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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9-动物园的历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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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此类争议变得时断时续，这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大势所向。在法国，大多数野生动物杂志和节目都退到了中间立场。它们用动物园的动物保护价值说服了自己，把批评声集中在了动物走私上。迫于会员们的反对，各学会也放弃了动物园访查和教育口号；实际上，动物园从来就不是它们的兴趣所在，不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饱受齐声讨伐的马戏团和巡游动物园。动物保护协会继续将动物园当成不值一提的小角色，这无疑是因为它们很难质疑动物驯养的合法性。
但调查显示，有相当比例的欧洲民众仍然反对动物囚养（在80年代的英国达到了81％），拒绝游览动物园。这种观念在许多文学作品和艺术品上留下了烙印。在温森斯，摄影家P·罗弗多特（P。Roverdot）看到的不是异域风情，而是一个混凝土世界。在《Figuresdel’enfermement》中，画家吉利斯·阿约展现了被降格为装饰品的动物：那条《大毒蛇》（Serpent，1972）成了马赛克；那只《狮子》成了一块岩石；而在《鱼类参见》（Piscinevide）中，一只河马的躯体隐而不见，只有它的名称还留在一张布告上。正是这种批评态度迫使所有动物园改变了自己。
动物园的变化
长期来看，欧洲动物园的数量增长（不包括俄罗斯，1912年有50家，1965年是180家，1995年是302家）反映了游客群体的膨胀，也与动物园在全世界的普及相吻合（1993年共有1165家，其中有545家在亚洲）。但这些数据只能说是大致估算，因为有相当多的小动物园没有进入游客指南或《国际动物园年鉴》（InternationalZooYearbook）这样的国际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之前，动物园的发展一直是“被囚禁”的城市居民的愿望所驱。在德国（1912家有20家，1965年连东德在内共有45家）和英国（从8家到35家，），从两次大战之间开始，新动物园一个接一个地在新地区落成。南欧国家也在逐渐填补空白。意大利在1912年时只有3家动物园，到1965年，北部和中部城市已经拥有了11家。法国（从5家到12家）的动物园大多集中在北部地区，也就是人口最为密集的经济龙头地区，沿海城市则以展示本国或外来海洋生物的水族馆为主（1959年有11家）。1950年之后，东欧国家有显著的进步（1965年时，南斯拉夫有10家，波兰有9家，捷克斯洛伐克有14家）。
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动物园的数量应游客热情的进一步提高而加速增长，在国内和全欧范围的广泛普及也迎合了周末旅游和年度假期的兴起。有些新动物园建在市郊地区，离城区不过20到50公里远，因此是周末一日游和平日学校旅游的好去处。探险公园以及结合了游乐场娱乐项目和海豚展览的游乐园（如奥地利拉斯特附近的欧罗公园和法国的ParcAstérix）也多在郊外，因为它们需要大片的廉价土地。还有一些动物园建在旅游区，无疑是为了把握夏季的黄金商机。这种新定位存在于所有国家，但以南欧国家为主，特别是法国（1965年12家，1995年35家）、意大利（从11家到25家）和西班牙（从3家到10家）。当东方集团的动物园发展因经济原因（也影响了前东德）而停滞不前，西北欧的富裕国家却在迅猛进步，大不列颠是一个突出代表（从34到72）。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6）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动物花园开始向专项化转变。继水族馆之后，海洋公园、生态饲养园、鸟类保护区以及专养地方野生动物或农场动物的公园陆续出现。1950年之后开放的动物园大多是私人而不是动物学会创建的，就像斯特林根的哈根贝克动物园一样。这些创始人中有几个曾是著名猎人或动物园饲养员；许多人在踏上冒险征程之前曾从事过普通工作，而且社会背景相比19世纪的那些先驱们来说平凡无奇。他们往往自主经营，自己的家族就是惟一的业主。他们建造设施，购买土地和动物，收获的是滚滚财富和更多的自我展示机会。许多人声称自己从小就热爱动物，希望与动物建立友谊，永远摧毁动物本性凶残的谎言。这些新动物园在1950~70年间引起了动物保护协会和野生动物杂志的兴趣不足为奇，因为它们也采纳了老动物园的个性化和拟人化风格，正如它们将老动物园的员工招入麾下一样。
但这种看待动物的方式（忽略了生态层面）、资本的匮乏以及快速盈利的愿望常常导致这些新园主忽视生境和环境问题：他们所修建的小动物园就像19世纪的巴黎植物园，尽是狭小的兽笼、格窗、栅栏、散乱无序的房间、链索甚至装着隔栏的山洞。后来，一些园主意识到这种状况有违众意，老动物园的园长们也提出了批评。这类在东南欧特别是法国处处可见的动物园是70年代爆发抗议大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与扩大动物活动空间的长期发展趋势截然对立。
