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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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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上面提到的被我军指战员解放的十六名被俘要人，我想了这一切。说实在的，我很想从纯心理学观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对照方面来了解他们。可是再没有机会和他们谈这个话题，需要尽快解决把盟国的被俘公民移交给负责遣返他们回国的机构。尽管处理这件事的各种细节使我很费周折，但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利落。
为了对比，说一说我在8 月底是怎样接待日本被俘将领的。他们被送到杜霍夫斯卡亚西南八公里远东第1 方面军野战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仍穿一身军服，佩带所有勋章和各种冷兵器。起初将军们畏葸不前，尔后请他们入坐并同他们谈起话来时，他们才敢冒昧陈词。
他们开始谈的第一件事就提到了给全部日俘提供医疗救护和向他们发放服装和食品。这项请求使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向将领们保证说，他们士兵的供应不会比在关东军差。于是他们又把话题转到自己家眷的命运。主要是请求不要把家眷留在满洲，因为当地居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苏军统帅部能否把他们遣送回日本？万一不行时，可否让他们陪伴被俘的将领、考虑到家眷问题整个说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尽力设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总之，俘虏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从8 月9 日到31日，远东第1 方面军共俘敌官兵二十五万七千人，有四十三名将军。到9 月10日，战俘总数增至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七十名将军，内有十三名伪满军将领。这么多人都需要给他们提供粮食（他们自身携带的只够短期食用）、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和服装，解决他们临时安置及其它许多问题。重大的问题，我们都按上级指示解决，而其余的所有问题都要由我们自行解决。
在给俘虏治过病的那些苏联军医中间，值的特别提到的是阿尔卡季·阿列克谢那维奇·博恰罗夫。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当外科医生，而且大部分时间担任第5 集团军外科主治军医。在1945年5 月第5 集团军东调滨海地区并编入远东第1方面军时，卫生勤务中校博恰罗夫便成了我的部属之一。他的名声在第5集团军不胫而走。需动外科手术的伤员，都渴望碰上博恰罗夫亲手给他们做。
然而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可能而且应该感谢博恰罗夫和他的助手们的，不光是我军指战员，而且还有关东军的官兵。苏联的军医们无论在战场上，在后方，还是在关押着日本人在内的战俘收容所里，都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人道主义职责。成千上万的战俘在那几周里得到了高明的治疗，他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哈尔滨为庆祝胜利而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 月3 日，我飞抵该市，以便就地解决一系列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和行政问题。不久莅临的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元帅胡佳科夫、炮兵元帅奇斯佳科夫及其他军事首长。前来迎接我们的是率领部下维持哈尔滨地区治安的别洛博罗多夫。我们到路马场去看缴获关东军的战利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门长管远射程炮。日本人原想用它们扫平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及其它苏联城市。
大会在第二天举行。哈尔滨的一个广场上彩旗招展，人山人海。此处约有两万俄罗斯市民，以及许多满人和汉人。什特科夫宣布开会后，请苏军代表奥斯特罗格拉佐夫少将讲话，他讲到了关东军的覆灭，还讲了苏联及其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大家对每一句话都如饥似渴地听着，不是吗，我们早已知道的事，对他们来说却好像是意外的新发现。在战争年代传到哈尔滨人这里来的真实消息少得可怜。日本宣传报导歪曲一切真相。而今他们亲耳听到了原先只能是云遮雾罩的消息。当地居民自己的见解和期望，都在热情洋溢和兴奋已极的发言里吐露出来。法学家别尔佳科夫代表全市知识界，柳德米拉·扎哈罗娃… 片茹科娃代表青年，大主教涅斯托尔代表宗教界讲了话。然后是科学工作者、艺术家和商界代表发言。最后由当地演员和我们远东第1 方面军红军歌舞团联合举行盛大音乐会。当晚，又成功地在哈尔滨俄罗斯剧院举办了音乐会。
