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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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粤北监狱以前，对姨父的审查已经基本结束。到粤北监狱以后，只是要他把多次写过的“坦白交代”再顺一顺、理一理，集其大成，从头到尾地抄一遍。姨父虽然借此机会练习了硬笔书法，且已达到了笔舞龙蛇、力透纸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皱起眉头的时候。专案组的人神经紧张，以为这是他有可能“自绝于人民”的征兆。姨父就向他们吹牛说，自寻短见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们绝对地看不住。办案人员急问，你打算怎么个自寻短见？姨父说，莫着急嘛，以后你到我家里做客，我请你喝着酒、吃着饺子，再表演给你看。　
　　姨父又为我加注解说，我才不自杀哩，我怕个“么罗儿”呀？我没偷没抢，我对领袖、对同志、对世人、对家人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么样的“窃听器”呀，那是个十分正当、十分好用的录音装置，是中央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面前使用的高科技产品。因此，他有权力想像，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那样，马队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毛主席出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汉雄同志在内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脱帽赔礼说，对不起，搞错了。　
　　在铁窗里，他从没怀疑过这一天的到来。　　　
　　2。铁窗内外好风光（1）　　　
　　姨父最喜欢到监外的大山上劳动，虽然尾随着监狱管理人员，不可以互相讲话，但他可以活动一下腿脚，等于到山上“放风”。种地、铲草，他一只手干不了，但可以浇地、积肥。他东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风景，还可以听到山上老乡的精彩对话。比如老乡甲说，《羊城暗哨》里那个女特务原来也是押在这里的呀！老乡乙说，是啊，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老乡甲说，她比这批犯人年轻，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老乡乙说，听说，就是这批高级犯人把她抓起来，押到这里的。现在，他们怎么也叫押到这里来了？老乡甲说，乱套了，说不清楚了；等等。　
　　姨父又到了幽默不起来的时候，他正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同志感到难过。他说，区梦觉是我们党的老资格妇女干部呀，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她年纪大；个子小，又是高度近视，到山上劳动时，哪是该拔的草，哪是不该拔的苗，她都看不清。但她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讲究政策观念，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只好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几乎把鼻子伸到地上。嘿，她是很注意区分两类矛盾的！　
　　高级犯人之一的中南局金明书记正从事着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在野山上的荒草丛中，他看到了这里一棵、那里一簇的野茶树露出了嫩尖、长出了嫩叶。他眼睛一亮，就重新肩负起“书记挂帅”的重任，当监狱管理人员在远处站着的时候，他就偷偷摸摸地凑过来说，同志们呀，把这嫩叶、嫩尖采回去，把它晒干，我们就有好茶喝了。高级犯人们都打过游击，便采取“短促出击”战术，暗地里溜过去，眼疾手快地掐下几片嫩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到口袋里。姨父回到了班房，就用写“罪行材料”的稿纸垫着采来的茶叶，放在窗台上晒够了太阳，开水一冲，就把鼻子凑上去，哎呀，好醇好香的野山茶呀！西湖龙井、碧螺春统统地靠边站吧，谁也比不上这么好的野山茶！　
　　姨父决计扩大他的劳动成果，看中了铁窗之下的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得到看管人员批准后，就以决不亚于开垦南泥湾的热情，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索取。他一只手不能用铁锨，只能用一个小铲子挖地，挖不动的时候，中南局常委王德就来给他帮工，在他的“南泥湾”种上了两棵辣椒、两棵西红柿、两棵烟叶。都是两棵，好事成双。没有肥料，就在去监外劳动时捡回来一些干牛粪。山上农民说，牛粪干了以后是没有肥效的呀。姨父又把带牛尿的牛粪拿回来当了宝贝。姨父说，哎呀，我的庄稼长得那个好哇，辣椒是青的，西红柿是红的，烟叶绿绿、厚厚的，叶子是宝塔形的。到了享受劳动果实的时候，糟了，辣椒是辣死人的辣，烟叶是苦死人的苦，西红柿是酸死人的酸哪！姨父种出了一个猜不透的寓言：付出高昂的热情，收获苦、辣、酸的人生滋味。如同他搞不明白政治领域的动机与后果的关系一样，说不清这是植物栽培学上的理论失误，还是土壤、肥料、气候的问题。　
