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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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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千古伤心文字狱（4）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七十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1）
——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
“书生办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强加在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头上的一顶帽子。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轻飘飘的，含义不清，也不科学，还有点玩笑意味；但这个恶谥，却重如千钧，压得邓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后顶着它离开报社。它也在我们所有编辑人员心上，长久地留下一团阴影、一道伤痕、一个无人回答的大问号：书生办报算什么罪名？书生，就是有学问、有专长、有较高的文体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由这样的党员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办报，有什么不好？三十年来的实践，早已证明这顶帽子的虚妄和荒谬。这样，也就使我们更加怀念范长江、邓拓和其他一批先后为报纸作出各种贡献的“书生型”老同志，他们实在是党的思想战线上的瑰宝精英。在这篇小文里，我只能对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先后故去的三位老领导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寄托忆念和哀思，写一写这三位书生是怎样办报的。
一
林淡秋同志到报社工作时，不过四十岁左右，经历过抗日根据地和白区长期的战斗生涯，具有文化工作和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原是副总编辑，用现在惯用语，当是“副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高干”了，但他活脱脱仍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书生气质。在和同事相处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摆首长架子那种低级趣味和官僚主义恶习。五十年代初期，报社办公室分散，有一部分在王府井大院以外，如文教组就在大甜水井胡同西口一个院子里。淡秋常是往返于他所领导的几个部门办公室之间，参加部门工作会谈，同有关编辑谈稿件，同编辑记者谈心。作为副总编辑，他不仅对主管的几个部进行从原则到具体的领导，而且自己提笔动手写重要社论、修改稿件，使一些原稿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采都有所提高。这一点，尤其使编辑记者们心折。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方面的教益，至今还留下清晰的印象。
为了报纸的编辑和行政领导工作，这位三十年代就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作家、老翻译家，几乎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事业。从早到晚，他的精力和心血，都耗费在原稿、小样、大样的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鬓发悄悄变白了，视力渐渐衰退了（到晚年发展为严重的白内障），但他总是孜孜不倦，终日辛劳，如一头老黄牛，很少为个人文学生涯的中断表示过怨艾。
然而，正是他主持报纸文化宣传的那些年，思想战线开始进入多事之秋，步入坎坷崎岖的险途。接二连三的批判，大都从文艺界发难，演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阵阵暴风雨轰然而至，一次次使人们震愕、迷惘、惶惑。严峻的形势和紧张的气氛，自然不可免地要波及到报社大院里来。淡秋同志的工作，正处于急剧变幻的漩涡中心。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却因此常常跟不上形势，被指责为“右倾”，被目为不可信任。
大约是1955年初，不知道为了什么缘由，淡秋的副总编辑职务突然被悄悄免去，专任文艺部主任。我们不知内情，那时也不兴打听小道消息，只得心中纳闷。但很清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处置，而报社编委会是无权作出这种处理的。淡秋本人可能心中有数，也可能并不清楚，但他处之泰然，坦坦荡荡。他历来就对被某些人热衷计较的等级、职位之类淡如秋水，轻若浮云。而且他党性修养高，从不随便议论不该议论的事。在受到不公正的讥评和责难时，他常常不置一辞，不计较个人荣辱，把委屈咽到肚里。他本是一个热情豁达的人，和同志们相处时，总是谈笑风生。然而，当凌厉的风霜扑面而来的时日，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偶尔也会出现沉重惶惑的神色。有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斜靠在椅子上，对着窗外天空凝神默想，心中不免有点凄然。但我知道，这种时刻，任何人想探索他内心的波澜，都是徒然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老同志心中，经历过类似的难以平静也难以描述的波澜啊！但也许正是这种“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招来自身的厄运，使某些心术不正的顶头上司得以翻云覆雨，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正直的书生遇到巧佞的政客，那结果，比“秀才遇见兵”要坏上一百倍。
