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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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委同志，是挖战壕还是在这里短暂停留？”
　　我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已经看不见戈沃尔科夫了。在这种时刻犹豫是不行的。由于想起了戈沃尔科夫的教训，我向连长下达了任务，最后说：
　　“我一站起来——这就是继续进攻的信号！”
　　射击停止了。当我们刚站起身来，就看到一些带金色肩章的人（指帝俄时代的军官——译者注），斜端着刺刀冲过来了。他们张着嘴巴，由于枪声听不到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撕打在一起。我向敌机枪手打了一梭子子弹，机枪哑了，可从他身后跳出一个手持步枪的士兵。要是他来得及开枪，我就完了。我急忙跳过“马克辛”机枪的护板，想用驳壳枪手柄打击敌人的头，突然脚底下拌了一下。摔倒时发现敌人挥动了一下枪托，觉得后脑勺被猛击了一下。以后就神志不清了……。我在救护车箱的卧铺上神志清醒了过来。就是说，还活着！
　　过了一天，同志们前来探视，带来一封从弗伦奇·戈沃尔科夫口袋中发现的信，是寄给《消息报》编辑部的，他在信中号召红军战士彻底消灭白卫军。信的结尾写着：“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苏维埃是我们的救星！”又过了几天传来消息，喀山解放了。
　　在苏多格达，朋友们都到火车站迎接原来的政治委员，医生吩咐要我长期休息和治疗。我休养了将近两个月，恢复了健康。青春的活力渐渐地占了上风。我可以越来越多地出席县委会的会议，帮助新来的政治委员工作。最后我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战斗了。
　　当苏多格达隆重纪念伟大十月革命一周年后不久，我向俄共（布）县委会提出要求，调我到作战部队去工作。县委会则建议我领导全县军训普及工作。争论提交到省级机关，在那里做出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决定，派我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去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由于要派遣一、二年级的学员到前线去，我在该学院的学习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在1919年5　月。
　　反对邓尼金匪帮
　　第9　集团军在什么地方？韦申斯卡亚事件，由斯捷平率领的师。艰难的退却。向波沃里诺突围。背叛。再见，南方面军！
　　1919年5　月的一天，在那芳草如茵，鲜花盛开的时节，我来到了南方面军司令部，该方面军当时是由B　·M　·吉齐斯领导的。我必须从这里潜往第9　集团军。我使用“潜往”这个词并非偶然。虽然整个战线从罗斯托夫附近的某地通过，然而在从沃罗涅日到集团军驻地的四百公里途中，到处都有熊熊燃烧的战火。在北面，突破了防线的白卫军突击集群正在进攻，在顿已斯的西面和北面，乌克兰土匪头目发动了叛乱，在利斯基和诺沃霍佩尔斯克中间地带，富农掀起了暴动；最后，在韦申斯卡亚也爆发了哥萨克叛乱。要想按指示到达库尔特拉克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瓦河之间的地区，我们这一组人员就必须穿越顿河沿岸一带的草原，绕过各个反苏维埃的匪帮。
　　早在1919年4　月，这里就出现了这种混乱局面。南方面军在早春季节就已将邓尼金匪徒逼至海边，但未能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打击。乌克兰红军在共和国的西南方，正忙于肃清外国干涉者造成的恶果。而在5　月份其兵力又为叛乱头目格里戈里耶夫的暴动所牵制。来自中央的优秀的红军补充队伍又调往东方面军进行补充。由协约国装备起来的邓尼金部队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握紧拳头，准备发动进攻。截至4　月底，为了反击白卫军的十万骑兵和步兵，南方面军只能派出七万三千人。
　　人数有两万人的第9　集团军由3　个师组成，松散地配置在正面两百公里的一线上。该集团军从东面威胁着罗斯托夫，其后方正如前面所述，有哥萨克的叛乱。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的韦申斯卡亚、喀山、米古林、叶兰和乌斯季霍佩尔等地的哥萨克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得到纳波洛夫、阿斯塔霍夫、舒米利诺、索洛卡等地哥萨克庄园主的支持。因此第9　集团军与第8　集团军不得不抽调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自己的后方镇压叛乱。其他方面军和莫斯科也派出了援兵，一伙三万人的叛乱者被围了起来，但未被歼灭。
　　5　月6　日邓尼金转入了反攻，迈…　马耶夫斯基将军的志愿军经顿巴斯向乌克兰移动；弗兰格尔将军的高加索集团军越过萨利斯克草原向察里津推进；而西多林将军的顿河集团军则以两个骑兵军向我第9　集团军的第16师和第23师的接合部突击，并于5　月25日突破了防线。敌人作到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只要注意到当时属于第9　集团军军长指挥的一万五千名步兵和骑兵，已成独立集群分散部署在由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到卡缅斯基镇一线，就可一目了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南方面军转入防御的命令也未能及时到达。不久，压迫我有邻第8　集团军的顿河哥萨克第3　军前出到米列罗沃地域，谢克列捷夫将军的军队经过塔钦斯卡亚、米留金斯卡亚、博克夫斯卡亚等哥萨克镇向前急进，去援救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并于6　月7　日与叛乱者汇合在一起。