　　在怎样对付蚊子的问题上，姨父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战果。姨父说，广东的蚊子最厉害呀，关我的地方虽然有蚊帐，蚊帐上却出现了好几个窟窿，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咬得我毫无办法。怎么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我想到了膏药。我腰疼、腿疼，都要用止疼膏药，就是那种七八公分长、三四公分宽、上边有一层玻璃纸的麝香虎骨追风膏，纸一撕，哪里疼就贴到哪里。嗳！我发现这玩意儿大有用处，用完了的膏药不能丢，再把它贴在蚊帐窟窿上，里边一张、外边一张，脸对脸地粘在一起，不用针，不用线，就把大大小小的窟窿一个个地补起来了，OK！绝对的铜墙铁壁。这一个“OK”是姨父当时叫不出口、后来才融入四川口音的外来语。专案组的人目睹了他给蚊帐贴膏药的绝活，偷偷地掩嘴而笑。他在心里说，你笑个啥子嘛，你只知道看管老子，却不替老子管好蚊子，我不给蚊帐贴膏药怎么办哪！姨父很欣赏自己的发明。那横着贴、竖着贴、歪着贴、斜着贴的膏药，呈几何图形点缀在轻纱帐上，表现出抽象派艺术的某些特质，散发出无可置疑的麝香之芬芳。　
　　两年过去了，姨父仍在等待毛主席出现在延安大礼堂的历史镜头的重现。但他需要耐心，需要找到一件事情来帮他消磨越来越变得凝滞、沉重的光阴，于是他盯上了一件破烂的银灰色中山装。那是他在武汉做交际工作时穿的衣服，他从武汉穿到广州，又穿到粤北监狱，十多年了，越穿越旧，越穿越薄、越穿越凉快、越穿越对其感情深厚了。领子全烂了，袖筒也糟了，后背上开了花，只有正面还好。他舍不得丢掉这件衣服，因为衣服伴随着他十多年的历史。姨父决定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补缀残破的历史。他找到另一件破衣服，取其可用的地方，比着领子裁领子，比着袖子裁袖子，东拼西凑地对上去，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绝对的高标准。　
　　我问，一只手怎样穿针引线？　
　　姨父说，要么把针插在左边的袖子上，让它竖在袖子上；要么把膝盖拱起，把针插在裤腿的膝盖上，让它竖在膝盖上，一只手就可以把线穿过针眼。我用过的每根线都在针眼里畅通无阻。　
　　我又问，衣服软摊在那里，一只手怎样运针走线？　
　　姨父说，我用两条腿的膝盖把衣服绷起来就是了，两个膝盖当“绷子”，就是绣花也是可以的。我还补过裤子，用膝盖把裤子绷起来，补了两个屁股蛋子。　　　
　　2。铁窗内外好风光（2）　　　
　　一个亲眼看到姨父坐在铁窗下缝补衣服的人，说他看到了自信，好像姨父正在向世人证明，针线活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人类膝盖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做“绷子”。专案组组长说，谁也不会想到这是男人做的针线活，更不会想到做活的只有一只手，针脚比女人做的还细还匀。　
　　后来，姨父的单人囚室里增添了一位老人。囚室里不准讲话，姨父只能看到他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快，只听见“嚓啦嚓啦”地响，要不了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页稿纸，只一天就把一本稿纸给“嚓啦”光了，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嚓啦”下去，好像有交代不完的问题。老人的卓越表现令姨父羡慕不已，嘿，这个老伙计真行，哪有那么多的事写呀，比我强多了，说不定是个屡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时间长了，哨兵一转脸，姨父跟他偷偷说话，才知道他姓吴，福建安溪县人，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部当过军法处处长，保护了好多共产党员，可他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他在军法处是否错杀过人，因此，就有了“嚓啦”不完的材料。姨父看到他的衣服烂得不能再穿了，就把他的两套破衣服剪剪凑凑，合并成一套焕然一新的中山装。吴老先生感激莫名，两个人遂结“铁窗之交”。　
　　吴老对姨父的回报方式是讲故事，当然是在哨兵转来转去的空隙中开讲的。吴老端起一茶缸“野山茶”说，你知道吗？福建最有名的茶叫“大红袍”，它为什么叫“大红袍”哩？我给你讲啊，这种茶树长得很高，人爬不上去，采不下来，就想办法叫猴子上树采茶。猴子不情愿给你采呀，人就培养猴子吸大烟，猴子有了大烟瘾，到了采茶季节，先不给猴子大烟抽，等猴子打哈欠、流鼻涕、发了烟瘾，才叫它抽大烟。等它大烟瘾过足了，再给它穿上耀眼的大红袍，一敲锣打鼓，猴子就兴奋起来了，劲儿也上来了，就呼噜呼噜爬到树顶上采起茶叶来了。这样采的茶叶就叫“大红袍”。请问，你喝过“大红袍”吗？　
　　我不知道姨父是否喝过“大红袍”，我总是想起猴子变成人数百万年以后，中共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偷采野山茶的样子，便从一个纯属知识性、娱乐性的故事中听到了苍凉。　
　　吴老先生大概是一位美食家，他还给姨父讲了很多与吃有关的故事。他说他的老伴是北京人，做得一手好菜，并一一说明各种菜肴的烹调方法和风味特点，并热情相邀说，你有空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叫我老婆给你烧菜，哎呀，她烧的红烧肉真是好吃极了。直说得两个人垂涎欲滴，然后就到了监狱里开饭的时候。　
　　姨父后来得知，吴老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就住在他对面一座两层小楼里。吴老出狱后，不知道喝没喝上“大红袍”，他出狱不久，就因年迈体衰，猝然离开了人世。　
