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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黑格尔-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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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最好不要说明这种观察方式的形式主义和错误，而必须确定真正的道德原则和社会德行。世界历史的地位，高于个人道德的地位。“精神”本身为自身的最终目的，所要做的超越了各种义务，不负任何责任，不分动机善恶。只有在个人道德中，才有义务、责任、动机。那些“世界历史人物”的功绩行为，无论是从真正的意义上，还是从世俗观点看，都是合理的。各种不相干的要求，不可以与世界历史事业及其完成相抗衡。原则上，“世界历史”可以不顾道德及其与政治的区分，要把个人完全置之度外。因为“世界历史”必须记载的，是各“民族精神”的行为。各专门史则可以记载，“精神”在现实中的个别形态。
这种形式主义及其不确定性，也同样出现在天才、诗歌和哲学中，认为到处都能发现天才、诗歌和哲学。这都是思想反省的结果。所谓“文化”就是熟悉普遍性，发现各种区别，给它们下定义。“文化”是形式上的东西，因为其目的是将内容分析为各个组成部分，并从思想定义和形态上来理解它们。“哲学”就是意识到“思想”本身和它的若干“思想”形式。哲学在文化中的生存条件是，从事思想内容并赋予其普遍形式，使物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要在一个简单观念中，包含具体和广大的对象并用一个字来表示，是“思想”行为，尤其是“理智”行为。在精神发展每个阶段上的形式文化，不但能够而且必须生长、成熟，将自己发展为一个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到理智的反省和思想的各种普遍形式。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0）
哲学必须在国家存在之处出现，因为任何属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东西，就属于“思想形式”。哲学就是这种“形式”自身的意识，“思想的思想”。如果国家发展分为各个时期，使那些高尚精神必须从“现在”逃出来，藏身于理想境界中，那么“思想”就被迫成为“有思想的理性”，目的是在自身元素中，恢复已被世俗扰攘破坏的原则。
我们在所有世界民族历史中，都发现诗歌、科学和哲学，但它们在风格、方向、题材上都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合理性的不同。即使我们认为印度史诗的形式可以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但在内容上仍存在无限差别。这种差别就是理性的实体和兴趣。这种兴趣是“自由理想”的意识及其在个人中间的表现。我们前面比较各哲学体系时，唯一被忽视的要点是：在中国哲学、爱利亚派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中，都可以发现的“统一”特质。那种将各派哲学等量齐观的观点，证明它仅仅认识了抽象的统一。
上述艺术、科学以及哲学上的区别，是关于思想的“理性”和“自由”的。后者是前者的自我意识，并与“思想”有同一根源。只有人类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有“自由”。与自由意识密切相连的道德，当那种意识还缺乏时，也能是非常纯粹的。欧洲人知道了中国的道德和孔子的著述后，极大称颂中国道德及其优越性。同样为人称道的还有印度的宗教、诗，尤其是印度哲学。中国人认为，道德法律是自然法律礼貌地强迫的义务或规则。道德在中国是一件政治事务，其法则由政府官员和法律机关来掌握。他们的道德著述与斯多葛派的道德著作相同，读起来就像命令，是实现幸福目标所必要的。但人民可以决定是否遵守这些命令。中国及斯多葛派道德家们训诫的最高境界，是一个抽象主体、“一位圣人”的观念。
我们必须承认，必须从精神上来理解，一个民族具体的精神。只有这个具体的精神，才能推动那个民族的所有行动与方向，致力于实现、满足、认识自己。自知是精神的最高境界，是精神必须完成的境界。这种完成就是它的解体，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和纪元的产生。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获得全体的联系，获得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就像“自然”就是“观念”在空间中的发展一样。
