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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从另一角度解析历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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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成说长论短
不讳地说,自从有了马列主义并逐渐在中国开始传播之后,某些中国人对两个有严格定义的名词概念——一是“无产阶级”,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在解义上大都倾向于粗疏,近乎习惯地进行了俗解。亦即:将具有鲜明大工业生产者属性的“无产阶级”,泛泛注解为“穷人”;将具有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深刻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随意浅化为“穷人翻身”。由于认识上的模糊和理论上的草率,表层的轰轰烈烈、暴风雨式的社会运动,就很难回避地潜存了内在的和久远的不幸。
当“穷人”、“穷人翻身”一开始只具有泛泛的被压迫者属性,并投身于粗疏的“彻底砸烂旧世界”运动时,释放出的“改天换地”能量无疑是空前壮烈的。然而,当这种“壮烈”失去了理性的梳理和序化——或曰拒绝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的提高和升华时,只任凭“穷人翻身”一味做惯性运动,“穷人万岁”便足可以把正常世界搞得更加荒芜,也更加贫穷。
中国的“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另一种“穷人翻身”运动。穷人或穷人后裔——如被称之为“红五类”之流的人,无论他们的内在精神品质,还是他们所做出的种种行为表演,倘若允许我们苛刻地说,都可用“丑陋”来形容。
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年我们一大群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思想家、学问家、文艺家,在“文革”甚而“文革”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中,都曾陶醉于、热衷于去唱去写“穷人颂歌”。包括搞历史特别是搞文化史、文学史的人,也都依据是否奉扬了“穷人”来定其思想是否正确,是否近于香花或是沦为毒草,并为此做了过度的发挥。
当年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我看他写得很客观、很冷静,并非过度地发挥出什么。他在勾勒“阶级”的形象时,只认可两条:一,阶级的划分仅仅依据其经济地位的不同;二,经济地位的不同仅仅能决定其政治态度(即对革命的向背),这一切又都源于人的不同利益取向。他除了这两点之外,再不涉及其它——如人的道德品格、文明素质、文化教养之类。做了过度、越界发挥的,是文化人自己。也就是说,毛泽东只透视了穷人的一种品质,即政治品质,而文化人(包括史学家、文学家)则唱起了全方位的“穷人颂歌”。
将“穷人”封为或誉为世上的至尊者——包括至德者、至智者、至美者,其实就以简单的常识而论,也往往说不太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本人的出身而论都不是穷人,但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本人的出身应算是贫农,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本人的出身,也不是“标本式”的穷人,他幼年、少年时有余力读书、上学。上述的例子都可证明:彻底的、永远的“穷人”本身,是干不成任何像样的事业的。一定要强行去干,只能失败,或过一过“胡闹瘾”而已。
当年李自成起义,一时的红火,得力于这样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单是那个“不纳粮”,就足以预示了李自成政权的短命。一个政权没有起码的经济秩序和税收政策,国计民生的主杠杆失效,岂能持久?仅仅一年,李氏大顺政权就结束了。李氏本人逃至湖北通山县,被一伙“乡民”的乱棒打死。有些史学家大约出于很看重“阶级斗争学说”的意思,特意强调那些杀害李自成的凶手都是“地主武装成员”,我看未必,那里头的“穷人”也一定不少。“穷人”在褒义词上可以叫做“劳动人民”,叫做“俺贫下中农,俺革命群众”之类,但作为泛泛称之的“穷人”,或曰虽然图了很多虚名(如上述种种)但在实际上仅仅穷得可以、并无其它优势可言的穷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赞美处,无论其在德格上还是在智格上,都稀松得很,没有什么闪光点。
《水浒》中的一百○八位“英雄”,聚集在梁山泊。那样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集团,作为演戏无疑是很生动的,也有诸多令人艳羡处,但人们还是想追问一句:他们靠什么生存?以什么为经济基础、生产手段?如果什么生存本事、生产能力都没有,只做专业化的“绿林豪杰”,在本质上与强盗、土匪无异,很难持久。
然而做这样美梦的人很多,有的只是一种虚幻神往,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学问。而另有一种人,不仅有大抱负、大理想、大作为,而且在历史上也堪称大人物。可惜,空想毕竟是空想,最终是要破灭的。
一八二四年,既有理想又十分可敬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先生积累一大笔钱,从英国到了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花去了二十万美元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起了比中国《桃花源记》写到的还优美、还令人神往的一个人间天堂,名之为“新和谐公社”,发誓要“消除引起个人之间的一切纷争”,并付诸了实践。那个地方实在太美了,风景美,建筑美,人际关系也很美——无自私心态和自私行为,无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连当时很有名的科学家像美国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像经济学家兼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都很动情地来到这里参加建设。遗憾的是,这个“新和谐公社”只维持了四年多一点,就彻底破产了。连献出了巨资的欧文本人,晚年也只好靠人救济。该公社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穷人”在只凭别人救济、恩赐,而自己没有像样的人格意识、自主意识、经济意识的时候,是既不能有效地建设自己也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的。
欧文本身,无疑是个伟大的人物。而我们某些人,品质就差得太多太多了。三四十年前,某些翻了身的穷人曾作出这样的“诗”: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俺也不起来!