　　姨父还在等待着延河滩上奔驰而来的马群。　　　
　　3。噙着泪水的眼睛（1）　　　
　　延河滩上的马群没有出现。　
　　姨父却在1971年9月23日获释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对他宣布审查结论，没有发给他“获释证明”，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只有穿军装的专案组组长带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把他送到了位于连山县上草村的中南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到获释出狱，加上“牛棚”里的“群众专政”，姨父度过了三年半失去自由的岁月，终于恢复了不明不白的自由。　
　　姨父到“五七干校”时，干校正在“批陈整风”，他却一脸迷惑地打听，“批陈”是批哪个“陈”呀？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保卫科长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不看报纸？姨父说，监狱里没有报纸看。保卫科长说，你不听广播？姨父说，监狱里没有广播听。保卫科长说，“批陈”批的是陈伯达呀！姨父大为吃惊。接着，姨父又十二分惊骇地听到有人在议论，就在他出狱前十天，已经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副统帅叛国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了。看来，监狱外面的生活仍然是波谲云诡，“文化大革命”越“革”越复杂，越“革”越叫人惊心动魄了。　
　　出狱后二十天，是姨父五十岁生日。他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却感到心神不定、神志恍惚，好像他已经习惯了在狱中欣赏“呱嗒板儿”的生活，到了大墙之外的世界，反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享受没有结论、没有安宁的自由了。　
　　出狱四个月，到了1972年春节，“五七干校”放了年假，他才回到了广州家中。家已变得不可辨认。六姨在郊区“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老母亲已被送回四川老家，大女儿远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原住房中的两间房加上一个厅，已经被别人抢占，只剩下一间房，住着没人照管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姨父从来不屑于表现个人痛苦，但他谈到这一次回家却凄然含悲说，两个女儿买了一块肉，忙着给我做饭吃。毛妹才十岁，切肉时够不着案板，就搬个小凳子，颤颤巍巍地站到小凳子上切肉，又怕刀切住指头，就用双手把刀举起来，一下一下地为老爸剁肉。我看了好心酸。六姨终于从干校回来了。四年来的第一次团圆笼罩着沉重的阴影。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奶奶。　
　　1972年6月，姨父请假回老家看望母亲。　
　　姨父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刚强的老人。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姨父悄然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延安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泣。十五个年头以后的1953年，当姨父第一次带着六姨回家探望母亲时，母亲也没有掉泪。六姨回忆说，她没有想到母亲见了久别的儿子会那样镇定。那时她正从田里回来，姨父迎着她叫了一声：“娘！”她愣怔了一下，定定地望着他，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个空了半截袖子的人是她的儿子，就喊了一声：“啊，是大增啊！”又望着儿媳妇点一下头，说了一声：“哦！”就回转身，去菜地里摘了几把青菜，说：“回家去！”好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回来，也从来没有指望过儿子能“囫囵个儿”地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没有问一声：“增子，我给你的那一截胳膊你丢到哪儿去了？”　
　　六姨一见到婆母娘就看到了“封建”，因为婆母娘对她和她怀中的孙女只是定睛看了一眼，发出一声“哦”的感叹。六姨甚至记得，婆母娘下厨做了一只鸡，那是姨父的大姑从婆家回来的时候，婆母娘夹起一只鸡腿，从她的面前伸过去，送到了大姑的碗里。聪明的大姑又急忙夹起另一只鸡腿，送到了侄儿媳妇的碗里。微妙的迹象传递着姨父家中的妇女解放事业有待推进的信息。　
　　令姨父和六姨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永兴场乡亲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好奇经久不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跟随着成群结队的乡亲，看哪，朱大增回来了，带着城里的漂亮太太回来了。晚上，六姨在破木桌的四个角上点了四支蜡烛。乡亲们又围上来，凑近了蜡烛看她，好像是观看朱家老二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女俘。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