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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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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在自己家里说话,也是满口的豪言壮语。 
  毛主席再到武汉时,就住进了梅岭一号。那里已经有了那个年代鲜为人知的“中央空调”,已经不需要在脚盆里放置冰块,不需要污染环境的大锅炉了。但是,由于姨父为领袖服务时表现了竭尽全力和异想天开的积极性,反而为日后埋下了一个天大的祸祟。这要留在此书后边的篇幅里告诉读者。 
  古怪事!姨父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东湖大院有不少古怪事! 
  比如,梅岭的房子建成以后,又修了一个游泳池。游泳池旁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玻璃墙。姨父要保护游泳池,又要保留天然风景,不让损坏原有的花草树木。玻璃墙是透亮的,隔不断绿色的风景。树木依旧葱茏,树林里产生的负氧离子依旧清凉地湿润着人们的呼吸。一只野鸡依旧在它绿色的家园里翩跹飞翔,却“砰”的 一头撞到了玻璃墙上,它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拖着五彩的翅膀一头栽到了地上。姨父说,这是一只昏头昏脑的野鸡。但他那时还不会想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墙。 
  还有另一只不幸的野鸡。董必武老人住在东湖百花二号休养时,董老的随员和姨父手下的警卫员时常聚在会客室里吹牛。警卫员谢光才隔窗看到,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野鸡窝,树下是茂密的绿草和鲜艳的花簇。在绿叶掩护下,公野鸡飞进飞出地觅食,母野鸡卧在窝里下蛋。它们都不知道树下不远处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从不干预它们野鸡世界的生活,听其自然地让它们在自己的窝里享受天伦之乐。谢光才却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当”的一枪,一只野鸡应声落地,在属于野鸡的世界里制造了一场人为的灾难。姨父训他,谢光才,你是么回事呀?谁叫你在这里开枪打野鸡的呀?谢光才把脑袋一低,扭脸就笑。反正,董老还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他没有听到枪声。而野鸡不过是一只野鸡。姨父说,他们背着我,把野鸡煮煮吃了。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多次给我谈到这两只不幸的野鸡,好像东湖南山由于人类的进入而搞乱了自然界的秩序。我也为姨父这样珍视自然界的生命而怦然心动,好像他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经历了过多的热闹和喧嚣,甚至是残酷的野蛮之后,需要跟自然界和谐而宁静地相处。二十多年以后,姨父和六姨再次到武汉时,枪打野鸡的谢光才当了处长,又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们要了一部车,游历了不少地方,还特意到了武当山和神农架,没有找到神农架上的“野人”,只是看望了神农架上的野鸡。 
  梅岭上还有蛇。姨父把蛇称之为“长虫”。他说,那是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情。毛主席住进了南山甲所。那一天下了暴雨,等到雨停了,毛主席上车去洪山饭店参加晚会。汽车还没有上路,姨父就觉得天不遂人愿。毛主席刚上车,一关车门,雷暴雨又哗啦啦倾盆而下。一行三四部汽车,姨父坐前车开道。毛主席坐的吉斯车是第二辆,开出去不远,吉斯车的引擎盖就进了水,电路出了毛病,车灯不亮了。姨父的直觉又在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幸而后边一辆吉姆车和随尾车的灯光还是好的,车队继续前进。 
  平安无事地参加了晚会,毛主席回来休息了。毛主席的随员吃了夜宵也都休息了。姨父回到值班的地方,警卫人员正坐在那里吹牛。警卫员李福成神秘兮兮地说,去参加晚会时,车队走到小花市那个地方,有一条大蛇拦路,主席的车子轧住了那条大蛇。姨父问,有这个事呀?李福成说,有哇,在暴雨中,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翘着头,从马路东边往西边爬,爬到马路中间,车轱辘就从它的后半截轧过去了。姨父说,你快去看看它怎么样了。李福成骑着脚踏车去了,不久就回来说,我用手电一照,看到大蛇还缠在树上,我捡了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了。姨父问,打死在哪个地方?他说,就在路边上。姨父说,不行,你去把它拿回来。他又骑着脚踏车拐回去,用棍子把大蛇挑回来了。   
  6。梅岭轶事(2)   
  长虫确实被打死了。姨父感到,长虫是自然界的不祥之物,除掉它是除掉了一个说不明白的祸祟。那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姨父决定彻底消灭这个祸祟,就把它交给为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杨纯卿给蛇扒了皮,只剩下光赤赤、白花花的蛇肉,过了秤,有三斤多重;又开了一瓶茅台酒,把蛇胆放在酒里,把蛇肉一节一节地放在冰箱里。毛主席走后,姨父让杨纯卿用鸡和蛇肉炖汤。好像只有把它吃下去,才算彻底消灭了一个祸祟。六姨上山植树,正碰上吃蛇肉。姨父说,你六姨没口福,不敢吃蛇肉,我在桌子下边踢她的脚,她还是不敢吃。六姨说,蛇头像鱼头一样张着嘴,好可怕的呀! 
