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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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林通过分析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引出企业管理方面的本质问题。其实王朝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皇帝想把国家治理好，自己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一定要找代理人。就相当于企业的老板找总经理，要求总经理能够忠心耿耿，不要有私心杂念，不要贪污。而皇帝周围的这班人却想谋求自己利益的极大化，只要皇上不知道，什么事都敢干。他们一方面要对付皇上，另一方面还要提防别的近臣的暗算。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就展开了。梓林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把整个剧情的思路准确地把握住了。他不但把握了嘉靖皇帝这个角色，而且也深入解释了所有皇帝的心理。所以，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到他时不时地回到了近现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写出这样的历史对照，真让人拍案叫绝。比如在《创收是个硬道理》的一开头，嘉靖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针对这段对白，他分析道：“乱打比喻往往是一些政治家神幻莫测的一般性伎俩。历来大权在握的皇帝，说起话来总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叫你狠狠地猜去吧。他接着往下再说什么的时候，你的思维却还陷在猜的重围之中，于是，步子就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只好晕晕乎乎地跟着感觉走，最后被他彻底忽悠住了。这一招，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屡试不爽的。”

要讲君臣关系，比相互利用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对最高权位的追求。谁占据了那个位子就获得了生杀予夺之权，别人只能听吆喝。君皇之外的一切人，他们的身家性命全交托在皇上手里，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说“伴君如伴虎”。一只老虎就在自己身边，这有多危险！生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物，还有什么能够比生命更重要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争夺皇位是生死之战，丝毫含糊不得。皇帝本人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做皇帝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自己的皇位，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谁有可能是自己的威胁，拿“文革”时的话语来说，就是“谁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一旦有什么动静马上先下手为强。因此，朝廷里的斗争是最不择手段的、最背信弃义的，也是最残酷无情的。夫妻、父子、师生、朋友，不管在普通人中间的这类感情有多深，如果牵涉到了皇室，为了争夺皇位，立刻反目为仇。骨肉之间的残杀从来都不新鲜。这一规律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君臣双方都处心积虑，搞得昼夜不得安宁，日子非常难过。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对一切人都非常不利。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状况。做皇帝的只能改进自己的权术，而没有办法跳出这种环境。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皇帝驾驭群臣的任何伎俩都会被对方的反策略所解套。其结果无非是斗争得更为阴险毒辣，寡廉鲜耻。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几位聪明的皇帝，看穿了这一套把戏，可是又没有办法改变它，只好出家当和尚去。以此看来，中国的政治规则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放弃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提法，尤其是邓小平所推进的改革，使政治文明有了极大的改观。当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后要解决的应该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使任何权力者都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侵犯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

看了《王朝投影》产生出这样一些遐想，好像有点离题，但是仔细想来，控制皇帝和群臣之间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围绕皇位的争夺之战。懂得了这一点，事物的变化就有章可循，就容易理解了。

如果说，梓林关于“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的判断基本是对的，那么，中国的企业家到了该断乳的时候了。




序二　市场精神将取代帝王思想


王　石

郭梓林是万科旗下《万科》周刊的特邀撰稿人。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时，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有点儿怪：《5＋15≠20》。文章中提到一件15年前的事：“当时王石代表万科接待共青团中央的一个考察团，而我正好是那个考察团的成员。谈及深圳人的新观念时，王石讲了一个万科的真实故事　——一位女职员结婚了，按当时习惯，只有男职员才能分房，但万科坚持市场、平等原则，也给她分配了住房。一年后，这位女职员要离婚，在传统体制下，公司一般要扮演‘劝和’的角色。但是，万科向女职员表示：如有需要，公司可帮助请律师。”梓林在文章中说：“当年听完这个故事，颇受震动，深感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传统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差竟是如此之大。”

改革开放之初创建于深圳特区的万科，或主动或被迫地，从一起步就与市场贴得比较近，并且成为最早一批公开上市的公司；职业经理人中较多年轻人，容易接纳新观念：工作中，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生活上，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张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万科的企业文化，核心就是：尊重人。今天，万科把“尊重人”阐释为：平等、契约、分享、包容——而这四种理念的源头和基础，是市场精神。

就在那次考察深圳后的第三年——1992年，梓林辞去公职下海创业了。今天的梓林已经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既是出色的企业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经历也是“市场精神”的很好注脚。

近年来，梓林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引起财经界、学术界广泛关注。即将面世的新著《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义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做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梓林在这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命题是否成立？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在上层，是君主专制；在基层，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私刑。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人在上、众人为下的运作结构坚固不破，企业家个人对团队的聚散离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梓林在书中提到，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起步背景不同。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己企业内部的帝王，颛顼自大，热衷权术，且乐此不疲。

