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君忆解密三国真实历史:千里走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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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历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历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历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历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既然生命可以进化，那还用得着保护环境吗？

经济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他们利用进化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演化过程，都是由人类的经济行为决定的。最后，斯大林把这些描述定义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认为，这五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必然经过的演化过程。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类一起生产，一起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后来，因为分配不公平，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财富成为贵族，另一部分人则沦为奴隶。再到后来，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给予制度化，贵族阶级从奴隶主转化成封建社会的地主。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权力属于最高阶层的国王或者皇帝，阶层与阶层之间等级森严。接着出现了资本主义革命，改变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工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却遭到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于是他们要发动新的革命，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社会进化论，也称为历史进化论。

应该承认，社会进化论有若干部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呼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这种呼声不仅激发了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的斗争意识，也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

但是，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进化论，都仅仅是一种观点，而非事实。原始社会是学者们想象出来的社会形态。罪恶滔天的奴隶制度并不必然出现在社会进化论所定义的那个历史时期。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推翻了，直到清朝晚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运动，中间几千年的历史并非空白，却无法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文化比唐宋时期更优秀。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一旦他们接受进化论，必然痛恨那个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社会。他们一方面敌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向祖国效忠，于是出现了心灵上的撕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推翻的是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而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尽管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反道德行为，却被目为有功于历史的英雄。

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我问过很多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封建”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由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废除封建制度，采用郡县制度，建立了秦朝。但是，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把秦始皇定义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而且给它贴上了诸如“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　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文化标签。如果不把这些文化标签撕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中国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如果历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前人优秀，我们可以傲慢地看待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圣贤人物。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无论一个人的道德多么败坏、品行多么凶恶，哪怕他推翻了他的国家，那也是社会进化、或者说历史进化的表现，值得人们赞而颂之。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理——一种理念，今天被看作是进步的，明天被看作是落后的，哪里还有真理永恒存在的空间呢？如此一来，人们就永远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答案，只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还有第三个问题，与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历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历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历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历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历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姡У谑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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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