1958年，由于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徐懋庸大量杂文的牵连（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他终于调离报社，去浙江先后主持杭州大学和省文联工作。我们一方面感到惆怅，另方面又为他宽慰。他终于归队了，回到文艺战线上了。他的气质，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书生，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哪能适应那种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环境呢？以后几年，他以大学校长和作家身份再来北京参加会议时，神情和心绪就迥若两人了。他会滔滔不绝地介绍浙江文艺界情况，纵谈大学文科教材的得失，讲到杭州大学有名的“三陈”（陈学昭、陈修良、陈企霞），尽管是上过报的“大右派”，但他还是请他们到大学里来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说话时神采飞扬，恢复了“左联”老作家的情态。
但他终于逃不脱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抛”了出来，罪名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干将”、“三家村代理人”，从他家里发现了一本由作者邓拓签名请“淡秋同志指正”的《燕山夜话》，更使“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发现了铁证，逼他交待参与“三家村”反党阴谋的罪行。于是，无休止的挂黑牌游街、揪斗会的消息，时有传来。我们实在不敢想像他那瘦弱的身躯，怎禁得起暴虐的棍棒和皮带！
从此消息沉沉。直到四五年后，才从杭州来的友人处听说他已从“牛棚”放回家，但尚未分配工作。1972年春天，姜德明兄和我去杭州出差，我们事先给这位老领导去信，说我们到后一定去看望他。他果然早早就买好一瓶加饭酒放在家里等着了。难中重逢，分外亲切，他对自己那些年的遭遇讲得很少，却向我们一一打听报社许多老同志，问老邓去世的详情，问胡绩伟、李庄的近况，有没有“解放”？有没有工作？问起文艺部的几乎每一个同志，包括老干事文林。这时我们才惊讶地发现，淡秋虽已离开《人民日报》十多年，报社的许多同志都还在他的心上。
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2）
二
林淡秋领导文艺部工作时，文艺部主要负责人还有袁水拍，水拍是诗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向日葵》、《马凡陀山歌》名噪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他并没有一般人心目中那种多愁善感、落拓不羁的诗人气派，相反，却更像一位拘谨谦恭的恂恂君子。“诗如其人”这句话，对他并不确切。解放前在大后方和上海，朋友们都昵称他为“水老”，其实，他那时才过三十岁，却老成如中年人了。
水拍为人处世，具有学者型的严谨风格。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的工作笔记最多最详细，连部里开工作会、党支部会、学习会，他都详细记录。尤其对来自领导部门、领导人的指令，都是立即照办，不打折扣。即使做违心的事，写违心的文章，也极其虔诚、坚决。例如1951年报纸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旨意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要人民日报社派袁水拍带领一个“历史调查团”去武训故乡调查，名义上由他带队，实际上是化名李进的江青在团中操纵一切。那个“调查”，纯粹是先下政治结论、再去找寻证据，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想像推论。江青在调查过程中，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水拍则处处忍让，委曲求全。又如1954年10月报上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毛泽东主席决定发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最初考虑用社论形式，叫水拍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最后决定署袁水拍个人名字。水拍再三恳求不署他个人名字，理由是此文从题目、内容到文字，主要都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请求未被批准，终于仍然用袁水拍的名义发表了火药气很浓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像一枚重磅的炮弹，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袁水拍并非真正的作者。但也有人据此在座谈会上对他个人进行猛烈攻击，口口声声“《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作者袁水拍”如何如何。我当时就坐在他身边，我看他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心情复杂，如同哑巴吃黄连一样。
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艺战线的批判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大都从《人民日报》上打响第一炮。在硝烟弥漫中，《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这个角色很不好当。但是水拍总是小心谨慎，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个宣传任务。他总是坚决贯彻来自党中央、中央宣传部的方针、政策和新精神，而且常常是立即执行，不打折扣，很有点雷厉风行的味道。但他同时仍然要以诗人、评论家的身份同文艺界朋友交往。在弓弦越绷越紧的气氛中，要达到没有隔阂、倾心交流，不大容易。但是据我从旁观察，水拍在那个时期中，同文艺界人士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六十年代初调到中宣部担任文艺处长（那时不称“文艺局”）之后，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那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就在于他的真诚。文艺界朋友同他接触，不仅看到作为党报文艺宣传负责人的严肃，还有作为诗人的真情。有时，报上的言论和文艺批评，未必符合实际，也未必使人心服，但是人们还是能予以谅解。严厉批判不会由他发起，自然也不能由他负主要责任。
可能正是由于“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渊源，“文革”后期，水拍的处境突变，由贺兰山下牧牛的“阶下囚”忽然得到起用，实际上就是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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