为了制止情势的恶化，这些小动物园的反对者和少数知名动物园的园长联合起来，成功地说服一些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在英国，动物园特许经营法案（ZooLicensingAct，1981年）对动物获得方式设定了限制，并规定了有关动物饲养环境的最低标准。在瑞士，1981年的一纸法令限定了兽笼和兽栏的最低表面积。在法国，1976年的一项法律确认了饲养和利用野生动物的权利，但同时将动物定义为有感知的生命体，这就要求动物的生活条件符合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这项法律要求所有动物园负责人取得证书，证明他或她有照管动物的能力，向公众公开信息，并确保游客的安全。它还规定任何动物园在向公众开放之前都须获得政府的授权。
马戏团也是政府的管制对象。早在1925年，英国的一项法案就对马戏团的训练和驯养方式施加了控制。1959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立法禁止使用珍稀和受保护动物，芬兰也于1989年颁布了这类禁令。在法国，马戏团领导人、动物保护协会和相关政府官员于1981年签署了一项协议，禁止了野蛮的训练方式和闲置动物的展览，限制了可用动物的种类，并规定马戏团在设计节目时必须将动物的天性特征考虑在内。但这些措施并未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最低要求，执行情况很少受到监督。瑞士199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这类法规仍然不够严密，有待完善。
为了防止争论话题转移到囚养原则本身，许多名高望重的公共和私营动物园先发制人，开始公开谴责马戏团、巡游动物园和粗制滥造的新动物园，主张实行淘汰性分级制度。在法国，埃尔蒙维尔（Ermenonville）动物园的老板让•；理查德（JeanRichard）于1970年创立了国家私人公园和动物花园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PrivateParksandZoologicalGardens）。协会向“好”动物园授予认证标志，希望终止理查德所说的“大屠杀”——当然也要终止惨烈的竞争和动物园集体形象的下降。1975年，温森斯动物园园长创建了法国动物园长全国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DirecteursFrancaisdeParcsZoologique）。该组织经常举办业内学术会议，如1977年的动物园教育角色研讨会。这些行动也有先例可循：一是1962年创建于盎格鲁…萨克森国家的国际动物花园园长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irectorsofZoologicalGardens）——旨在通过国际研讨会推进动物园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二是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动物花园联合会（Ibero…AmericanFederationofZoologicalParks）——该组织同样成立于1962年，宗旨也与前者类似。
20世纪的动物园试图凭借重提19世纪的理念为自己立威正名，这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有效地改善了动物园的形象——用饲养员R·里德曼（R。Riedmann）的话说，动物园是一个“怡人而又亲切的避风港湾”。这种论调对动物保护学会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在60年代之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它对公众也影响颇深。
动物园教育意义的宣传也在继续，因为就像佩恩顿动物园园长在20世纪70年代所说，，它们的休闲娱乐价值已经不足以“证明将野生动物关到笼中是合理的”。北欧各国发明了大量主要面向儿童的教育方法。安特卫普在1945年之后新招迭出：兽栏旁的分类学信息；介绍动物行为学、地理学或生态学知识的标牌；指南、电影、展览和研讨会；还有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比荷卢三国、英国、两德、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型动物园聘请了教育学家，让他们与各协会和学校合作，组织探险旅行，制作电影，管理内部报纸（安特卫普，创刊于1949年；巴塞罗那，创刊于1962年），为儿童（科隆，伦敦）、学生和老师（法兰克福，佩恩顿）们演讲和授课。在70年代的摄政王公园和惠普斯奈德公园，有80％的活动参与者是小学生。法国则起步稍晚：直到1976年，法国才在北欧典范的鼓励下真正开始支持动物园的教育角色。
儿童总是受到特别关照。在斯特林根，他们可以骑乘小马、长颈鹿和大象。这种创意也被20世纪60年代的佩恩顿动物园所效仿，但最重要的是，它就是发明宠物动物园的灵感源泉。宠物动物园在两次大战之间诞生于柏林和伦敦，随后迅速普及到欧洲各地，大多是主流动物园的附属设施，就像在巴塞尔和佩欧格雷斯（Peaugres）探险公园一样。它们专用矮小而又温顺的动物或野生动物的幼崽（猴子，大象，猫科动物），迎合了儿童的拟人化想像。在蒂奥内（Thionne）公园，一个豚鼠村庄五脏俱全，教堂、学校、镇公所和民宅应有尽有，这等于把卡通片变成了现实。这种政策无疑对喜人的游客量数据有所贡献。
