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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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不着！我死到哪里你也管不着！我只要你写一张条子，说清楚我是不是蒋介石派来的，我是不是投机革命，我眼下就走人。我就是一头撞上胡宗南，死到他手里，也不用你管！　
　　跟姨父一起接受“抢救”的有音乐家、木刻家、话剧演员、报纸主编，还有一个穿着一件破西装刚刚来到延安的艺术家。一群面色苍白的“小资产”蜷缩在土窑洞里还要鼓鼓捣捣地进行艺术创作，唱起了他们改编的《抗大校歌》，原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却唱成了“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十年以后的1955年，乘飞机去印度采访“万隆会议”、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中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图也是“倒霉子孙”中的一员。他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进步青年，中文还没有学好，首长报告可以听懂，却只能用英文记录，谁也看不懂他记的是什么。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革命警惕了。冬天，延安天寒地冻，他还穿着木板拖鞋，坚持要冲凉水澡。革命的同志们啊，难道说这样稀奇古怪的行为还不触目惊心吗？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我为姨父和一切被“抢救”的“小资产”感到庆幸，因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这是从《杨尚昆回忆录》中看到的，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窑洞的看管也日渐松动了。姨父当时并不知道，党中央已经下文件通知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运动被搁置下来，被“抢救”的“失足分子”还都“挂”在那里。　
　　窑洞前边没有把门的了，“抢救”对象可以离开窑洞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跳到延河里洗澡，心里的窝囊和气恼却怎么也洗不干净。伙食大有改善，不是炖猪肉，就是炖羊肉，大馒头随便吃。姨父历来表现良好的胃口却跟他闹起了别扭，总也吃不出“列宁饼干”的味道。鲁艺的演出队、秧歌队前来演出，叮叮哐、叮叮哐，演的是《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姨父心中的荒草却在疯长着，不行，他对“抢救”人员说，我得要个说法，要个两指宽的纸条，必须给我写上：现已查明，朱汉雄同志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或是不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均与蒋介石、与鬼子冇得一点关系，仅此而已。　　　
　　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2）　　　
　　姨父没有得到这张纸条，行政学院已经开始了正规课程：乡村政权建设、经济和文教政策，怎么搞互助组、合作社。周恩来、刘少奇、周扬都来作过报告。一张张条子递到了台子上，要求给“抢救”运动一个说法，给“抢救”对象一个结论。首长们都带着一大摞条子回去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朱汉雄同志的条子。　
　　一天早上，忽然让大家紧急集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听报告。大家散漫地走在路上，忽听马蹄声响，姨父看见一群白马、红马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大家进了礼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来作报告。姨父说，那个礼堂很简陋，只有很薄的墙，有不大的窗子，若干根细细的柱子撑起薄薄的屋顶，前边是舞台，屋梁都看得见，梁上有好多家雀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简陋的礼堂里。毛主席一上台讲话，全场寂然无声，只能听见家雀在屋檐上啾啾地叫。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对不起，“抢救”运动搞错了，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说着，就脱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姨父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起来，他说，毛主席话一讲完，会场上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没有不哭的，没有不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谁也制止不下来。他看见一个长期住过敌人监狱、来延安又受到“抢救”的老人，泪珠挂在花白胡子上，沙着嗓子痛哭失声。毛主席神情肃穆地站在台子上，多次举起双手做手势，礼堂里才安静下来。