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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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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来武汉时，住在汉口惠济路十六号。那时的十六号只有一道竹篱笆墙，墙外就是稻田，稻田里的青蛙从早叫到晚。虽然在篱笆墙外增派了哨兵，但哨兵也改变不了青蛙大声鸣叫的爱好，特别是夜晚，青蛙“咕哇咕哇”地叫得更欢。姨父生怕毛主席休息不好，就找到中南警卫团团长刘敬修，请他务必解决“他妈的青蛙乱叫唤”的问题。刘敬修虽是打锦州火车站的主攻营营长，却从来不曾把青蛙作为作战对象。他风风火火地带着战士在田埂上走了一趟，一走，青蛙不叫了，可他们一停下来，青蛙又变本加厉地叫起来。为了制止青蛙的叫声，战士要不停地在田埂上“齐步走”，走过来，走过去。这就成了别人看不明白的一道风景。后来，刘敬修发明了“打草惊蛙”的战法，给战士们一人发一根棍子，让他们分片包干，蹲在田埂上敲几下，休息一会儿，再敲几下，终于制服了青蛙的叫声。刘敬修说，老朱，你真行，我从小当兵，打了一辈子仗，没想到你会叫我跟“他妈的青蛙”打仗。
姨父的谈话是跳跃式的，刚谈了青蛙，又突然问我，你知道毛主席住室里的温度是多少吗？又替我回答，这是有规定的：走廊为二十摄氏度、室内为二十二摄氏度、卫生间为二十四摄氏度。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毛主席后来在武汉的住地——东湖南山甲所也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吊扇，吹起来的是热风，室内温度降不下来。姨父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在屋子里置放冰块。冰块是装在脚盆、水缸里的。所以，一到夏天，毛主席一来武汉，他居住的房子里就到处放的是水缸、脚盆。另一个降温措施却表现了姨父和他的同事们的奇思妙想，就是在屋顶架起一排自来水管，水管上钻了好多窟窿眼儿，像洗淋浴的花洒喷头，不停地向屋顶洒水，用流动不息的水帘形成隔热层。1959年，“梅岭一号”建成以后，毛主席来武汉才用上了空调。
毛主席怎么吃的问题似乎比住的问题省心。姨父说，毛主席从来不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鲜，因此，我们更应该把毛主席爱吃的家乡菜、家常菜做好。好多人只知道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但是，他老人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辣椒、怎样吃辣椒呢？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要吃湖南、广东的辣椒，炒辣子鸡用的是干辣椒，如果是炒小鸡，一定要用新鲜辣椒。好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不知道毛主席也喜欢吃腊肉，但必须是湖南腊肉。湖南腊肉跟四川、贵州的腊肉不一样，是用稻壳、花生壳子熏出来的，是红黄色的，要先腌后熏，要在冬至以后加工，春节时候正好吃，过了端午节以后就不好吃了。叶子龙是从江西中央苏区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红小鬼，据说，他在中央苏区时，不管跟着毛主席走到哪里，都要掂着一盏小马灯，因为毛主席一住下来，就要读书、看文件。同时，他还学会一手爆炒辣子鸡的绝活。进城以后，他当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室主任，还时常下厨给毛主席炒一盘辣子鸡。
毛主席还保留着农村和战争年代的生活习惯，爱穿布鞋，只是在跳舞或是接待外宾时才换上皮鞋。有时，皮鞋是由卫士随身带着的，需要穿皮鞋了，就随时在汽车上“一脚登”，不用系鞋带。
我问姨父，你跟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很多吗？毛主席跟你谈过话吗？
姨父说，近距离接触太多太多了，却只有过一次最简单的谈话。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又食武昌鱼”以后，我正在“轮渡二号”驾驶台上坚守岗位，卫士长李银桥陪着毛主席走过来，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这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警卫处处长。”毛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朱汉雄。”毛主席又问：“哪个朱？”我说：“朱总司令的‘朱’，武汉的‘汉’，英雄的‘雄’。”毛主席笑着说：“哦，你是武汉的英雄哇！”可我当时有些紧张，后边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又像是说“汉朝的英雄”。总之，老人家说我是英雄，我绝对不当狗熊就是了。
我看到一张姨父与毛主席的两人照，毛主席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像是跟他谈话。我指着照片说，毛主席这不是正在跟你谈话吗？
姨父说，这是在武昌东湖南山甲所的斜坡上，主席夹着一支烟正在散步。我和卫士们跟在主席后面，远远地护卫着他。卫士说，主席，给警卫处长老朱一起照个像吧。主席把脸扭过来看我，好像要跟我说话的样子，可我没有福气呀，主席还没来得及说话，专给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就“嚓”地照下来了。（见本书封面照）照相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又考虑别的事情去了。
