指名道姓，主要还是劝勉：“青年发表糟粕也可能是不好的是事，假若这叫青年变得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什么地方都摆不下他，最好只好排在右派分子的队伍里－……我愿鼓舞你们，你们可不该以才子自居，一个以才子自居的也许会使十个青年堕落腐化，不但毁了自己，还连累了别人。”915被打成“右派”之前的刘绍棠称得上是少年得志，被誉为才子、神童，并以才子自居，难免露出一些年轻人的张狂。无论是否故意，反正是在言语上冒犯了老舍。而老舍在刘绍棠被划成“右派”之后，专门写过一篇《论才子》。因文中没有点名，所以只能推测有可能是针对刘绍棠，至少是针对刘绍棠那类“自我扩张”，“狂妄之至”的青年作家，有感而发的。文章虽不乏火气，却还是以规劝为主。“今日的‘才子’而不肯谦虚为怀，勤自鞭策，过几年便恐怕非掉队不可了。”“所谓‘才子’者，必是顾影自怜，个人主义者。他要的是绝对自由，抗拒的是领导。”此处显出老舍的矛盾，因为他刚刚在几个月前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的也就是要写作的“绝对自由”。而他在此处，又对要“遗世独立，与众不同”的“才子”提出质疑：“一个‘才子’而以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便是委屈，受束缚，还成其为作家吗？放下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社会主义，而去胡思乱想，且美其名曰独立思考，我看哪，这分明是胡涂思考！
老舍强调，个人的力量，首先应提到的就是政治热情。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既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也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当爱护作家，作家爱党，这是水乳交融的关系，而不是“奉命写作”与勉强交卷的关系。若说作家自有个人的力量，与党无关，那便是“自我扩张”，狂妄之至，必定碰壁。他们写作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们所要写的是个人主义的胜利。这点力量发泄不出来，所以他们怨气冲天。他们越来越看不上新社会的一切，越来越领导耽误了天才，一来一去，或成为有右派情绪的作家，或干脆成为右派分子。916而且，老舍对“才子”真有点“宜将乘勇追穷寇”的劲头。到了1958年2月，老舍还在对“才子”问题“耿耿于怀”。他的《答某青年》一文，仍然肝火很盛，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要知道你以才子自居，只是装模作样，自欺欺人。……请你看看右派青年作家吧！他们比你强，他们发表过作品。可是他们一自居天才，便狂傲起来，也就开始堕落。他们所以自居为才子的原因之一，也是有那么几个青年乱捧他们，把他们捧得头昏脑胀，飘飘欲仙。结果，他们就日渐腐化，成了右派分子。”917所以，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用许纪霖的话说就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心是“分裂”的，以此为例，老舍在1957年1月写的《自由和作家》这篇至少流露出“右派情绪”的文章里，还提出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918“反右”以后，他又马上反复表示，“右派分子反对文学事业应当有领导。他们要的是‘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与一切的‘自由’，包括乱搞男女关系，提倡文人无行，海阔天空，胡作非为。……有人质问，他们会说：文学之事，才子之笔，不受领导；有领导，无创作。……他们宁肯虚此一生，也绝对不肯‘奉命创作’，为人民服务。”919到了9月，他已经在《论才子》这篇文章里，显露出极高的政治觉悟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再次完成了由“抵制”到绝对“服从”的转变，他在《论才子》的最后一段提出，领导与作家之间应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有政治热情，热爱社会主义，肯去深入工农，又有高度的文艺表现能力，我们就有了力量。这个力量是为干什么的呢？是为胜任愉快地接受党的领导，通过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去加强集体的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快更好。我想，这应该是领导与作家之间的最愉快而亲切的关系。”920对于老舍说出这番话，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敷衍”的表态，他难道不是在“真诚”地批评一些文学现象和文学现状吗？但同样的真诚，“反右”前后的区别在哪里呢？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1）
像老舍一样，1949年以后，郭沫若被委以重任，身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但与老舍不一样的是，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来，有些是正职，实职，且有相当的权力。即便如此，那个写就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山之作《女神》的“狂飙诗人”，开始无条件地与他所崇拜的政治领袖保持一致。比如，在对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进行大批判之初，当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立即将毛泽东信中所批评的“大人物”与自己联系起来，马上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作协主席团联系会议上提出《三点建议》，表示要坚决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再如，1955年，当他到毛泽东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语以后，又立即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系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坚决要求“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还比如，当他读到毛泽东对《武训传》的批评意见后，立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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