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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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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副刊的保护神了。
六
1966年12月下旬某一天，报社大楼忽然人声鼎沸，刮起“揪斗胡乔木”的暴风。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报社大楼，十多年来乔木不知来过多少次，这一回却是以囚犯身份出现在礼堂讲台上。揪斗大会声势很是浩大，吴冷西、胡绩伟等报社主要领导人，自然无一例外地分列左右上台陪斗，我们这一批部门的“当权派”，也都列队站在台前，低头面对会场。
乔木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旧棉大衣罩在身上，本来就瘦弱的身躯显得更加憔悴，好像正在生一场大病。但是他的神情却还是一如平日那样从容镇静。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大声呵责，忽而要他交代“胆敢篡改伟大领袖光辉著作的罪行”，忽而要他交代“庐山会议上的反党阴谋”，他一概都是轻声细语地回答并无此事，或者说一句“这事涉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便多说”。态度从容，不卑不亢。“造反派”勒令吴冷西、胡绩伟揭发交代时，吴胡二位也都一言不发，或者轻描淡写敷衍几句了事。造反好汉们无可奈何，只好鼓动全场高呼几句“不许胡乔木狡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之类的口号，草草收场。等乔木被押上车送走，我们这些陪斗者也就分散回家。这次批斗大会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以后十年，消息沉沉，这位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秘书的“党内大秀才”是死是活，是遭受磨难还是得到保护，都无从知晓。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曾经听说他曾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又无下文。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下一年，在看一次演出时，忽然发现乔木就坐在我前一排，体质看起来不如过去，神情却依然那样安静从容。这使我感到欣然。交谈中，他听说我仍在报社，又编副刊，就微笑着点点头。那时副刊有个名称叫《战地》。他忽然问：“‘战地’两个字是谁写的？”我答：“用的是毛主席‘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他“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我回来同部里同志商量，也都觉得“战地”二字不妥，有“文革”味，决定取消。过了一段日子，改名《大地》，一直用到现在。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4）
新时期开始，乔木先是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其他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成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人物，到报社来的次数少了，报社领导也还不时传来他对报纸的指示。他仍然时常关注副刊，如果看到副刊上某些稿件有差错，或是他认为有“问题”，仍然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话指出。有时口气也很严峻，每到这种时候，我作为文艺部负责人，只能像以往那样，写封信去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免得有关部门再追查作者和编者。多年来，他对副刊的要求、建议和批评，有些具体意见，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是平心而论，他的高瞻远瞩、胸怀大局而又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他对作者（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宽容态度，都给了我们许多教益。（八十年代中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尊，竟然越过文化部党组织亲自到老作家吴祖光家中登门“劝告”吴退党因而传遍文化界事，是绝无仅有而又极不正常的一次。）经他审改的大样小样，闪烁着他的睿智和文采，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周扬、夏衍等少数同志外，还很少见到。从此以后，恐怕都将成为广陵绝响了。
七
郭老当年有诗赞誉陈毅元帅：“百战天南一柱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觉得似乎也可以套用送给乔木。他是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史学家，然而，“先生本色是诗人”，或者说，他具有不少诗人的本色。他少年时代在扬州中学（江苏省立八中）就以才华出众博得神童的美誉，初中时由于写了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被教师嘉奖而闻名全校。考入清华大学虽然攻读物理系，但对文学却一直有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造诣。只是长年的革命斗争、政治活动、党务工作和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使他没有多少余暇显露诗人的才华。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偶尔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诗词。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两篇杂文（以及差不多那一时期他用“赤子”署名的几则国际题材的杂文）都还是有感于时事而发的文章，他的诗词就纯属抒怀遣兴之作了。1964年底，他寄来十六首词（刊登于1965年元旦），是他最早公开而集中发表的诗词作品。虽是旧形式，却都是新内容，按当时说法，都是“重大题材”。如写国庆十五周年，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等等。七首《水龙吟》，更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畅写中国革命业绩和国际斗争形势，运用的却仍然都是文学语言，比喻的也仍然是诗词典故，并非写成政治诗、口号诗。比如：“星星火种东传，燎原此日光霄壤。”“边寨惊烽，萧墙掣电，岁寒知友。”“举头西北浮云，回黄转绿知多少。当年瑶圃，穴穿狐鼠，可怜芳草。”“涸辙今看枯鲋，定谁知明朝鲂。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这类词句，不仅铸辞炼字，极有讲究，而且古为今用，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境。他写旧体诗词，不像郭沫若、陈毅诸位那样随意挥洒，兴到落笔，无拘无束，而是严谨地按照传统的格律和规范，很少不是循规蹈矩的。因而这组词一发表，就引起文坛注目，许多人似乎第一次认识了诗人胡乔木，而对他十几年前写过的《悼望舒》散文的印象可能已经淡忘了。
那年9月，他又寄来《诗词二十六首》（刊登于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这一次数量更多，题材范围更广，也就让读者更多地领略感受到诗人的襟怀和情愫。作者不止是娴熟地运用古典形式和传统语汇来表达一个革命者的喜怒哀乐，更善于酿造一种全新的意境。其中不少词作，如《念奴娇》四首（重读雷锋日记）、《采桑子》四首（反“愁”）、《生查子》四首（家书）等，用语自然，清新脱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那年秋天我在京郊房山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就曾抄录一首《生查子》送给一位立志回乡务农的中学生：“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岂是少扶持？不耐风和雨。如此嫩和娇，何足名花数？稻麦不争春，粒粒酬辛苦。”
八十年代初期，乔木又陆续寄来一些新诗。他写新诗，也是严格按照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们倡导的格律诗形式，而且很注意音节。有一次更在附记中特意写明：“近年写了几首新诗——按现代派的观点全算不上诗，至少算不上新诗——每句都是四拍的（每拍两三个字，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句做标准），觉得比较顺手。惟有这里的第三首每句五拍，算是例外。我并不反对其他的体裁，而且也想试试，如果能试成的话。”