听听,一个陶醉于“娘的怀”自娇自宠,一个很神气地以“吃个够”作威作福,两者加在一起,足可把既时髦又走俏的“穷人”的匍匐性、寄生性、软骨性画得入骨三分。
穷人有两种,一种是高品位的,一种是低劣性的。前者人穷志不穷,人穷德不穷,人穷才不穷,他们为了干正义事业,为了搞成大事情,为了建立大功绩,一时人穷财困,那叫气节,叫风骨,叫人格;后者则不同了,人穷往往牵连出一系列的穷——志穷,德穷,才穷。那些年“红色文艺家”、“红色宣传家”只善于无前提、无原由地赞美“穷人”本身,即推崇“泛穷人”。笔下的人往往以穷的程度做为标尺,来定人的道德级别、智能级别乃至美学级别。诸如:贫农的女儿一定品德美,外貌美,心灵手巧且又聪明多智;到了中农,就差了成色:自私性多了,歪心思也多了,心和手都笨了些,连模样也蠢了许多,丑了许多。到了富农、地主、资本家,乃至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往往德劣貌丑兼之智能低下。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出于政治功利主义,那样的文章写就写了,不必细究。若是到了什么时候都一味地大唱其“穷人颂歌”,不仅是一种幼稚,是一种非科学、伪科学的东西,而且很可能使社会很惯性地运动到国穷、民穷,也包括德穷、文穷。
小平同志首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个治国大纲,包括的“目”很多。包括哲学上、文学上、美学上,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正视和承认:贫穷本身在通常情况下与之近缘的人和事,往往是愚昧、野蛮、非理性、反文明。
没有起码的经济能力,没有起码的社会教化,单纯的“穷人”本身是没有任何文明可言、美感可言的。既落伍又陈旧的“穷人颂歌”早该结束,从而该唱唱新曲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风向走入另一种极端,鄙夷任何正正经经的清廉者、俭朴者、超脱者,一味吹发财,捧大款,标榜自私,宣扬享乐,那也很可能说明我们尚未摆脱原始的“穷骨”,只是另一种作态而已,近于刘姥姥进大观园。
古语有“为富不仁”之语,必须承认历史上的富人所造出的灾难、造下的罪孽很多很多,用“富人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不为过。但用“穷人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未必是虚构的,是无价值的。权且不说兵、匪、盗、寇及其烧杀抢掠的直接参与者大都有穷人底色,单是穷人由于愚昧,无知,由于未经教化、没有理性、没有文化而必然导致出的野蛮和凶残,有时也可形容为触目惊心。我们至少不能忘记也不应否定“文革”的那段历史。
“文革”的最大威风、最响口号是“打倒”、“横扫”,矛头指向的几乎是一切“有产者”及其文化代表。不能否认,有产者(如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离开了剥削是不能生存的,都有各种不同的剥削行为,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罪恶;有产者的文化代表(如依附于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文化人),大都有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制度、地主阶级宗法观念、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属性,基此而造成的思想统治和精神压迫也不容否定。但是能否基此而得出结论,说“穷人”一经进入彻底的“造反”状态,打烂一切社会秩序,实现“穷人翻身”的盛世,就会处处皆大欢喜?我看那样的乌托邦不仅是短暂的,也是虚伪的。这样的例子,几乎无数次地被历史验证了。权且不说别的,单是一切造反者在造反成功、建立政权之后,也绝不可能继续维护造反者(即穷人)的“自由”,势必强化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统治秩序、压迫秩序。始终是“穷人”的人,仍然沦为被主宰者。