这样看来，“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观念的现代化”，中国才会真正走向现代社会啊。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它的行为特征是专制、善用权术。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是，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

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遇到的问题。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已经超过GDP的65％（中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蓝皮书？2006》），在民营企业中，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有58家，纳税额超过5亿元的有36家，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的有96家。当一家企业达到这么大规模时，如何持续、有效地把人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企业家面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就像德鲁克所说：“当企业的规模扩大到需要职员佩戴工卡才能叫出名字的程度时，原先那种痛饮啤酒的交际方式在公司里已经行不通了。”在中国，原先那种痛饮“二锅头”的交际方式在新兴企业里也已经行不通了。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企业家选择帝王思想呢？

第一个原因，产权相似。新兴企业在创业和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家族企业的形式。从产权结构上看，它们与古代王权专制国家的“家天下”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成本较低。正如梓林所说：“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评书、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中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

但我相信，长期来看，企业家帝王思想的这两个生长基础将被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消解，一点一点地被市场精神所取代。

从产权方面看，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改变了单一股权结构，走向公共化。2006年的民营企业500强中，上市公司或控股上市公司有156家，其中国内上市124家，海外上市32家。据调查，有90％以上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随着资本市场和企业本身逐渐成熟，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产权结构的变化，将会改变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更加认同市场精神。

从成本方面看，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观念将越来越深入中国大众的意识中，使得专制和用权术的成本越来越高。更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加入新兴企业，加上中国企业出色的学习能力，使得采用西式管理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也将促使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选择西式管理，选择市场精神。

此外，中国新兴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是第一代企业家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将面临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而“接班”是企业基业长青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方面，恰恰是帝王思想、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则较好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人平稳接班、顺利过渡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我相信，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精神将最终会取代帝王思想，成为企业家新的精神母乳。


举重若轻股掌间（1）


熟悉产生轻蔑，神秘产生敬畏。除了嘉靖，古今中外还有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这分寸感可就不大好把握了。统治者若想做到康熙说的那样“不怒自威，亲而难犯”，绝非易事。“畏”到最后和“威”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因此，亲和到什么份儿上，才会让下属真正感受到你的亲和，又不至于伸手便摸你的后脑勺？神秘到什么地步，手下人才愿主动做事，并且不会把事办错了？这些都是亘古难题。

好的统治者，既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又要明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既要使信息对称，政令畅通，还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这其中的道行有多深，有多玄，非常人可以揣度。何况，大人物身边往往聚集如蝇小人，而小人正如孔子所言：“远之生怨，近则不恭。”于是，统治者之难就难在把握亲和分寸的同时，保持全方位的神秘。

嘉靖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同仁中比较另类的一个怪客，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经叨叨的入仙之人：“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许多部级、副部级的高官，几十年下来，愣是没见过皇上，也不知他在青天里，还是在水瓶里，总之是神秘得很。就算是那些能见着他面的人，也永远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的。就连嘉靖说出来的话，也常常是云里雾里，让人永远无法捉摸得透。这样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无论人家怎么做，都等着挨骂，偶尔没挨骂，那是因为时候不到。让人噤若寒蝉是一切有帝王思想的人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其实，让人不敢说真话用不着真动刀子，更文明的一招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四百年后的1957年，我们就大规模地试验过了一次，凡是服用和看着别人服过“帽子形缓释胶囊”的人，都说效果非常好，20年后药效才得以解除。

还是回到1561年的正月十五吧。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已经担任大明王朝这家绝对控股公司董事长四十年了。此刻，他闭着眼睛坐在蒲团上静静地听着，前厅内阁经济工作会上两派的舌枪唇战，就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身边的书架上，那本《户部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总账册》，他早已看过数遍，而心中的小账，更是如数家珍。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坐山观虎斗。正如通俗歌曲唱得那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嘉靖已经是一个城府很深且镇定自若的董事长了，面对这样的局面，早就真理在手，成竹在胸。

严世蕃却不愧是“女干臣”当中货真价实、没被医院调错包的直系后代。只见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徐高张”一个小小的破绽，一个鲤鱼打挺，剑走偏锋，顺势就把经济问题上纲上线到了政治高度，再一次把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争斗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周云逸一个钦天监管天象的官员，在诽谤朝廷时，为什么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当时我们就纳闷。现在明白了，就是在座的有些人把详情先告诉了他！是谁教唆他的？怎么，敢做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