在1962年，全世界的动物园中有1/4在美国；到1974年，美国已经拥有了305家动物园。动物园的景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悦“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或许是变革的一个动机，至少也算一个借口。在动画电影《小鹿斑比》（Bambi，1942）大获成功之后，沃尔特•；迪士尼于1955年在加利福尼亚阿纳姆市创办了迪士尼乐园，园中有各种各样的奇异动物。游乐项目丰富多彩，随时尚的变化而时时推陈出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1949年，电视渗入了这个世界。“动物园游行”的发明者，芝加哥动物园园长R·马林·珀金斯（R。MarlinPerkins）创造了每年9000万电视观众的奇迹。转播权收入（NBC这样的全国电视网可能出价100万美元之高）再次拯救了动物园，它们的游客量在1940~60年间直线上涨（费城增长41％，圣迭戈增长240％），就像那些展有动物的休闲公园一样。在1991年，共有1500万游客光顾了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西埃德蒙顿商城，而这里便有一个宠物动物园。像超级市场这样的商业组织也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在美国金融和消费文化的圣坛面前，动物园也不得不低下它的头。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欧洲动物园燃起了重拾科学信仰的激情。巴塞罗那动物园就是一个代表，1970年，它把自己的行业通讯转化成了一份动物行为学科普杂志。在法国，受过科学教育的公共公园园长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休闲甚至教育功能）追随了这一榜样，几家私营动物园也在70年代做出了尝试。米卢斯动物园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角色，从1965到1967年，它与斯特拉斯堡大学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了短尾猴的社会行为。
第三篇 向往自然（20世纪）第九章 公众呼声（7）
事实上，最早期的同类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追溯到小啮齿动物行为统计分析的发展——也就是科学世界对达尔文动物行为学的反应。最初，一种以灵活观察和换位思考为基础的灵长动物学在某些动物园渐渐成熟，因为类人猿在欧洲仍极为罕见，动物园是惟一拥有这类动物的地方。英国人R·加纳（R。Garner）在1896年左右研究了曼彻斯特一只黑猩猩的艺术行为；20世纪20年代，汉堡动物园副园长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斯基（AlexanderSokolowsky）在这个动物园中重复了加纳的工作；1956年，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伦敦再次探究了这一问题，并据此撰写了专著《艺术生物学》（TheBiologyofArt，1962年）。但从两次大战之间开始，随着囚养类人猿的存活率逐渐提高，有关动物智力和语言的研究大多转移到了实验室中。60年代之后，动物园发现群体行为分析最是妙趣无穷。同样，这一领域也有前人铺路：两次大战之间，索利·朱克曼（SollyZuckerman）在伦敦观察了一群狒狒，写出了《猴和猿的社会生活》（TheSocialLifeofMonkeysandApes）；50年代在苏黎世动物园工作的汉斯·库默尔（HansKummer）是另一个先驱。有些动物园专事此类项目，荷兰的阿纳姆（Arnhem）动物园首屈一指，弗朗斯•；德瓦尔对黑猩猩社会行为的著名研究工程就是在这里的研究中心完成的；他所观察的黑猩猩群与人类完全隔绝，成员结构也与野生群落大同小异，这便为复杂社会生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这些成果只是罕见的例外，因为科学研究的空间和隔离要求与公众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要想服务于科研，动物园必须用更小的兽栏实现更好的观察效果，压缩各种动物的数量和成本以保证整体上的物种多样性，但这是游客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动物园中的研究大多不是德瓦尔这样的基础研究，而是倾向于一种应用动物行为学：动物心理学——这一学科是埃迪格在两次大战之间为将动物饲养条件合理化而开创的。许多动物园将兽医任命为园长已经为这一新方向开辟了道路（里昂，1910年；巴黎，1917年），因为兽医们的创伤学、寄生虫学和动物心理学研究注重的不是物种知识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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