9 月5 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行飞往长春，去会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我在随同他们出发前，自己拟定了一个赴满洲和朝鲜各解放地区的现地勘察计划。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要求效率高、周到细致和有长远打算，因为我军必须在一段时间内留在它所解放的地方，而各方面军无疑必定改编为几个军队集群，或编入原有各军区。
9 月6 日，我们视察了长春和沈阳。在长春，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原关东军大本营办公大楼内。
长春市给人的印像是双重的。市中心大街宽敞豁亮，楼房建筑颇有欧洲风味，一切掩映在万绿丛中，令人赏心悦目。可是一离开市中心，刚走不远，就开始看到蛛网般的小巷，狭窄拥挤、弯弯曲曲，异常肮脏，住满了中国贫民。胡同的交通被大车堵塞，车上兜售着当地手艺人制作的粗糙物品。沿墙停放着一排排洋车。做小买卖的借间小屋存身，雇工和苦力们则寄居在大杂院里。叫化子举目可见。
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同样景象。我们住进了坦克军司令部。这所房子是1902年由几个俄国工程师设计建造的。我们到来之前，那里本是满铁旅馆。去看兵工厂时，我们跑遍了全城。和长春一样，市中心较好，其余一切部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像。大风把厚厚的尘土一团团地卷到高楼上空，满街灰尘滚滚。在房屋之间堆放着废物和拉权，处处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我们是多么怜悯和同情地望看沈阳的贫民啊！只有他们那惹人注目的微笑使愁苦的脸上焕发容光。如今在这些曾被日本军阀变成奴隶的劳动者面前已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是尽人皆知的。日本人尽量避免在街上露面。而中国人，只要我们车子一停，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欢呼“山高！
这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加蓬勃展开的中国人民革命解放斗争中，我们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寄予同情。这一点他们很明白。同样明白的是，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分子，但后者未能向满洲调运多少国军。因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时，中国东北成了军队的巩固后方。苏维埃国家不仅肃清了东北地区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且还切实地帮助中国人民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可靠基础。
又过了一天。到处飘扬着旗帜，悬挂着标语。老百姓喜笑颜开地望着晨空，望着航行于万里长空的运输机和客机。笔者也曾坐过这样的飞机，不时看看低下展现出来的大地美景。我们继续熟悉苏军配置地点。其它方面军的军官时常来远东第1 方面军的驻地，我们也去他们驻地。在记得最清楚的共同旅行中，这里说说那次大连之行。
在解放了的大连，我又遇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秋天的太阳在浩翰的黄海上空徐行，我们站在阳光下望着那座名城。
该港根据中俄租借条约开始建于1898年。截至日俄战争前，俄国建港共耗资三千万卢布。这个港口原称“达利尼”。1904年日本人强祖该市后改称大连。这个港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很少结冰，冬季可以通航，加之它距旅顺口近，又使大连市成为战略要地。
我们下榻在“大和旅馆”。稍事休息后就去观光市容。视察港口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到二十世纪中叶，大连港在北起鄂霍次克海，南至南海（南中国海）整个海岸线上已经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经苦心经营后，又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基地。大部分海运物资由这里运往满洲，又把“日出之国”的帝国主义者大肆搜刮的当地财富运到这里出口。此外，该市还是一个重要工业中心。该处化工以及建筑材料生产特别发达。在七十万居民中，竟有二十万是日本人，其余基本上是中国人。这个数字说明移居大连的日本公民相当多。后来，当大部分日侨想要回国时，上述情况又成了苏军统帅部面临的一个问题。
