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6-历史碎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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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潮湿，哮喘，无休止的外调和故作的冷落，出狱的希望却还是渺茫着，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尽，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狱友贾植芳，郑重其事地托付后事：“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平生有两件事心里放不下，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篇东西，替我说几句话，那样我死也瞑目了。这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共计花了46块银元，是我出钱垫付的。那天来吃宴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先生。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啊，希望你有机会的话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都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写文章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实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为好……”　　　　
　　　　但据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证，萧伯纳来上海时，是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的。陪同宴饮的，除了几个国外记者，几乎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根本就没有出现邵洵美的影子。　　　　
　　　　据鲁迅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193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采访萧伯纳的。从鲁迅日记可知，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没有邵洵美。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召开的欢迎会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向萧伯纳赠送脸谱和戏装等礼物，是有在场的鲁迅、张谷若等的记录文字为证的，至于“功德林”请吃一事却是他囹圄中回忆往事时的“记忆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记忆力的衰退使过去的人与事在大脑里出现了叠影？是耶非耶，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等到出狱和家人团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头发全白了，严重的哮喘让他体力虚弱行走艰难。但当他捧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他不是特务的一张纸，他还是想跪下来。唉，什么时候起膝头变得如此软弱？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去往神仙的宫殿

　　　　楼下的院子里有棵法国梧桐，4月开花，9月就木叶飘飞。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狱后的邵洵美变得不太爱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小楼朝北的那间小屋里。有时译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长子祖丞是时代中学的英语教师，因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了三年刚回来，离了婚，单位又没房子，睡的是家里的地板（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父亲）。女儿如愿嫁了一个医生，迁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外孙，过了年，夫人也暂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妻子不在身边，邵洵美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和困顿。那个时期的一封家信中他这样叹苦：“今日已二十三日，这二十三日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　　　　
　　　　一次，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来上海看他，他想好好招待这位故友的妻子，却囊中羞涩，不得不把一枚吴昌硕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来了十元的酒菜钱。落魄至此，也真让人唏嘘！　　　　
　　　　邵洵美很快就病倒了。春寒天气最难将息，他被喘咳折磨着，只能躺在床上，窝在被褥里，一开口就咳嗽不停。陈茵眉得知消息，只身一人来到上海照料他。　　　　
　　　　1967年冬天，邵洵美的老病又犯了，这一次哮喘得更厉害。可的松、强的松之类的药物因服用太久已不起什么作用，说话时，不得不手里捏着一个橡皮筒一样的东西，连按带动，向口里喷送空气，以帮助呼吸。如果我们没有记错，他的伯父，也是害这病死的。本来这种病只要易地疗养，一到冬天就去南方温暖的地方，还有望治愈。可现今的邵洵美，再也不是一掷千金的少爷，只能挨得一日是一日了。趁他病情略有好转时，家人建议去余姚乡下静养，他拒绝了。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与他血肉相连，就像他从前在一篇《感伤的旅行》的文章中所说：“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历史，它会对你说我自小是多么可爱，长大了是多么顽皮，成了人怀藏着多少的奢望。没有它，我对自己的过去会没有查考。”　　　　
　　　　过了春节，邵洵美休克了一次。调治了三个月，见有好转，就出了院。这一日，天微雨，他出院回家后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他相信，自己已经看到过死神的面孔，它并不可怕，只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一片无以捉摸的白色，像雾，像无数道墙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甚至已经非常真切地看到了这另一个世界里的旧日朋友。　　　　
　　　　陈茵眉回江苏溧阳乡下忙她的农活去了，现在是夫人从南京回来服侍。他变得特别怀念旧时的光景，常常念叨那些死去或者活着的旧友的名字。有一个晚上，他让夫人烧了一桌好菜，说要等待徐志摩和陆小曼。善良的夫人陪着他等了大半宿，并记下了他的四句诗：　　　　
　　　　有酒亦有菜，今日早关门。　　　　
　　　　夜半虚前席，新鬼多故人。　　　　
　　　　夫人说他的这些诗作太伤感，他也真诚地检讨开了，把这些看作“毒草的标本”：　　　　
　　　　我这种东西写它做什么？对人对己全没有好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写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毛主席所写的诗词，哪一首不合乎这个标准？而我写的东西，哪一篇经得起考验？我的东西，只能起一种作用，便是说，留作一种资料，说明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它反映着某些人的思想，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一种毒草的标本，可以在需要时作反面教材。将来或者把它们拿给文史参考资料编辑的负责人去看看，有没有用。　　　　
