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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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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被推荐担任旅长职务。休假一个月后，我来到驻彼得格勒的独立训练旅。虽然这里的工作极为重要，但是，M ·H ·图哈切夫斯基并不同意这一任职。他说，还是将过去的骑兵，二十四岁的旅长留在骑兵任职更为合适，并与总司令○·C ·加米涅夫商谈，要把我调到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去。因此，1922年1 月以前我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待命，由于上级首长没有提出异议，我就到西部军区去了。
当时，白俄罗斯还没有同俄罗斯联邦结成联盟国家。众所周知，苏联是在1922年12月建立的。但是，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军事同盟，早在国家联盟成立以前就已形成。它是因国内战争产生的，并且为共同保卫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业服务，在尔后则是组建苏联的前提之一。至于西部边境，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是加强它的防御。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新的任命视为最富有战斗性的、非常必要的原因。
在白俄罗斯，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组建骑兵军司令部，并担任该军的参谋长。鉴于司令部必须要由经验非富和能干的人员组成，因此，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尽快地配齐了干部，选定了武器和器材。但是，事后才得知，急于组成骑兵军司令部是徒劳的，因为由国内战争著名英雄H ·д·卡希林担任军长的军司令部被调到白俄罗斯来了。因而我被委任为托木斯克西伯利亚骑兵第1师参谋长。
由于我和卡希林在一起服役的时间很长，我想简要地谈谈他的情况。卡希林与其弟弟伊万（也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不同之点是不讲究穿戴，行为端正，对人稍嫌冷淡。他是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是位军人姿态端正，有组织能力和善于思考的军事领导人。卡希林的一位祖先曾参加过十八世纪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卡希林和伊万的父亲虽然在乌拉尔附近的一个村镇中担任过哥萨克村长，但却被当局视为不能依赖的人物。1918年3 月卡希林弟兄在南乌拉尔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哥萨克百人团与杜托夫匪帮作战。当年夏季，卡希林指挥的奥伦堡支队、伊万的游击旅和B ·K ·布柳赫尔的乌拉尔第1 团合并成由卡希林和市柳赫尔指挥的南乌拉尔集团军。该集团军突破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军的防线后与红军会合，尔后又挥师向东，从高尔察克匪徒手中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亚利。在这些战斗中，卡希林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因此，他现在享有很高威信，并受到应有的尊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托本斯克骑兵师的状况使我感到失望，尤其是马匹的情况非常糟糕。磨破的马背几乎露出了脊椎，跛得厉害的马匹也只能送去屠宰。为了使它们不致因疲惫不堪而倒下，有时甚至不得不在单马栏中用皮带将它们拴住。我这个从小就喜爱马匹的人是不能对这些不幸的牲畜漠然视之的。
接到恢复该师战斗力的命令后，我特别关心马匹的状况。司令部决定，不是同时整顿整个兵团，而是先从一个团进行整顿。一个团刚刚整顿就绪，我们却又失去了它：把它从我师调出，交给了另一个骑兵师。接着，司令部又着手整顿第二个团，但是，当该团状况好转时，又被交给了友邻兵团。直到最后一个部队恢复战斗力以前，都是这样办的。当最后一个团被调走时，托木斯克骑兵师只剩下了一个光杆司令部，该师宣告解散。
这项长达九个月的工作结束后，我就被调到莫斯科工农红军总干部部。这时，恰值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需要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抽调几个人到工农民兵总指挥部搞监察工作。而调去半年担任检查工农民兵工作的监察员之中也有我。对我来说，这虽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但内务人民委员部却尽量给我更多的工作机会，立刻就派我检查六个地方民兵局（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彼得罗扎沃茨克、提赫文、沃洛格达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工作。这样就使我初步熟悉了一个广大的地区，后来我在该地区担任过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战后担任过北部（白海）军区司令员。
总的来说，周游北方数省对我非常有益，扩大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见闻，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有用的。在返回莫斯科途中，我遇见了步兵第15军参谋长M ·M ·奥利山斯基。我们谈起了过去的工作和日常的感受。后来得知他需要一位助手。因为我搞过司令部工作，于是，奥利山斯基就邀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没有拒绝。我们也谈到了北高加索军区，使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安排军事工作的问题。
我带着M ·M ·奥利山斯基的介绍信来到工农红军司令部，1923年我得到了去高加索的委任。派遣证是B ·M ·沙波什尼科夫签发的。从国内战争时起，凡由工农红军司令部派出的指挥员都归这位认真仔细、意志坚定、热爱工作和有组织能力的人办理手续。他把自己军队干部老工作者的杰出能力，全部献给了他最喜受的红军。从那时起，我接到过几十次不同的任职令，几乎每次都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我饯别。他圆圆的大脸盘始终是那样镇定自若，指示始终是那样简明扼要，“亲爱的”一词则是他常用的口头语。秋天，我又来到顿河地区，这里是我过去在难忘的南方面军第9 集团军战斗过整整四年的地方。
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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