我还看到几张照片，是毛主席跟他身边的卫士和机要秘书、或是跟一些地方首长的合影，其中都能找到姨父。姨父说，除了随大流、扎堆跟毛主席照的集体照以外，我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很少，因为我给我自己和下边的工作人员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在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抢镜头。主席身边不能随便出现这样那样的人，有了多余的人，侯波没办法按快门。我瞪着眼睛，不许我下边的人乱跑乱动。我无论陪同毛主席或是别的中央首长看戏、看电影或是跳舞，我的位置不是这个边边，就是那个角角。在所有领导同志出现的地方，我都是靠边的，要做到不动声色，不表现自己。我是搞警卫、搞服务的，不是来出风头的，挤到中间干什么，有了什么事情，里外活动也不方便。所以很少有我的镜头。在主席住地，我时时守在离主席很近的值班室里值班，只要主席出来散步，我就要马上出来为他警卫，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干扰主席。
4。青蛙；你不要叫（2）
六姨委屈地说，毛主席来了，你姨父从来对我严守机密。有一次，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在洪山饭店值班，我去向他汇报一个案件的情况，才知道毛主席在洪山饭店会见国宾。我找到你姨父说，我想看看毛主席。你姨父绷着脸说，这事你不要找我。还是谢滋群找到警卫处的人，叫我站在一条布幔子后边，趁毛主席经过布幔子那边去吃饭，叫我偷看了一眼。
姨父瞪了一眼说，毛主席不是随便叫人看的！
姨父又讲了他终身难忘的两件事：
一次是毛主席在武汉举行国宴，招待朝鲜金日成首相。姨父作为警卫和接待工作的操办者，也意外地收到了毛主席署名的请柬。姨父说，我哪里会想到有我的请柬呀，我只是一个为领袖服务的小角色，一到宴会上，只顾得一心一意地保证老人家和金日成的绝对安全以及宴会有序地进行，怎敢把自己也当成应邀嘉宾的角色呢？连那张具有保存价值的请柬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另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昌“梅岭一号”操办“家宴”，祝贺毛主席六十九岁生日。姨父以发布新闻公报的语言向我报道，参加这次“家宴”的有：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还有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处长。
我问，这最后一个就是姨父吧？
姨父说，好像是我吧。接着又说，参加这次“家宴”的还有卫士长李银桥、秘书林克、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最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有一个是毛主席自己家里的人！
我问，江青不在毛主席身边吗？
姨父说，我很少看到江青跟主席在一起。她单独到武汉的次数也不少，是秘密来的。我从主席的随员那里听到江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主席的卫士、秘书，差不多都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但都干不长，说她难侍候。上汽车、下汽车都要关车门，本来轻轻一碰，门就关上了。但她怕受震动，怕听关门的声音。你只能捏着门把手往里边推。你说话的声音不能大，走路也不能跑，要轻手轻脚，一不小心，走路带风，她就不高兴。她戴的是坤表，表针噌噌走动的声音，她也嫌吵，还要对坤表发脾气。她很怪，很挑剔，很难侍候。
1964年，姨父接待过江青。她是从上海飞来的，住在梅岭。她来时，没想到她的照相器材会有那么多，满满地装了一卡车。她要照柳树、照荷花。但她怕风吹。在湖边，她觉得风大了，就不照了，赶紧回去了；刚回去，风小了，她又要出去照。姨父说，她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侍候就是了。
有一次，江青在野外照完了荷花，觉得不理想，又要在室内照荷花，还要照出野外的效果。于是乎，在主席住地的一个会议室里，在好端端的地毯上，让我们摆满了脚盆、水缸，把湖里的荷花挖出来，有开花的，有没开花的，有似开似不开的，插在脚盆、水缸里，东插西插，后来果然照出了野外的效果，可我们知道是假的。我去梅岭看望她，问她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她说，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送给你一张照片吧，是我给毛主席拍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姨父说，我庆幸自己没有摊上江青让我倒霉的事情，而上海公安局的警卫处长王吉普却不幸摊上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的时候叫蓝苹。“文化大革命”时，她叫上海公安局搜集三十年代有关蓝苹的资料，其中有她在那个时候的绯闻。上海搜集了，王吉普坐飞机送到了北京。但他到了北京，一交了资料，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姨父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倒了霉，住进了粤北监狱。他出狱以后，第一次去上海，就特意去看王吉普的家属。王吉普已经不在人世，死在秦城监狱里了。