9 月8 日，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去旅顺口，每个俄罗斯人都久闻该市大名了。在出城的路上，首批开进旅顺口的分队指战员组成的仪仗队欢迎我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听取了报告，我们在当地卫戍司令B ·Д·伊万诺夫中将陪同下，去凭吊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的古战场。我们在当年有名的第15炮台所在地… 电岩，以及鸡冠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司令部旧址和军事博物馆等处呆了很长时间。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祭扫俄国军人公墓。四十年前，在这里埋葬了一万五千名旅顺口守军和舰队的士兵、水兵和军官。约在中央，高高的基座上有一个白色小教堂，在其大理石上可以看到朴实而严谨的墓志铭文：“旅顺口要塞保卫战中俄军英勇阵亡将士长眠于此。”我们肃立小教堂前默哀。
同我们一起祭扫旅顺口俄军公墓的是一大批将军、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其中许多人早在苏联西部边境附近，且战且退至沃尔霍夫、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一带，尔后乘胜西进，参加了解放东、中欧各国作战，而今又来听那太平洋的惊涛拍岸声。别祖格雷中将作了报告。在哀乐声中向俄军将士纪念碑献了花圈。
9 月8 日，我记得还有一件事。那天听说我得了胜利勋章。荣获这枚勋章使我不由地想起那些辉煌的胜利时日。在我国全部悠久历史上所进行的一切交战中最艰苦的四年鏖战终于胜利结束了。
9 月10日，是关东军彻底投降就俘的一天。回过头来看，连自己也很惊奇：这样的一支军队竞在十二昼夜内就覆灭了。坦白地说，谁也没预料到会这么快。以后几周都是受降时间。可见，用在日本武士挺不舒服的这个手续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比用于军事行动的时间要多。苏维埃国家又一次向自己的英雄指战员表示祝贺。9 月30日，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设立“战胜日本”奖章的命令。数千名士兵、军士和军官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战斗嘉奖。在最高统帅命令中表彰了几十个英勇善战的兵团和部队。战功卓著者获得特别称号。比如，远东第1 方面军中有十六个兵团或部队冠以“乌苏里”，十九个冠以“哈尔滨”的称号，有一百四十九个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获各种勋章。
同满洲本地人士取得联系，帮助当地各种民主组织齐展工作，这在我军整个活动，包括苏联军管活动中写下了很有意思的一页。当红军解放了中国东北时，原国民党人、官员、地主和富商虽拥护赶走日本人，但暗中都盼望蒋介石分子快来。他们心怀叵测地对待苏军统帅部协助满洲民众——有汉族人、也有朝鲜族人、满族人和蒙古族人建设新生活的各种措施，这些人还不敢于进行公开斗争。他们明白，那样做一下子就会垮台。所以，无论是原先同日本人勾结的，还是期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当地反动势力，最初只敢在地下拚凑力量。
在红旗第1 集团军驻地哈尔滨市，国民党地下工作特别活跃。在傅家甸（即哈市的道外区）几条街道上组织了一些自称保安队的当地土匪集团。事后查明，他们的头子是一个姓郑的地头蛇，他同国民党军的秘密分队取得联系。这些分队中最大的是所谓第6 起义军。这个名称的本意是指，在国民党分子到哈市后或来哈市前夕，该分队指挥官们要准备好把分队扩编为大兵团。而目前它只有几百人的轻武器。
另外一个组织自称“蓝衣社”。它的头子张上校与蒋介石政府所在地重庆直接联系，每天都用电台发报。他们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发射台。经测定，这些人还与鞍山和佳木斯两地的某些站有联系。原来那里有这一组织的分站。审查案件表明，该中心赋予各地分站的任务是，收集苏军和中共各支部的情报。
各分站打算招兵买马、搜罗武器和进行破坏活动，并在居民中进行反动宣传。“蓝衣社”获悉苏日开战后，出于隐蔽的目的改名滨江组，并加紧准备罪恶活动。
还有一个反动组织，是由朝鲜侨民遍布满洲的“协和会”成员建立的。苏军进驻哈尔滨后，他们联合成立了一个化名“朝鲜劳动者”的统一组织，也想开展自己的活动，而且他们有个姓孔的和姓韩的头子，最初基至企图骗取我们卫戍司令部的正式许可。
最危险的是中国的恐怖组织“血盟团”。它的头子姓杨，是哈尔滨富豪蒋家的狗腿子，蒋家有一条线通往偷印国民党传单的地下印刷所，而从那里再通到一个姓何的。这个姓何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地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他同满洲国皇帝博仪傀儡军中许多军官都有联系。国民党人从事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他们的人每天都以不同面目到我们驻当地机关来提建议、质疑、咨询、解决问题方法，以及提出各种要求，等等。这些来访者千方百计企图弄到哪怕一张小纸片，好使他们任何形式的活动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又想探听出什么，并获得他们很想知道的情报。另一方面，就是按照上述精神大搞地下活动。
老实说，我们很难一下子弄清，某个组织是为谁办事的，保护谁的利益，况且外表上，他们都从最好的方面表现自己。需要非常认真地工作，深思熟虑地判断正进行着的事情，连日分析各种事实，长时期观察对比，以便区分污泥浊水和民众的清流。
劳动群众开始积极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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