我们翻开一般的世界历史画面，里面充满的是变化与行动，永不停息的各个民族、国家、个人间的交替。在这种交替过程中首先发生的，就是一般的变迁。从变迁的消极方面来看，游览了迦太基或古罗马的遗迹后，谁能不感怀国运和人事的无常，感伤已经逝去的鲜活生命？随这种变迁而发生的另一个思考是，虽然变迁引起解体，同时却包含新生命的诞生。这个伟大的思想，是东方思想家获得的，是他们玄学中的最高境界。当“精神”脱离它生存的外壳时，它并不仅仅转入另一皮囊，也不从以前的灰烬中脱胎新生。它向自我作战，毁灭自我的存在。但它在这种毁灭中，将以前的生存作为一种新形式，而把每个相续阶段作为材料，它融入这种材料中而使自己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如果我们这样来观察“精神”，就会看到精神向无数方向发展，发挥自身力量并满足自己的需要。每个曾经满足它的创造物，都成为它的材料和刺激物。“精神”被看做在其多方面的本性的每一面上，体现、发展、完成着它的力量。“精神”既然受内部和外部自然条件的制约，它就遭到这些条件的反对和牵制，努力还常常因此失败。但它是完成自己使命和任务后灭亡的。即使这样，它仍然体现精神活动的鲜活状态。
活动是“精神”的主要本质。“精神”实现自身的东西，成为自身的对象，将自身设想为“有限的生存”。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这样，是具有严格规定的特殊精神，将自己建造于一个客观世界中，持续和生存在信仰、法律和构成其历史的很多事件与行动中。个人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他将实体生存分派给自己，民族精神变成他的品性与能力，使他能在世界中有个确定地位。民族精神在这种工作中，在自己的世界里得到满足。
当一个民族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意志，抵抗外部暴力保护自己时，这个民族就是道德的、善良的、有活力的。当它解决了现实中的矛盾，获得现实性之后，便不需要民族精神的活动了。对于自己走过的历程，这个民族认为一切都恰如其分，因此心满意足起来。这种习俗生活，带来天然的灭亡。习俗中只剩下形式上的持续，谈不上生命目的本来所具有的丰满与深刻了。即使民族能够生存，这生存也是没有兴趣和生气的。为了得到一种真正的普遍兴趣，一个民族精神必须采取新的东西。但新的东西从何处发生呢？这个发生行为就引起一个新原则、新民族精神了。
这个新原则，事实上也渗入一个已经获得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民族精神中。民族精神不在纯粹的天然灭亡中死去，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普遍的生命，而非单纯的个人。民族精神的存在是一个种类，在它自身、它的普遍性中，有自我否定的东西。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1）
普遍的“精神”不遭受纯粹天然的死亡，但它绝不仅仅在衰老的习俗生活中沉沦。“精神”成为世界历史，在于它有一个普遍原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精神所产生的才是道德的、政治的组织。如果只是欲望推动民族活动，那么它所产生的事业就会烟消云散。
思想的普遍性，是一种事业或成就的元素。没有思想，就没有客观性这个基础。一个民族发展的最高点，就是在思想统一中包含“精神”所能达到最深刻的统一。“精神”了解它的各项原则、各种行动的普遍性。思想工作在形式上，不同于这种工作的实际成就，及这些成就引起的实际存在。于是我们便有了真实的存在和理想的存在。例如，我们如果要了解古希腊人的普遍观念与思想，可以从索福克里斯、阿里斯托芬获得，从修昔底德、柏拉图获得。但“理想的”满足，是不同于“真实的”效果的。
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能看到一个民族从道德观念中获得满足，将一部分道德议论与现实德行相提并论，用另一部分代替德行的实现。同时，个人追求私利，并通过损害全体来满足私人利益。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全体之间隔离的内在原则，形式上是主观的。这就是人们无限热情与自大心理中的自私和腐化。因此，希拉主神宙斯定下一个吞噬“时间”的目标，并在自身规定了一个持久的东西，来阻止这个短暂局面。
“时间”是感官世界中的否定之物。“思想”是同一的，也是最深刻的否定性，是无限形式本身。所有存在都要消失在这种形式中。首先消失其中的，是有限的存在。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从死亡中复活的生命本身，仅仅是个体的生命。其次要注意的，是认识在其部分保存、部分变化的原则里，是一个更新、更高形态的发源地和诞生地。因为“思想”就是不朽的与自身保持同一性的“普遍的”东西，即种类。“精神”的具体形态，不仅在“时间”上要成为过去，并且要在意识的自主、自知的活动中被扬弃。一方面，“精神”消灭了它当前存在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它却获得了以往单纯生存的本质、“思想”、“普遍的”东西。它的原则就是那种内容的目的和本质。