大家一肚子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这件事对姨父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他看来，领袖能公开、坦诚地站在台子上向大家认错赔礼，这是一个政党具有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可以向它托付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姨父说，亲临其境、亲眼看见毛主席向大家脱帽赔礼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知错就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这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个时候，毛主席是带头做到了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下了此生跟定毛主席的决心。　
　　六姨说，姨父离休以后，又跟她一起随旅游团重返延安。姨父对导游说，他要看看边区政府礼堂。导游说，没有这个礼堂。姨父惊诧地说，怎么会没有了呢？有的，一定有的。旅游车从延安南关经过时，他大喊，停车，停车！我要下去，边区政府礼堂就在这里。汽车没有停下来。他又大喊，停一下，停一下，你们就是丢下我，我也要看看礼堂。汽车只好停下来。礼堂却找不到了，他向路人打听，都说不知道这个礼堂。这时碰到一个白发老汉，老汉说，哦，有这个礼堂，在后边。地点没变，环境变了，边区政府礼堂被遗忘在一座座建筑物的包围中。姨父重新找到了它，围着它看了又看，像阅读一本被遗失多年的老书。他说他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领袖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地方，是使他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心的地方，是他后来遇到类似的荒谬和委屈就要时时想起的地方。　
　　当年，姨父走出这个礼堂、拿到“甄别结论”的时候，中央正以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为基础，组建抗日南下支队。他不顾组织部门为了照顾他的伤残而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安排，毅然报名参加南下支队，上前线，打鬼子。据说，在组织部门的同志面前，他用仅存的右手，在臂肘、膝盖以及牙齿、脚丫子的帮助下，表演了作为一个战士必须做好的全部动作。他打的绑腿、他捆的背包、他束的皮带、包括他用四个手指头一捏合就扣得严丝合缝的风纪扣，都符合“军风纪”的严格标准。他用两个膝盖夹着茶缸吃饭的特殊姿态以及吃饭的速度和质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乃至于令人感到，一个战士需要完成的全部动作本来就像是为朱汉雄同志的一只手设计的。他还十分迫切地需要一支枪，最好是一支有快慢机装置的驳壳枪，当然，如果能搞到一支“三八”大盖，那也是他乐意侍弄的。他左臂肘部以下大约十厘米长的一截可以弯曲的残肢，就是为托起步枪而保留下来的。他有理由请组织部门的同志相信，他瞄准他妈的鬼子的心脏或脑壳，完成“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抠一下扳机是冇得一点问题的。　
　　中央组织部毅然把他送到了南下支队，编入干部队。　　　　　
　　三　野　战　　　
　　1。王胡子（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1944年11月19日，在延安东郊飞机场举行阅兵式。毛主席在贺龙、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就要出发南下的抗日支队全体官兵。这次阅兵式的照片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报纸、杂志和战史纪念册上。遗憾的是，姨父所站的位置不在镜头的取景方框之内。他在靠边靠后的位置上站得笔直，再次感到领袖的目光如春风拂面一般地从他脸上掠过。他还清楚地记得，贺龙讲话说，毛主席给了你们一杆红旗，朱总司令给了你们一支令箭，任弼时同志给了你们一支铅笔。红旗是要插上罗霄山脉的，令箭是要有令必行的，铅笔是要画好根据地的地图，创建湘赣根据地，向南打通与东江纵队的联系。姨父感到，他是在领袖目光的注视下奔向了战场。行军途中，他又被调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工作，任务是保卫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执行战场纪律，成了那些最忠诚、最果敢、最聪明、最守纪律的革命军人才能胜任其事的“一只手的特派员”。　
　　王震是声名显赫的战将，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姨父对自己能够置身于王震将军麾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王震一打起仗来，就不刮胡子、不洗脸、不脱衣服、不睡觉。每打完一仗，都要留下一脸络腮胡子，因而都叫他王胡子。他率领三五九旅，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也立了大功。那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是歌唱三五九旅的。今日歌坛之“大腕儿”仍在传唱这支歌儿，还给它配上了西方的摇滚乐，又成了新世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　