　　　　听着院子里梧桐的沙沙声，他入梦了。他似乎真的听到了徐志摩的声音。徐和他大声争吵着什么，为了安妥诗中的一个词，或是为了书店经营的事。徐的一口海宁话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梦中，徐的手指好几次点到了他的鼻子上，就像在剑桥一起同学时一样。他相信了，死者的确是会说往事的。死亡，无法使他的内心冷却，也没有让他的理智涣散。现在，对于他来说，死亡不再是黑夜的恐怖，而是白昼的伴侣。　　　　
　　　　哮喘病发作的间隙，他在床头翻读的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夜莺》。玫瑰丛中的夜莺，让他想到的是那些清风一样透明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西窗的斜阳穿进来了，一粒粒舞动着的灰尘也仿佛是红色的。隔着蒙了水汽的窗玻璃，外面的喧嚣成了梦境。他轻轻读出了声。夫人在一旁劝止不住，听着也落泪了。　　　　
　　　　于是夜莺不停地唱下去，它唱着宁静的教堂墓地——那儿，生长着白色的玫瑰花。那儿，接骨木树发出甜蜜的香气。那儿衰草染了哀悼者的眼泪。死神这时眷恋起自己的花园来。于是他就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从窗口消逝了……　　　　
　　　　他曾经这样说：“我完全明白了我自己的命运，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啊，我要醒，我要醒，我要醒！”临到终了，他吟起这句子，才发觉自己或许是曾经明白，但始终是没有醒来，即便是从贵胄的云端跌落到人间的烟火中。这一生真的是一个弥天大梦？　　　　
　　　　因此他决意等待，不再挣扎，任由那片白雾一点点地把自己包围。谁说它是冰冷的呢？或许缠绕一身的白雾是温暖的，像他余姚老家盛产的棉花，他一坐进这棉花堆里，这一片白色就会温柔地把他浮载起来，而他那已记不清面目的祖父，会在远处喊着他的小名向他走来。他的生命不会是一场风暴。这一点他明白。现在他只愿像院中的那棵老树，生、老、病、死，走过人世间的六道轮回。如果这一切已不再能变更，那就快点到来吧。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　　　　
　　　　1968年的暮春到来了，这是一个万物明亮的季节，郊外已是麦黄草盛。立夏将近，地气回暖，邵洵美的肺原性心脏病加重了。到了夏至之日五月初五，哮喘又发作，来不及送医院，就颤抖着手指说不出一句话来。一家人看着他徒劳地在病榻上挣扎，却无以援手。延至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他终于与这个看不清道不明的世界作别了。　　　　
　　　　这位当年上海道台的大孙子、曾继承了上千万家产的诗人和翻译家、出版家，入殓的时候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其妻盛佩玉只买得起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双新鞋，送他“上路”。　　　　
　　　　夫人在悲伤之余还得处理他这些善后事宜：欠医院的医疗费四百余元，欠房管处的一年半房租六百元，以及私人借款五六百元，等等。　　　　
　　　　他往死的样子，十分平静，就像是往净土一样。死亡在最后一刻终止了痛苦。他的诞生日（旧历月日）与逝世日（新历月日）竟是同一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冥冥中的巧合。他真的去了“神仙的宫殿”了，家人的涕泪和呜咽，在他仿佛是登天的神舞仙曲。　　　　
　　　　至此，对一个人一生的叙述也将要结束。当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和一批同样年轻的才子生活并成长于战火和革命降临前的中国黄金岁月里，尔后，我们看到他萌芽中的文学天才迅速地被掐灭了。我们的主人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绅士？海上才子？浪荡子？三流诗人加摩登男子？出版家和招摇的文学纨绔子？一个爱惜羽毛又不小心沾上了一生洗不去的污渍的人？那些事件、变化着的环境，成就着一个人，也禁锢着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面目往往变得模糊，倒是历史总是要挤到前台来。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附记：余烬的余烬

　　　　日前看到署名Celine的文章，《上海滩最后的“小开”》，记载了邵洵美的长子邵祖丞在新时代的生存境遇，摘录附记于后，也可算作“余烬的余烬”：　　　　
　　　　５０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陕西路路口有一家永丰寄售行，牌子虽挂寄售行，店里几乎全是音乐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国唱片。那时，“左”风未兴，青年们西装革履地聚在一起，听听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还是件很时髦和上“品”的事情。“发烧友”们常常把这新开的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因为这毕竟是上海滩唯一的一家专售外国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儿子，那时２０来岁。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当时一般服装店只能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而一张新出的外国唱片，起码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断把新灌制的片子送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国人办在中国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摊出来尽他挑选。依邵祖丞那时的眼光，还嫌百代的片子不够新潮呢，宁可直接进口原版国外唱片。只是碍于情面（百代公司的买办是邵家的亲戚）选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长，“三反五反”之后，有钱人家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海外，西装革履的“小开”们也失去了往日的雅兴，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趋清淡。公私合营时，邵祖丞只好怏怏地到时代中学去教书了。　　　　
　　　　时代中学的前身是圣芳济教会中学，他的祖父邵恒当年是该校的校董，邵家许多子女也都在该校念过书，学校与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谊了。按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起来理应是心情舒畅的，然而“肃反”的时候，因为他曾参加过一个自己也弄不清、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的组织（据说那是个特务组织），稀里糊涂地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这么一来，讲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学校总务处分管学生的课外劳动，同时在学校办的校办工厂里干活儿。这样的日子对于“小开”来说，已经很够“味儿”了，但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头。　　　　
　　　　邵洵美被捕入狱，受父亲案子的株连，邵祖丞也跟着沾“光”，从校办工厂劳动“升级”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他和十几个有“问题”的人员来到松江县新桥村，住进农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粪池边去挑粪浇菜园……　　　　
　　　　这期间，他的母亲离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压力下，他的妻子——一个端庄、秀气的中学俄语教师——也和他离了婚。　　　　
　　　　邵洵美的问题在三年后总算审查清楚了，宣布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无罪开释，他的儿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松江农村劳动了三年零两个月后，邵祖丞终于得以返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