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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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厄尔恩所叙述的那样，战争开始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好在我职务之内所能做的一切，使战争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也许现在，作为海军上校，作为德国海军中许多这一级军官中的一个，以及作为德国陆军、空军中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同级军官，可以声明：这场战争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参与——这样一种行动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战争状态仍将继续存在。那末，我只好离开我所指挥的地区和潜艇部队，离开忠实于我的部下。这只会对我们的作战带来害处。不言而喻，我这种行为会受到德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军官身上，也会理所当然地遭到同样的惩罚。
　　政治是高于军人之上的。如果有谁——即使是一个下等兵——在宣布战争的时候，稍有不符合军人守则的行为，甚至允许并要求每一个士兵可以自己决定行动，那末，他就动摇了武装部队的生存权以及这个武装部队所要保护的国家安全。
　　我在战争开始时就已清楚地看出的关于我们处境的严重性，在9　月4　日我对我的军官们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你们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争！你们要清醒地看到，战争将是长期的，可能要持续七年，如果战争以打成平局告终，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要用数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作战。如上所述，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么一点德国潜艇是根本不够用的。于是，在战争发生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我决定请求海军总司令，把当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后迫切需要的潜艇建造任务交付给我，而把只能“刺”敌人几下的少量潜艇的前线作战任务移交给我的最亲近的部下冯·弗里德堡海军上校。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因为要同英国打一场有把握的海战，先决条件就是尽快地补充数量不足的潜艇部队。
　　但是，海军总司令却拒绝了我提出的由我来主持潜艇建造的请求。他认为，前线少了我是不行的。受我指挥的潜艇人员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战争刚刚开始，正需要把现有的潜艇及时地投入战斗并发挥潜艇人员的作用，如果现在调走他们的司令，就会给自己带来军事上的严重损失。
　　总司令的这一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就明白，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没有把潜艇建造放在优先于其他装备任务的地位，因此，在战争的头几年，没有动用国家和工业部门的全部力量来建立德国潜艇部队，从整个战略上看，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清楚了，在战争最初的三年半时间里，由于潜艇数量过少，我们未能在大西洋战役中取得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权。
　　此外，即使雷德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了我的请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间从德国的国家领导方面成功地优先获得建造潜艇所必需的装备，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关于潜艇建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我还会提到。
　　战争开始时，我担任前线潜艇部队的司令。我的战略计划是很清楚的。这个计划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潜艇部队军官们都参与的一次演习中得到了彻底的检验。我们的海军战略任务是以与敌人方面的条件相适应为前提的。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生存和国民的给养依赖于从海上输入的粮食。
　　工业原料也同样必须进口。此外，在战争期间，一些军火工厂由于战争而扩大了规模，因而原料的进口也要相应增加，但是，各国的任何一种援助，不论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厂的武器，还是来自盟国的增援部队，英国都只能从海上获得。
　　其次，英国要在欧洲大陆上扩展力量，须取决于能否把部队及其装备从海上运往欧洲。
　　因此，英国人民的生存，英国的经济和工业，以及英国同大陆的敌人进行战争，全都依赖于这种数量巨大的海上输入。所以，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海战任务就是必须保护用于这种输入的载货商船。相应地来说，我们必须把对载货商船的进攻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战事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的胜败最终也得取决于能否消灭这些运输船只。
