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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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了批斗会，把他押下会场的时候，一个造反的“白衣天使”忽地卡着他的脖子一推，把他摔倒在洋灰地上，然后就冷酷而得意地看他怎样爬起来。他缺了一条胳膊，少了一个支撑，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但他侧起身子，用一条胳膊支撑着，奋力爬起来了。他说，洋灰地是很硬的呀，摔得很重很疼。但他不在乎皮肉之苦，也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追究那位“白衣天使”的责任，只是不会忘记他的一双眼睛，那是他兽性地制造一个祸祟之后，再去欣赏一个肢体残缺者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得意的眼睛。人类不应该生长出这样的眼睛。　　　
　　2。护送王任重（1）　　　
　　党内斗争越来越令人不可捉摸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奉调到了北京，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紧接着，由于世人难以知晓的上层政治原因，他又被排除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靠边站”到海南岛去了。王任重从海南岛回到广州时，中南局又把保护王任重的任务交给了姨父。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保卫任务。武汉红卫兵派来了“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北京的造反派“井冈山”接踵而至，广州本地的造反派也蜂拥而起，都把矛头指向了王任重。王任重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出面接受红卫兵的批判。姨父随时跟着他，保护他的安全。一天下午，武汉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在越剧院排练场批判王任重，天黑散场时，红卫兵突然蜂拥而上，把姨父和保卫人员挤到一边，把王任重拉上一辆中吉普，开车就跑。姨父带着保卫人员开车急追，追到中山医学院门诊部，又中了红卫兵的“金蝉脱壳”之计，红卫兵把他们引上二楼，却从医院后门把王任重拉走了。　
　　主管豫、鄂、湘、粤、桂五省（自治区）的中南局一号人物被红卫兵抢走了，下落不明。中南局正急着到处找人，痢疾杆菌又不是时候地在姨父腹内造反，他腹泻、发烧，躺在家里起不来了。　
　　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出面，在中南局传达室与抢走了王任重的武汉红卫兵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了一屋子的人，没有开灯，给谈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金明为了避免三个地方的造反派因争夺王任重发生冲突，就跟武汉红卫兵达成“君子协定”，武汉红卫兵把王任重交还给中南局，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回湖北省委，武汉红卫兵可派十名代表参加护送。姨父刚刚吃了药，就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奉命来到进行谈判的小屋。金明在门外的黑影里交代他：“你带上几个人、三部汽车，马上接出王任重，然后用飞机送回武汉，由你接，由你送，要保证任重同志的安全。”　
　　姨父带三部汽车和四名安全保卫人员，由武汉红卫兵领路，去到他们隐匿王任重的中医学院学生生活区，接出了王任重。王任重已经吃了安眠药，又被突然弄醒了，晕头转向地走不成路，是被人架到汽车上的。这时，北京来的红卫兵、广州本地的造反派都在四处寻找王任重。姨父不敢停留，上了汽车就直奔白云机场。　
　　姨父事先来不及跟民航局联系。汽车到了白云机场门口，他在哨兵亭子里给广州民航局副局长高天雄打了电话。高天雄命令哨兵放行，他们才进了白云机场的飞行员招待所。姨父对高天雄说：“中南局书记处要我送王任重同志回武汉，你现在就派一架飞机，我要马上送他走。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中南局书记处证实这个事情。”高天雄说：“用不着，我相信你，我现在就给你派专机。”专机机组人员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他当即打了电话，通知机组值班室，机组人员要立即到位；又通知调度室，马上把机库里的飞机拉出来。　