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精神”为了使自己成为客观的，并使这种存在成为思想的对象，它一方面破坏了它存在的确定形式；另一方面理解了它包含的普遍的东西，因此重新决定了固有原则。民族精神的实体特性就这样被改变了，它的原则变成了另一个更高的原则。
要理解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这种过渡中所包含的思想。一个民族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直到它的“精神”获得了普遍性。变动的、理想的、内在的必然性，就在这一点中。这是“历史”的哲学理解的灵魂。
“精神”本质上是它自己活动的结果。它的活动就是要超越并否定简单的、不反省的存在，回归自己。我们将它和一粒种子做比较。植物从种子开始生长，但种子又是全部生命的结果。生命的弱点就在于，它的开始与结果首尾不衔接。个人与民族生命也同样有这种弱点。一个民族生命所结出的果实，并不回到产生它的民族中去。相反，它却成为那个民族的毒害。那个民族又不能放弃这种毒害，将这个毒害吞下后，那个民族就灭亡了，同时又产生一个新原则。
“民族精神”在必然的、相续的各阶段上的各种原则，仅仅是唯一的、普遍的、精神的各种要素。普遍的“精神”要依靠这些要素，提高并实现自我，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总体。
我们研究的只是“精神观念”，并且把世界历史中的一切都看做“精神观念”的体现。我们思考过去，只需研究现在就行了。因为这些重在“真”的研究，只需研究永恒的现在就行了。哲学中，“观念”永远是现在的，过去的一切并没有消失。“精神”不是过去的，不是将来的，是不朽的，是本质的现在。“精神”作为“精神”，本身永远如此，各种区别只是这种本质的发展。似乎被“精神”抛在后面的因素，仍然由“精神”保持，保持在它现在的深处。
《历史哲学》第一部分 绪论（12）
历史的地理基础
地理基础就是推动民族精神产生的自然联系。我们必须将这种自然联系，看做“精神”表演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重要、必要的基础。“精神”体现在这种自然方式中，允许它的各种特殊形态存在。自然的区别应首先被看做具体的可能性，民族精神就是从这些可能性中产生的。“地理基础”是第一个可能性。我们要理解的是，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与特点有紧密联系。这个特点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形式及占据的地位。我们不应高估或低估自然界。爱奥尼亚的天空固然有利于产生优美的荷马史诗，但只靠这个天空就不能产生荷马。
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很多自然环境必须永远被排斥在世界历史运动之外。在热带和寒带，找不到世界历史的场所。人类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不能自由运动。酷热和严寒使“精神”不能在这些地方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温带，当然是北温带，是历史的真正舞台，因为地球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大陆。与此不同的是，南半球被分散、割裂成许多地点。自然产物方面，北温带有许多具有共同属性的动物与植物；南温带则被分割成各种天然形态，彼此差别很大。
产生新世界这个名称，是因我们最近才知道美洲和澳洲。美洲和澳洲的物质与心理结构，确实是崭新的。南美洲和亚洲间的岛屿，显示出物质上的未成熟性。新荷兰也体现出未成熟的地理性质。美洲在物质和心理上，至今仍是无力的。从欧洲人登陆美洲以后，美洲土著就逐渐消失了。在北美合众国中，不能与欧洲人同化的土著，都被赶到内地了。那些土著也吸收了欧洲人的技能，例证之一是狂饮白兰地酒。在南美洲，土著遭受更加严酷的压迫，被迫做不能胜任的苦工。这些土著在各方面，甚至在身材上的低劣都是明显的。美洲土著体质羸弱，也是往美洲输送黑人的主要原因，黑人可以担任新世界中的很多必要工作。黑人对欧洲文化的感受性，极大超过了印第安人，如黑人可以担任教士、医生等等。而美洲土著体质羸弱，加上缺少文明必须的马、铁等工具，别人就用马、铁作为征服他们的工具。
美洲原有民族几乎消亡，因此主要人口来自欧洲。美洲的事情，都是由欧洲引起的。欧洲将过剩人口输送到美洲，因此产生与旧城市并存的新城市。在汉堡旁有阿尔通纳，法兰克福旁边有欧芬巴赫。欧洲旁有美洲，也是类似关系。欧洲人移居到没有课税和负担、土地辽阔的美洲，有很多好处。移民解除了国内阻碍他们事业的障碍，带去了欧洲的独立精神和技术，并在美洲大显身手。
众所周知，美洲分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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