　　在我前往最远的、在集团军最左翼作战的第14师的途中（这个师就是我奉命去工作的那个师），我就遇到并结识了一些其他师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斗志昂扬，但也有某些人，尤其是第23师的某些人表现有所不同。我认为此事似乎与第23师师长Φ·K　·米罗诺夫的职务调动有关。米罗诺夫当时在萨兰斯克附近某地正着手将调到那里的数个霍波尔贫农支队组建成一支红色哥萨克军。老同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米罗诺夫归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米罗诺夫一定能够“整顿”好顿河的“秩序”。但他们所说的这个“秩序”的概念是什么呢？
　　后来我才了解到，米罗诺夫就其思想观点来说，是个典型中农的、过去受过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还不具备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他为人正直，但有过动摇，就像一部分中农有时动摇一样。1919年3　月党的第8　次代表大会宣布与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方针，只不过刚刚付诸实现。而当这一方针日臻巩固时，那些像米罗诺夫一样的人就会停止动摇的，那些“分化哥萨克人”的流言蜚语就会销声匿迹，韦申斯卡亚的叛乱也就会自然平息。这种看法我曾从集团军政治部的某些工作人员那里听到过。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毫无把握地等待，而不去加快步伐积极地肃清反苏维埃的叛乱呢？
　　内战继续不断地提供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但它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纯军事方面教育了人们。我确信，一旦我开始担任第14师参谋长助理的工作，就要直接受师参谋长基谢廖夫、师长斯捷平尼和政委罗日科夫的领导。
　　这个兵团的简史是：1918年夏季由普列斯尼亚和扎莫斯克沃列奇耶的红色工人团组建为莫斯科特别旅。后来派往南方面军，秋季改编为步兵第14师。同时，特别旅改称第2　旅，而第1　和第3　旅是由各种志愿兵支队组成。1919年1　月，一位年轻的拉脱维亚人、布尔什维克、旧军官亚历山大·卡尔洛维奇·斯捷平尼担任了师的领导，我们用俄语叫他：斯捷平。兵团在他的领导下走过了漫长的战斗历程。他对我的到来很感兴趣，他长时间地询问我过去的工作，在学院的学习情况和课程的性质，其中许多教授与他在旧军队共过事，他都认识。参谋长则直截了当地送给我一张地图说：“您的任务就是管理这个，标出我军和敌军的位置，并及时标出所有的变化。”到此，向我介绍情况的事就算结束。此后我与基谢廖夫的交往就少了。可以认为，他事先就对从我这里获得珍贵情报不抱希望。难道他已预见到，年轻的参谋人员对他就没有什么稗益吗，依我看，我在开始时确实对他的帮助很少。这一点在初期我已觉察到了。收集最新资料，并将它标在地图上，这就用去了几个小时，然后开始核对情报。因为这种事情不能不作调查研究，只凭信人言。要知道这与作战指示是否及时，整个战斗成功与否有很大关系。经过核对，发现一点也不一样。也可能四个小时以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撤退，而且撤得还相当快，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当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电报在草原又不能使用，电话又来不及架设。当你从线轴上拉下电话时，战线已经变动了，你还得重新把电话线缠起来。通信兵就是这么办的，而且借口哥萨克的袭击，撤退得快，扔掉了大量器材。如何确定军队的位置？我手下没有配备通信员。即使有，也是一样，我师部队部署的两端相距有三十公里，来回走一趟，情况早变了样。如果我自己能够在各部队收集情况该多好！为此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而我却被死死地钉在司令部，坐在原地动不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我开始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提给基谢廖夫。环境本身帮了我的忙。一次斯捷平带着副官和传令官准备外出到各旅去，师长看到了我，便问道：“工作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不能胜任这种公文式的工作，这样安排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司令部登记的情况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因此实际形势是一个样，在地图上标的是另一个样。”
　　“您会骑马吗？”
　　“会，一般来说还喜欢马。”
　　“好吧，就给你一匹马。”师长立刻改用“你”字（他对认为椅子比马鞍好的司令部工作人员说话，强调表示尊敬时用“您”），“去吧！听我的指挥，到各部队去跑跑，了解一下需要些什么。”