　　姨父看到过，三五九旅的士兵背煤炭，一块煤炭几十斤重，士兵背上没有垫的，就把裤子下半截撕下来垫到背上，因此，三五九旅的好多战士都穿着式样别致的半截裤，看起来格外的英武剽悍。一时间，这种不修边幅的半截裤，引领了延安时装的新潮流。在南泥湾开荒以后，姨父又看到三五九旅的大马车特别漂亮，骡子马个个膘肥体壮，遇到兄弟部队的马车，他们总要抢先，大扎鞭一甩，骡子马跑得哗哗响。而且，姨父还听说过，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多次到南泥湾慰问演出，王震将军却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对他身边的同志说，不敢叫女演员再来表演了。大家问，怎么了？王胡子说，我们的战士受不了哇，夜里“打手冲”啊！众皆大笑。王胡子不笑。　
　　王胡子也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时，把门的是三五八旅的战士。一天有晚会，三五九旅王震警卫排的战士去看戏，被三五八旅的战士拦住了，没票不能进。警卫排的战士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就骂，他妈的，今天算是把咱三五九旅的人给丢尽了！大家一听就火了，说，走，咱们非进去看戏不可！又结伙来到礼堂门口，一方要进，一方不让进，就打起架来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参议会上问，王胡子来了没有？王胡子站起来说，来了。毛主席说，你王胡子的兵打鬼子很厉害，打同志也那么行啊！王胡子受了批评，气鼓鼓的。会议到了休息的时候，他饭也不吃，就拍马返回营地，紧急集合，问，你们干了什么事情？你们哪些人动手打人？都给我站出来！大家知道他在气头上，不管他怎么发火，只是硬着头皮挨熊，没人站出来认账。他熊人熊得天昏地暗，直熊到他又要回到参议会上开会的时候，才不了了之，拍马而还。姨父说，三五九旅的人不怕王胡子熊人，就怕调离，一听说要调离三五九旅，好汉也要哭鼻子。三五九旅的“帅哥儿”后来对兄弟部队的同志格外地彬彬有礼，可能是受到了调离的威胁。　
　　姨父站在三五九旅的队列里接受了领袖的检阅以后，就开始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用脚底板丈量战争。他一上路就毫不心疼地扔掉了“延安造毛呢大衣”，那是陕北大生产运动中唱的“捻线陀儿吐噜噜噜噜转，毛毛里头抽出线”的“麻袋呢”大衣。南下支队像远去的疾风，出陕北、过太行、飞渡黄河、横穿中原，长驱四千里，进入大别山，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后，小歇数日，抓紧打了草鞋，又挥师南下，直抵长江。　
　　姨父的直接上司、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是王震麾下的战将，全国解放后曾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脖子上受过伤，脖子是歪着的，大家都叫他“歪把”或“歪把机枪”。行军时正值农历正月，村庄里都在“叮叮咣咣”敲锣打鼓玩龙灯。部队起早贪黑地急行军，走得人困马乏。“歪把”团长坐在路边休息时，王震从后边走过来。他往王震跟前一站，也不看王震的脸，脖子一歪，就瞪着眼睛说：“天天这么赶路，又没有什么敌情，赶得累死人了！”王震也不朝他看一眼，骂道：“狗压的！你‘歪把’不愿走你就回去，你给老子回去，回延安去！”把“歪把”晾在路边，犟犟地走了。姨父和士兵坐在田埂上目睹团长受窘，气鼓鼓地下不了台，不知该怎样劝他。他脖子一歪，发火说：“司号员，吹号，你给我狠吹前进号，使劲儿吹，吹！”发了火，又倔倔地带着大家行军，不多时就超过了王震。姨父说，“歪把”也是老红军，是王震的老部下，他两个吵了架也翻不了脸，照样执行命令。眼下不打仗了，这样没有顾忌的上下级关系很难找到了。　
　　南下支队渡过长江以后，在一个名叫大田畈的地方打了一个大胜仗，日军遗尸四百余具，我军缴获小炮七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百余支。接着是夜行军中的一场遭遇战，日军抢先占领了阵地，我军打得很苦。八团团长陈宗尧壮烈牺牲。有一个负伤的班长，腿肚下边打飞了，撤出战斗时来不及把他带下来。鬼子追过来时，他钻到草棵里隐蔽起来，只靠一条腿爬了一个星期，终于爬回部队。新任团长和他抱头大哭。姨父讲着，眼圈也红了。　　　
　　1。王胡子（2）　　　
　　那是一场夜晚遭遇战。王震打红了眼。鬼子甩过来一个手榴弹落在他身边，滴溜溜地打转，眼看就要爆炸。一个外号叫“大洋马”的警卫员猛地把他推到水沟里，趴到他的身上，手榴弹才没有炸着他。另一个警卫员却不幸牺牲了。跟在王震身后的作战科长，也被炸掉了脚后跟，以后就只能一颠一拐地走路。　
　　“大洋马”身材高大，在陕北练兵中投弹最远，选来给王震当了警卫员。王震对“大洋马”的欣赏是不动声色的。“大洋马”除了背驳壳枪以外，还背着一把大砍刀，背着王震的望远镜和一个装文件的皮挎包。王震从来不让他背别的东西。他的背包也享受营以上干部待遇，是让牲口驮着走的。他随身护卫在王震左右，走起路来威风八面，驳壳枪上的“枪缰”一甩一甩的。　
　　姨父岔开话题说，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好多导演不懂得驳壳枪上要带“枪缰”。什么叫“枪缰”？驳壳枪把上有一个环子，环子上边有一根皮带，这就叫“枪缰”。战斗的时候，要把“枪缰”挂在脖子上。骡子马不是有缰绳吗？这个“枪缰”就是给枪套上“缰绳”，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枪也掉不到地上。现在的一些军事影视片里没有“枪缰”，驳壳枪就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