　　我们击沉这些载货商船要愈快愈好，因为敌人无疑将试图添造商船以弥补损失。但是，这种添造也是需要时间的。
　　鉴于英国建立和发展防御潜艇力量同样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尽量加快速度击沉英国的商船。于是就形成了以发挥潜艇战的作用为一方、以取得防御潜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商船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一场竞赛。
　　由于这一切原因，在战争开始时候起尽快地建造潜艇是必要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　卷第392　页上就战争的开端写道：“显然，德国人将建造数以百计的潜艇，毫无疑问，为数可观的舰队正在船台上进入各种完成阶段。我们必须作这样的估计：在十二个月至多十八个月以内，一场真正的潜艇战必将发生。”由此可见，在迅速建造德国潜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尔具有同样的观点。
　　为了尽可能快地击沉尽可能多的商船，我规定了潜艇“经济使用的原则”，这就是：力求将潜艇派到最易击沉敌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潜艇和每个出航日能达到最高击沉率。
　　当然，来回航程的长度和距离在此是起着作用的。
　　在潜艇司令的作战室里，这个击沉率连续地用图表显示出来，并且不断地研究分析它的种种原因。这就是潜艇随机应变地投入作战的一个基本观点。
　　战争爆发后，我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安排使用潜艇的。
　　十二、您的计划在海军总司令和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哪些支持？
　　在回答第十个问题时我已经讲过，在1939年8　月底的紧张时期，我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就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政治局势再次指出了建造潜艇的极端迫切性。
　　不久，战争爆发，海军总司令同意了我的潜艇建造计划。
　　于是我在1939年9　月8　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我认为必需的潜艇类型，并且列出了它们应制造的数字比例。请阅1939年9　月8　日潜艇舰队第四百八十二号密件，我已把该报告的副本附在第十二个问题后面。
　　1939年9　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视察威廉港的潜艇舰队。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汇报时着重提出了两点：　1．我确信，潜艇在对海上强国英国的作战中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因为现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例如潜艇在对付护航队方面也能联合作战。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希特勒这个陆军军人出身、毫无海战经验的人更加相信我的用潜艇战对付英国的观点。
　　2　．我在汇报中强调的第二点是：取得海战胜利的一切希望全在于我们手里有无足够数量的潜艇。
　　我想用这种提法来支持海军总司令部对于立即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
　　我汇报后，希特勒没有答复，也没有表态，更不用说同意了。显然，他在这一天还是显示了他是重视德国潜艇部队的，否则他肯定不会宣布和进行这次视察。但他对我提出的有关潜艇战的所有问题却保持沉默，海军元帅雷德尔也没有支持我的主张。
　　后来我知悉，海军总司令在1939年9　月1　日已经下达了关于建造战舰的命令：“撤销和平（建造）计划。新的建造计划相应地包括下列紧迫的任务：“1　．建造新的潜艇，其型号按潜艇司令的建议。
　　“2　．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铁比茨号’，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以及航空母舰‘齐柏林号’。
　　“3　．建造新的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和扫雷艇，以及控制沿海海路所必需的捕鱼船；此外还要建造快艇。”
　　其后，雷德尔在1939年10月10日请求希特勒将这项紧迫的海军建造任务置于其他军备任务之前，并指出：为此还须尽快地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力。希特勒在同雷德尔的这次谈话中同意了海军的建造计划，但却没有同意雷德尔所要求的授予他紧急措置的全权。
　　为什么没有授予海军这种全权的原因，到了1939年12月8　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奉希特勒之命对海军作如下通知时，就完全清楚了：“1　．元首同意海军的计划：“（ａ）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ｂ）限制轻型舰只的建造计划；“（ｃ）执行已提出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全权，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认为，无需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行授予特权。’这个决定对潜艇建造起着愈来愈不利的作用。例如，海军分配到的用于装备的钢材还不到德国钢产量的百分之五。