　　这时，天将亮了。王任重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秘书、当过毛泽东“水上卫队”队员的曹志勤，还有一名医生。王任重疲惫不堪，却又睡不成觉，曹志勤让他吃了两次安眠药，他裹着棉大衣躺在那里，像一根软软的面条，几乎完全昏迷了，大家就把他抬到楼上睡觉去了。一同来到机场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的十名代表，各自披上了招待所的毯子，也休息去了。与此同时，特效药已经排除了痢疾杆菌的干扰，姨父开始制订“应急方案”，以洗雪中了“金蝉脱壳”之计的耻辱。　
　　他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此次行动泄露了风声，广州和北京的造反派来机场抢夺王任重，最快也得一个小时。他问高天雄，准备工作用一个小时行吗？高天雄说，行。他又问，飞机起飞后的气候怎么样？高天雄说，气候有问题，长沙、武汉都在下雪，雪一化，跑道上结一层薄冰，降落有困难。他又问，有没有备用机场？高天雄说，广州西郊南海县有一个很小的备用机场；乐昌以北、郴州以南，有一个军用轰炸机机场。他又问，造反派如要冲进机场抢人，而武汉机场又不适合降落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把飞机拉起来，到备用机场降落？高天雄说，可以。姨父即向随他行动的保卫干部下令，把所有汽车开到招待所门口，统统把车门打开；所有司机都要坐在驾驶席上待命，随时准备开上停机坪登机。　
　　姨父又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值得忧虑的是，十名造反派代表也要一同登机，一路同行。他问高天雄，飞机上天后，万一有人不规矩，有没有办法对付他？高天雄又问机长，机长说，好办，只要把飞机拉到天上，要是有人不老实，我“哗”地一下拉上去五百公尺，再“哗”地一下甩下来五百公尺，三甩两甩，他就给我规矩了。姨父还不放心，又问自己，如果有人动武，强行要飞机改变航向怎么办？他想了一个应对方案，却必须得到中南局的批准，而中南局书记处的书记们都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可供联络的电话号码。他马上按照这个号码打了电话，是中南局常委李尔重接的，姨父向他讲了自己的忧虑，李尔重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姨父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枪？李尔重说，你等一下。停了片刻，再接电话的是金明。金明说，可以带枪。他又问，准许我带几支枪？金明说，由你定。姨父放下电话，就派一名保卫干部骑摩托车返回机关拿枪。姨父和四名保卫干部，一人一支“七六五”手枪。当过兵的人有了枪就有了胆。姨父至今还记得四名保卫干部的名字，其中有中南局保卫处副处长张太仓，有给陶铸开过汽车的王占鳌。造反派代表正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把手枪揣到了身上。　　　
　　2。护送王任重（2）　　　
　　姨父在叙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常使我感到，他是在叙说一场郑重其事的游戏、一场煞有介事的战争。姨父刚刚准备就绪，高天雄就跑来告诉他，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到位，为了防止跑道结冰，武汉和长沙机场都有一个营的战士正在清扫跑道上的积雪。姨父看了看表，时间恰好只用了一个小时。姨父又请高天雄下令，立即把飞机舱门打开，把登机的梯子靠上去，坐等气候转好。恰在这时，门卫打来告急电话，广州造反派手拿木棍、长矛冲击机场大门，来势凶猛，眼看拦不住了。姨父马上让保卫干部把王任重从楼上抬下来，又叫醒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急速上了汽车，就向停机坪飞驰而去。广州造反派高喊口号，冲到飞行员招待所的时候，汽车刚好开到了飞机跟前。姨父最后一个上了飞机，下边随即抽了梯子。广州造反派随之冲进机场，离飞机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姨父叫机长赶快把飞机拉起来，机长在滑行道上就把飞机拉起来了。广州造反派眼睁睁地望着飞机腾空而去。姨父说，这些小家伙还是缺乏经验哪，他们要是在飞机前边开过来一部汽车，我们就飞不成了呀！　
　　飞机升到了天上，却还没有确定是在长沙还是在武汉降落。先让飞机往北飞着就是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以亲切关怀的态度，让医生给造反派代表一人发一片预防晕飞机的药片，眼看着他们一一用温开水送服到肚子里以后，他感到动用枪支以及把飞机甩上甩下的应急方案都可以备而不用了，因为防晕药片的主要功能是让人睡觉。这是他把枪支揣到怀里以后又产生的一个灵感。姨父得意地说，造反派吃了药片就睡，别提睡得有多香多甜多老实了。　
　　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