在我们谈到一切有产者(或索性称为剥削阶级)的文化代表时,中国上至老子、孔孟下至曹雪芹、胡适,或是西方的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托尔斯泰、尼采,假如让穷人(包括被我们当年自封的“俺无产阶级”)去审判,很可能统统地骂一番“妈的都反动”、“都滚他妈的蛋”。其实,真正对有产者文化作了清理或批判的,正是有产者的文化代表本身。若是由穷人自己来干,只能打倒一切文化,包括打倒自己身上那一点仅有的文明属性,一味吹捧或宣扬自己的野性、蛮性、愚性。
当年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的穷人,批孔批孟,讲了“孔孟之道”的若干罪过。由有识的文化人士来搞,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是由野人、蛮人去搞,他们自己制造出的灾难和罪过,肯定几十倍、几百倍地大于孔孟之道。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连那些有过失的孔孟之道都一并横扫,那些“造反派”只能把世界彻底推向野蛮和血腥。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孟之道是有功德的——因为它至少强调了文明教化。
打个比方说,《红楼梦》的贾府中,上至贾母、贾政,下至少爷小姐,虽然我们用“阶级属性”的标尺去判定他们,都可称为“反动”,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的“为富不仁”者,干了不少恶事。但就其中的某些人来说,作为个人品德你说他们一定凶恶、丑恶,我看也不一定有据。如贾母,与当代文学作品《白毛女》中的黄母相比,似乎还不是一种人。贾母毕竟有某种“善性”,如对农妇刘姥姥的周济,如为丫头鸳鸯平冤。贾政虽然迂腐,但力求做个清官。贾宝玉接触了那么多丫头,但毕竟侧重施之以同情、爱怜。探春听说有人要搜丫头的身,侮辱她们的人格,毕竟敢于仗义执言,予以反对。
这些人的种种长处,归根结底源于文化教养。贾府中的“下人”也很多,如老妈子、走卒、仆役之类,你看看他们的品德,那实在是糟透了。
两者之间,不比别的,单是以文明教养而论,确实是有差异的。离开了文明教养这一条,任何道德优势都是不存在的。说愚人、野人同时兼任着“善人”,实在是无知妄说。
几千年来,鉴于有产者(即统治者、压迫者)做的恶事、干的恶行太多,对此进行控诉、揭露的人也太多,于是反弹出的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即穷人)的崇尚和赞美也就多些,乃至淹没了、忽视了后者本身的劣质。
实话说来,一切人的美德(包括富人和穷人的美德)都不是天生的,都不源于“人之天性”,而是借用社会外力予以教化、感化、训化的结果。任何一味赞美人的“天性善”、“天性美”的人都是主观的臆想或客观的无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作为有知有识的文化人士,用去了几千年的语言和文字去揭示和描绘“为富不仁者”的罪恶是对的,但偏袒或忽略了穷人恶性恶习的存在,也是一种盲目和无知。富人的虚伪教化可以导致欺世欺人;穷人的拒绝教化也注定导致害世残人。道理很简单:仅仅因为其蒙昧、野蛮,就会干出种种违理违德的事。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前提是首先必须是“仁者”,即文明化、文化化的人。若是愚者、蛮者,对世界所能献出的最大之爱也只限于爱自己,或爱自己的族属、团伙、集团。当年我们所标榜的“阶级感情”,至多只上升到某种“阶层利益本位”。既然依附于某种本位,就在忠于某种本位的同时,去做种种排斥、诛杀另外一种本位或与自己本位内部的利益分配有分歧者。“文革”中的穷人后裔,除了运用极为凶残野蛮的手段去整治被定为“资产阶级”的人之外,“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之间的相互打砸抢,又何尝手软!
是该算一算“穷人罪恶”这笔帐的时候了!有人会问:你这样去算帐出于什么目的?
我的回答是:仅仅为了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要说爱国,这是最大的爱国行为之一。正像当年鲁迅并没有用颂歌方式写出《阿Q正传》,而是透视了中国人的某种恶德,本意也是很热切、很动情的爱国。倒是某些以“红色作家”自居的人,大唱大写出“俺广大革命群众”如何如何了不起,就真实的心思来说,很可能是浅薄轻佻的。
真正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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