　　尽管德国钢产量不断增长，然而分配给海军的钢材（例如1942年）却少于战争初期。关系到整个军备计划的潜艇建造这一迫切任务，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其他各种任务之一而已。
　　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潜艇建造计划不得不降至次要地位，而由于在这期间（例如1941年2　月）所遭受到的损失，这个数字和战争初期的数字相等。我们在前线作战的潜艇只有二十二艘。
　　我曾多次反复指出，最紧要的是赶在敌人防御力量逐步增强和添造商船之前，尽快地打一场大西洋战役。例如，1942年5　月14日我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曾这样说：“因此，我只能一再强调，关键在于尽可能快地击沉敌船，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使用能在海上实际作战的潜艇来杀伤敌人。今天被击沉的敌船要比往后在1943年被击沉的敌船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更大。”
　　柏林潜艇局也同样写道：“鉴于我们面临的形势，最为重要的是，趁我们的损失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以及敌人的防御措施（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商船建造，它将到1942年底和1943年初才会达到较大的规模）
　　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首先把前线作战潜艇的数字通过最快的途径提高到某种最高水平。今天所耽误的，即使今后再增加生产也是无法弥补的。”
　　但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潜艇建造并没有获得所要求的优先地位，直到1943年春，即战争进行了三年半以后，国家领导人才满足了这个要求，然而这时已经太晚了。
　　耽误了及时地建造潜艇的时机是造成大西洋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对此，有关的历史学家是毫无异议的。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这部著作第1卷第60　页上这样写道：：德国人如此缓慢地扩建他们的潜艇，其结果对英国极为有利。”他在他的《海军旗：1939—1945年大战中的英国海军》一书第93页上写道：“德国人对潜艇建造这样的不予重视，以致他们在战争进行十五个月以后还不能补偿他们已损失的三十一艘潜艇。到了1940年底，他们的实际作战能力已退回到了原先的二十二艘潜艇这个最低数字。希特勒政府对于大规模建造潜艇计划的必要性，认识上如此缓慢，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减少了危险。”
　　英国海军上将阿瑟·赫兹利特爵士在他的《潜艇与海上强国》这本书的第188　页在谈到我们有赢得战争的希望时这样写道：“他们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在英国的防御措施发生作用以及美国力图在1942年底建成庞大的船队之前，加紧建设潜艇舰队并取得成果。这一点他们耽误了，这一耽误也许就成了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本书的第189　至190　页，海军上将阿瑟·赫兹利特爵士用下面的话总结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战略的看法：“人们也许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进攻是不难击破的，他们充其量不过重复过去历史上海盗战的老一套。象这样的潜艇进攻，采取护航办法是完全可以抵御得了的。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了。德国人是完全可以不致失败的，假如德国人较快地建立他们的潜艇舰队，假如英国人疏忽大意，没有采取护航的办法或者没有发明潜艇侦察器和雷达，假如美国的造船计划最后落了空，那末，结果就会截然不同。大西洋战役之所以取胜，只是由于盟国在这个战役上作出了军事方面的和非军事方面的以及科学上的努力。他们之所以非这样做不可，正是由于潜艇不断地袭击了商船船队从而有可能成为掌握制海权的一种决定性的武器。而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将在战争中失败。”
　　那末，希特勒没有把整个战略放在以大西洋战役为头等任务并以此最后决定其他一切战事这一基点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希特勒错误地理解了英国人的意图，直到1940年，他仍然希望与英国取得谅解。他一直相信存在着与这一岛国维持一种特殊的和平的可能性，尤其是1940年7　月德法停战以后，使他感到这种可能性更大了。但是，当英国人并不表示他们有这种谅解的意图时，希特勒又相信，战胜俄国以后也可以促使英国考虑和平的，因为，照希特勒的估计，这就意味着，抽去了英国人能在欧洲大陆打击德国的“大陆之剑”。但希特勒没有考虑到，这个海上强国如能由此而保持其大西洋中海上航路的话，他们自然要在欧洲大陆上扩展其力量。事情的结局就是：由于潜艇战和潜艇建造在整个战略和整个军备中没有置于首要位置，在1943年的大西洋战役中我们遭到了失败，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得以在1944年把它们的力量深入到欧洲大陆。由此，我们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在欧洲所获取的胜利也就得而复失、关于我那个计划在海军总司令那里得到了哪些支持的问题，我想作如下回答：雷德尔元帅当然相信，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是对英国进行商船袭击战。
　　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战争开始时就决定加紧建造潜艇。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