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1）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你知道宴会怎样操办吗？
作为许多次高级宴会、包括若干次国宴的操办者，姨父对外甥开始了启蒙性谈话。他说，宴会之前，你必须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排名单、发请帖、摆席次卡，主客和别的客人各自坐在哪个地方，写上名字，把卡片摆在桌子上，要是摆错了地方，那就乱套了。二是按照宴会的规格确定菜单，大致有三种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是一等标准；中央的部长和省一级领导人宴请外国名人，是二等标准；厅局一级的领导宴请客人是三等标准。三是要摆好餐厅的桌子、铺好台布、摆正椅子、窗明几净。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宴会标准确定菜单，这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菜单确定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采购和加工。厨房里有“红案”、“白案”。“红案”是案板上的功夫，就是切肉、切鸡、切鸭。什么样的鸡、鸭可以用，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能用，哪一部分的肉不能用。肉是切成片、切成条、切成块，还是切成丝，这是第一道工序，是“红案”师傅的事情。接下来是灶上的“掌勺师傅”，他在厨房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红案”上切割好的东西都要交给他，烹、煮、煎、炒就全靠“掌勺师傅”的本领了。“白案”是做面食的，擀面条、烙饼、做点心，这是“白案”师傅的事情，跟“红案”上的鸡、鸭、鱼、肉要严格分开。打下手的把面揉好、擀好、加工出各种点心的形状，端到炉子旁边，交给“炉灶师傅”加工。
一提起灶上的“掌勺师傅”，姨父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他说，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掌勺师傅”做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一片繁荣景象。在武汉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还特地从成都带来了两个厨师和一个老迈年高、眼睛失明的烹饪顾问，来会上帮厨。他们做回锅肉，要求采购只有八十斤重——最多不要超过一百斤重的猪，只要猪后腿拐脚骨那一部分的肉，半边猪只可以切下来一公斤。两个厨师煮肉的时候，老顾问眼睛看不见，就把他领到锅跟前，拿一根筷子给他，他在煮的肉上边插一插，凭他手上的感觉说可以了，那才算可以了，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还要讲究刀工，回锅肉炒出来以后必须像瓢一样卷起来，所以叫“瓢肉”。还要用甜面酱、豆瓣酱做配料。他们用的豆瓣酱也跟别人用的不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在砧子上用刀切碎了才下锅。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吃到了他们精心炮制、令人回味无穷的回锅肉。而且，叫你吃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叫你吃一回就三年不想吃了，那不行！吃了以后，还得叫你老想着它。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圆”，要的是一个“欠”。
可是，在战争年代，我们都吃些什么呢？
姨父自嘲地笑着，我可以告诉你，那也是你绝对没有吃过的。比如，我上抗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艰深的科目就是吃黑豆，真的，你必须动员牙齿和肠胃的全部能力征服黑豆，是那种在山西北部靠近内蒙古的雁北地区才能生长出来的坚硬如铁的黑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紧缩包围，根据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军民和抗大师生都面临严重饥荒。粮站只供应黑豆。黑豆本来是喂牲口的饲料，这时就成了人畜公享的口粮，人吃的和牲口吃的都是从一个粮食堆上挖下来的。人的供应标准却比牲口低了一大截，牲口的标准是一天五斤，人的标准一天只有一斤半。黑豆面窝窝头像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起名叫“钢盔”，很难咬得动它，隔着院墙扔出去，“咚”的一声，地上能砸个小坑。抗大师生开展科技攻关，钻研怎样吃黑豆的学问，比如用黑豆做豆浆、做豆腐，发豆芽，磨豆渣，发明了领导食品新潮流的“黑色食品”系列。莘莘学子的消化系统也由此得到了锻炼，对于坚不可摧的黑豆产生了惊人的杀伤力和吸收力。最后只剩下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就是无法消除黑豆由腹内排出的有害气体呀！
在开发肉食来源方面，我们也屡屡作出颇有才气的发现。比如，在行军途中到了一个村庄，忽见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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