新诗如今风起云涌，流派林立。有人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我没有统计，没有发言权。但我不知道现在如乔木那样严肃而又严格地对待自己诗作的人，还有多少位呢？他一贯认真阅读报纸大样小样，一遍遍地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作风，过去在我们编辑部是尽人皆知的。他寄自己的诗文来，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同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附信上总是谦虚地称它们是习作，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1982年7月1日发表的《有所思》四首律诗，在6月中寄来时，信上说明是为七十岁生日而作。这四首诗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回顾，“旧辙常惭输折槛，横流敢谢促行舟？”“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等句，寄意深邃，感慨遥深，能够使人窥见作者心底的一些波澜。如果按过去处理乔木诗文稿件的惯例，一般都是安排在副刊或者文学作品版上。但这组诗作寄来时，我正因手术后在杭州养病，经手的同志可能认为题目比较大，似乎不宜发在副刊上，结果“七一”那天在第二版见报。我估计不是作者本意，因为他写的是“七十述怀”而不是“七一述怀”。等我从杭州回到北京，已经事过境迁，也无从向他说明原委，终成遗憾。
与李辉谈周扬（1）
1993年8月10日
李：你从五十年代至今，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还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工作，对周扬一定有比较多比较深的了解。
我在1953年初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由于工作需要，曾经被派去列席文化部部务会，大概有两三年。多数部务会是由沈雁冰部长和作为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的周扬主持，这就有机会同他们常见面。更多的是作为文艺部编辑人员，到他那里去讨论文艺宣传选题，审阅社论，接触更多些。
李：周扬最初给你的印象如何？
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才华横溢，水平很高。在文艺界的一些大会上，他经常不拿讲稿，只拿一张小纸条，上面写几个字，就可以滔滔不绝，一气讲三四个小时，越讲越精彩。一般是前几个方面讲理论问题，常有精彩的阐述和新的观点。
李：五十年代时他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那时他对待干部比较宽容，比较符合政策。五十年代初，“左”的思潮总的说还不那么严重。在文化部部务会上谈到工作中的毛病，他对下面干部并不严厉。譬如故宫发生失窃事件，郑振铎痛心疾首，周扬则对故宫的工作人员表示理解，说那是坐冷板凳的工作，新同志没有经验，不必追究个人的责任。在发展文化事业上，下面的文艺工作者反映地方官员横加干涉之类的事，他多数时候支持文艺工作者，反对粗暴干涉，官僚主义作风，尤其非常痛恨污蔑迫害艺人的事。他还要我们写述评在报上批评这些情况。
李：就是说那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还是比较顺心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形象是高大的，作为一个人的人品，他很有吸引力，有魅力。听他的报告，人们作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西方的、古典的、近现代的、马列主义的，他都熟悉。听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干部说起，他在工作上是非常放手和信任下边同志的。
李：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和中宣部的文艺领导工作是怎样协调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多次说过，《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是双重领导，而且以中宣部为主。文艺部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都由周扬审定。重要的文章、社论、评论文章，他都改。他的字学毛主席，用毛笔改，改得非常仔细，有时要改两三遍。
李：江青那时是怎样插手《人民日报》的文艺工作？
我最早感到江青的影响，是在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期间。开始隐隐约约听说有两篇文章引起注意，有问题要批判。10月中旬，听说江青来报社开过会，有周扬、邓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参加。江青带来毛主席的意见，但还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还是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为好，江青就把这样的意见带回去，那时方针已定，他的意见不仅不会被采纳，反而引来严厉的批评。
李：邓拓当时是什么态度？
邓拓比较稳重，在会上没有讲什么。那时报纸的重点是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忽然现在要批判这个问题。后来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他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邓拓亲自指派我赶紧重读《红楼梦》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李：接受这样的任务，你当时有什么感觉？
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吗？不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邓拓、周扬也未必知道严重性。那时候只知道应该支持、提倡新的观点，却不曾想到要来一次政治运动。
李：可能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没有意识到进行的不仅仅是一次学术批判，而且谁都不可能预想到随后的胡风批判。
是这样。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是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秘密状态下写的。要袁水拍用个人的名义，开始他并不同意，到了毛主席那里之后，加上“袁水拍”的署名，袁水拍一直对周扬、林默涵作为领导看待，包括冯雪峰，他都是作为前辈看待，从来没有想到会写文章公开批判。发表前一天还跟邓拓说，这类文章用个人名义发表不合适，是否用社论或者短评的名义。
李：那种情形下大概谁都无法改变。
见报前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包括我写文章也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连当时的总编室主任李庄也是看到大样斟酌我那篇文章题目时才知道有这件事。周扬知道《人民日报》要发表文章，但不知道具体内容。
与李辉谈周扬（2）
李：可能是有意识在避开周扬。
《质问〈文艺报〉编者》发表后，作协马上开会，是和文学研究所一起开的。周扬和郑振铎主持，他的调子并不高，强调应该从理论问题谈起，讲话比较心平气和。说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尽管有点简单化，但还是有意义的，反映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新旧观点的矛盾。参加会议的有邵荃麟、冯雪峰、俞平伯、冯至、王瑶、吴组缃等二十几位学者和评论家，但大多都像一棍子打闷了似的。冯雪峰作检讨。郑振铎还说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平伯先生也不要紧张，又说自己年轻时就佩服过俞先生的文章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好几篇文章，但学术界的气氛并不那么紧张。
李：胡风问题的出现，可能大家当时还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开始只是谈《红楼梦》问题。接下来开全国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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