  姨父关于梅岭的记忆具有瑰丽而驳杂、神秘而怪异的色彩,如同一个悠远的神话。姨父说,他很想念梅岭。东湖大院有一位老花工给他捎话说,梅岭上的树木花草都长得很好,他当年领着大家种植的桂花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开出好大好香的桂花。     
  六 水上禁卫军   
  1。先脱三层皮(1)   
  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以后,“八卦阵”也随之解散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告诉他,毛主席游长江不仅游出了极好的兴致,而且游出了使一切对此持有异议者心悦诚服的喜悦。此后,游长江有可能成为毛主席随时进行的一项健身活动,他必须组建一支由公安局直接掌握、常备不懈、随时可供调遣的“水上禁卫军”。否则,毛主席每游一次长江,都要搞一次游泳训练,还要从其他部门调人,惊动太大,也会使保卫工作陷于被动。 
  关于建立“水上禁卫军”的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就在行将散去的“八卦阵”中挑选了几个游水能手,把他们调到了警卫处。姨父选拔人才是严格的,比如,从体委来的游泳教练水游得很好、责任心也很强,却没有把他留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他嘴里边用来研磨食物的一颗臼齿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顺眼,好像金牙里面可能隐藏着某种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多年以后,姨父在广州偶然碰见了与这位教练一起为毛主席首次游长江做过水上保卫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员向他提起那位教练和那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激动不已。姨父大受感动,这才想起那颗金牙的体积实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属制作的,或许只是来自一次医疗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错怪了金牙。 
  经过姨父严格筛选而调进来的人,加上从警卫处挑选的人,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卫军”。为应对水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水上卫士”不仅要学会游水,还要学会跳水、潜水和水下救生。 
  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 
  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跳水的历练没有关系。 
  这帮人都学会了游水、跳水以后,我又说不行,还要学会潜水。他们都学会了潜水,说我低估了他们的本领。我说,你们吹牛皮!他们说,你不信,就去让我们试试嘛!我说,走,开车,把你们拉到武汉体育馆游泳池里去。到了游泳池旁边,我说,好,你们看着!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币丢到了五米深的池子里。我说,你们要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你们一个一个地过关。哎嘿,第一个,一头扎下去,捡起来了;第二个,一头扎下去,也捡起来了。每个人都给我捡起来了。我说,嘿,你们还真行,不是吹的! 
  后来,大家可以跳到东湖里到处游了。开始还有小木划子跟着他们,后来,就不要小木划子跟了。他们一下水,哪儿都可以去,游着游着就游到武汉大学去了。他们吃了早饭下水,向正东偏南的磨山方向游过去,一去九华里,那里是荒郊野外,小划子可以划到岸边上去。这些老小伙子说说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下,会抽烟的还要抽支烟。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把烟卷儿、火柴带过去的,当时还没有打火机。人人身上只有一个三角裤头,没有任何可以装东西的地方。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把香烟、火柴装到猪尿泡里,缠得紧紧的,掖到三角裤上带过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尽管吸你的烟。好,他们早上出发,游到磨山抽支烟,再游回来吃中饭,往返十八华里,跟玩的一样。然后到长江里游水就非常自如了。 
  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这支“水上禁卫军”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多次在武汉陪毛主席下长江游水,用起来很顺手,还多次听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调遣,随同毛主席到庐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负责水上保卫工作的还是这支队伍。 
  姨父对“水卫”队员的要求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条小划子下水,东西南北各一条,每条小划子上两个人。前边两条要离得远远的,不要影响毛主席游水的兴致,远远看去,像是飘荡在江面上的一叶扁舟。后边的两条小划子要跟着毛主席,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只能蹲着,不能站起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兴趣。姨父还特意说明,小划子的大小、式样,都严格按照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划子的标准,看起来是蛮有诗意什么的。蹲在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可就苦了。他们一蹲就是半天,人晒得红红的,头皮晒得生疼,总想陪着主席下水。我说,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船上养精蓄锐,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险情的时候我还能用谁?队员说,局长啊,实在晒得受不住啦!姨父说,同志们啊,你就咬着牙,受吧!   
  1。先脱三层皮(2)   
  姨父为这支“水上卫队”所表现的忠诚、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多次挨个儿念叨“水上卫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谢光才,等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好多好多人当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在长江风浪里经过考验的。后来,不光那个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当了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划小划子的吴绪林当了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划小划子的周汉楚当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还有好几个人当了警卫处处长。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说,我现在吆喝一声,他们还会来的。   
  2。毛主席江中遇险(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汉游了长江,接着,乘汽车去安徽省安庆视察,经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黄石看了钢厂。所视察项目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钢厂的道路不好走,钢筋、杂物堆在路上,铁钉把毛主席一个卫士的皮鞋“咬”掉了一只。姨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唯恐别的什么东西捣乱,就抢先几步,走在毛主席前头,把路上的钢管、铁皮搬到路边,把铁钉踢开。他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 
  在领袖身边,他总是不能排除紧张和惶恐。 
  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第二书记张平化一起,向谢滋群、朱汉雄宣布湖北省委决定,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委政法委书记、仍兼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牵头,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仍兼任警卫处处长的朱汉雄具体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期间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谢滋群1929年参加革命,是井冈山时代的“兴国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认为能担任谢的负实际责任的副手是对自己的信任。他时刻感到担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 
  这时,毛主席的专船已经换成了“江峡号”。 
  “江峡号”船长穆家瑞的情况已经考察过了。他是重庆官场坝人,原来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从小摆渡白木船。三峡航道里有了机器船以后,他又到机器船上给洋人做工,还学会了英文。解放后,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也十分精湛,比如靠、离码头,不管是什么样的流速,不管是船头往上靠还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挥船只安全、平稳地离、靠码头,不会发生碰撞。姨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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