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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的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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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螅谟览制吣辏�1409）正月十一日下诏称：“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再搅扰生事，永为定例。”（《野获编》补遗卷三）有皇帝老儿的“皇恩浩荡”，秦淮河烟火更亮，风流盛极一时。
虢国夫人游春图（清。任熊）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京师，而称南京为留都，其后，南北二都各立教坊，北有东西两院，南有十六楼（或十四楼），故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说。到了明朝中叶，“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卷一五一《刘观传》），更有甚者，官吏下朝之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侯甸《西樵野记》）。如此颓废之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时任通政使的顾佐率先上疏朝廷请求革除官妓。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采纳顾佐奏议，下令禁革官妓。在诏令颁发的同时，明宣宗又擢顾佐为右都御史，专门主持整饬风宪，颇有革除弊症之姿态。
综合现在掌据的史料分析，明宣德三年革除的只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妓院”和地方官妓，并非整个官妓制度。而这些“国营妓院，也并不是裁撤迁散或关停并转，不过是由国家直接经营改为间接（收税）管理罢了。套句眼下的时髦俗语，就是推向市场，让其自行发展。或许由于纠弹考查的严厉以及其时政治中心的北迁，或许是不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到了万历年间，除南市尚存外，其余的“国营妓院”都“化为废井荒池”，徒资凭吊了。真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喧闹一时的十六楼，已是明日黄花，一片凋零。
尽管明朝的官妓呈衰微态势，但明朝的官妓制度依然延续发展。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第二，朝廷实行宏观控制，通过注籍收税间接管理“市妓”；第三，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1）
六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
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
中国官营娼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专供皇帝独自享用的“宫妓”和为各级文武百官服务的“妓”。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与权利，他们高踞于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尖顶上“君临天下”，可以任意占有无数的绝色美女；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嫖妓有时却要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甚或禁止。故家妓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既可视为宫妓的“平民化”、“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官员嫖妓的“合法化”。总而言之，家妓是中国官妓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极其特殊的功能。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一）家妓的始行时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史籍记载的很少，这里我们试举两例：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事情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将郑国送来的乐师、歌女、乐器的一半赏赐给大臣魏绛，以奖励他和戎的战功，其中有女乐八人。其二，《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同居。”这或许是家妓的滥觞。纵观历史，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大量女乐、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将相，官僚贵族竞相仿效，也在家中蓄养数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这就是“家妓”。王书奴先生曰：“蓄养家妓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
两汉时期，蓄养家妓的风气开始流行起来，有着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汉书·贡禹传》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汉书·元后传》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说的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荒淫无耻、耽于女色之事。汉成帝去世不久，王根便“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
《后汉书·梁冀传》：“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梁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把持朝政近二十年，更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后汉书·钟长统传》也说当时的富豪、商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为了眷恋人生和主宰自我生存的命运，士人们也开始及时行乐，尽情享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节操被抛弃，像硕学大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何等的风流浪漫。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2）
（二）家妓的极盛时期
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所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的特征来看，是指士人言语的“清谈玄远”，行为的“放荡不羁”，思想的“放任自流”，气质的“粗犷浪漫”。
从行为方面论，其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王书奴先生就魏晋南北朝时代狎玩家妓的九种不同情形做了归纳，这里不妨略作补充引录如下：
（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
“幼文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宋书·杜骥传》）
（2）因狎玩家妓而极尽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夏侯道迁传》）
“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阮佃夫传》）
（3）因贪家妓声色快乐而非朝贺不出门者有之
“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宋书·沈庆之传》）
（4）因贪恋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坏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张坏传》）
张坏到了豁牙半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却依然蓄养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实乃老而胡涂，老而失态，老而不尊，老而不识务，贻人笑柄耳！
（5）因取悦家妓高兴而纳其为妾者有之
“惟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北史·高聪传》）不管有子无子，家妓均注籍为妾，高聪已不要脸到了饥不择食、礼仪扫地的地步了。
（6）因争夺家妓而丢掉乌纱帽者有之
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朝廷权贵阮佃夫喝酒，岂料家有数十位妓女的“权执”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佃夫见耀华，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南史·何恢传》）何恢是个既爱官职又爱美人的呆子，最终让阮佃夫找了一个借口罢了官，报了一箭“夺色受辱”之仇。
（7）因蓄养家妓而媲美于帝王之家者有之
仅就蓄养家妓的数量之多，纵欲享乐的华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与帝王之家媲美。《洛阳伽蓝记》云高阳王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
河间王元琛更效仿西晋石崇、王恺故事，与元雍明争暗斗，试比风流谁更高。史载，他大兴土木，营造馆舍园囿，蓄养歌舞家妓三百人，艺貌冠绝当时，“曳罗绮，饰金翠”，家庭侈靡，声妓纷葩，极尽风流之能事。他还时常大会宗室宾客，“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遗留后世的名言为：“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一副暴发户心态昭然若揭。
吹箫图（明。唐寅）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3）
（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珮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珮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冏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4）
（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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