　　我对给我马表示了谢意，随即备好马鞍，就出发到各旅去了。事情立刻发生了变化，我到各旅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马上标在地图上。基谢廖夫也就开始重视起我的情报。
　　“您这是从那儿搞到的。”起初他问道。
　　“亲自看到的。”我回答。
　　尔后，我不知道他对我开头的工作是否作过检查，但他现在却经常用我准备的地图了。斯捷平也注意了解我所作的工作。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已经开展后，又交给了我一项监督步兵第1　旅的任务，在这个旅中编有几个国际主义者分队，后来我又临时担任了该旅的参谋长。
　　与此同时，我们仍继续向东北布祖卢克河方向退却。退却毫无组织。不要说根据不久前在学院学到的理论，就连普通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提出，应当怎么办。既然整个方面军，包括我们的友邻一第8　和第10集团军都在退却，就不可能立即建立起防御。必须从后卫派出可靠的狙击队，利用一切方法和有利地形挡住敌人。与此同时，抽调主力攥成铁拳，占据新的防御区。而我们则完全不是这样做的。第14师处境本来就比其他兵团困难，因为它不是沿直线向北退却，而是经过齐姆良斯卡亚、下齐尔斯卡亚、奥布利夫卡亚、克列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向谢列布良科沃退却，沿着弯曲的顿河东岸兜了一个大弧圈。危险时刻尾随着我们，有时能听到背后的枪声。
　　当时的财主们焦急地等待着“自己人”。国际主义战士的遭遇尤其困难。敌人的宣传机关不厌其烦地胡说什么顿河人“正在从俄罗斯仇人的手中拯救祖国”。白匪飞机在退却的红军部队头上撒传单，传单上说“苏维埃必亡”。有时还撒下一些由邓尼金反间谍机关在白卫军后方某地伪造印刷的《真理报》。捏造出一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消息，从这些消息中必然会得出结论：似乎红军的未日即将来临。
　　6　月初，第9　集团军司令员П·E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职务由该集团军参谋长、原沙皇军队的上校H　·Д·弗谢沃洛多夫接任。在这种情况下，集团军新领导采取了哪些措施呢，据我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当然我所知道的并非全部情况。政治工作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力。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在我们师显得软弱无力。《红军战士报》上的消息很少，刊登的政治材料也不多。各旅、团与师政治部的联系时常中断。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一些相互矛盾的指示。也没有按要求组织防御。我们既没有受领过与友邻协同行动的任务，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集结地的准确指示。
　　师长斯捷平经常呆在第一线和战士在一起，以自己的到来鼓舞战士们。我们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全师的人都很了解他，把他看做是一位勇敢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并公认他的权威。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行动无组织的责任不在于他。其实我们也没听到过集团军司令部对他有类似的指责，集团军领导不是表示缄默，就是下达眼睛向上的指示。当时我虽没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也不止一次地感到某些命令的荒谬。这些荒谬的命令特别是在局势非常严重的时候，更加令人诅丧。第9　集团军对各师的指挥遭到破坏，弹药不足。后勤机关已随第一梯队转移。流行病猖撅。集团军近四分之一的人员患伤寒病发烧躺在马车上。似乎周围的整个草原、所有树木、土丘、野草和空气部被氯化汞和石碳酸的气味浸透。
　　敌人及时地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我们担心在经过某个村镇时，会不会突然从某个角落里呐喊着杀出一股哥萨克骑兵来。哥萨克妇女，甚至他们的孩子都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消息。可是西多林将军的部队却有许多耳目，因而掌握了我军全部调动的情报。顿河第3　军的主力逼近我第9　集团军的后卫，并向我军后卫的前面和后方派出哥萨克分队和骑兵侦察员。他们隐蔽在沟壑和凹地，从身旁放过红军大部队，袭击小股红军，给他们造成损失，从而为撤退的红军造成复杂的局面。显然我们缺少自己的骑兵。
　　由此我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同国内战争作一比较。在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当兵力对比相当时，有时战线长时间停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在法兰西的一些战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当时进行的是阵地战，使用骑兵是不适合的。有人开始说，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