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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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海伦后来可能会感到有点遗憾，因为他们都无缘出现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现场。　　　　
　　　　海伦匆匆离开西安，除了电报局拒绝发送张学良访问记的电文外，还有另外的原因。《走进中国》一书的作者兰德这样说：“海伦曾来到西安想到保安与丈夫会合，但不得已只好返回北平，部分原因还在于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员的劝告，他们警告海伦说她在西安这座城市的出现，会引起对斯诺的注意，现在他也许正在返回途中。他的胶卷、笔记本一旦被国民党发现就会被没收。”　　　　
　　　　很巧，就在《纽约太阳报》刊发海伦的张学良访问记的同一天，10月25日，斯诺回到了北京。他陶醉于西行探险的成功之中，随即和海伦一起忙着整理采访笔记，开始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率先完成的是《毛泽东访问记》，很快就于11月14日开始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在我看来，对于他个人来说，这远比留在西安等待巨变更为重要。　　　　
　　　　他们不在西安，恰恰为另外一个外国人提供了机遇。她便是史沫特莱。　　　　
　　　　当斯诺正在陕北采访期间，史沫特莱接到1935年曾在她家避过难的中共人士刘鼎的邀请，请她从上海到西安。刘鼎此时是张学良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络人。兰德认为：“刘需要一个有同情心的左翼记者在西安向世界报道事态发展，这也许就是他为何邀请史沫特莱的原因。”　　　　
　　　　兰德还这样写道：　　　　
　　　　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见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她对此显然颇为失望，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　　　　
　　　　10月，在西安，史沫特莱见到了从保安归来的斯诺，听他兴奋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她的失落和羡慕可以想见。不过，她的机会也即将来临。　　　　
　　　　12月12日一天天逼近。　　　　
　　　　史沫特莱本来住在蒋介石后来下榻的华清池迎宾馆，但在11月底，因为蒋介石一行人即将进驻，她和其他客人不得不离开。“我在西安仅有的一家新式旅馆西京饭店定一小间房间，打算过些时再回临潼那座寺庙。”史沫特莱这样说。她住到西安城内的西京饭店，她将在这里亲历那一夜的风雨，而对华清池发生的一切，只能事后从传闻中得知。　　　　
　　　　在史沫特莱之前，另有一位外国女人也住进了西京饭店，她便是嫁给王炳南、随丈夫来到中国的德国姑娘王安娜。王炳南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父与杨虎城是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活动在杨虎城周围。　　　　　
　　　　王安娜在回忆录中对西京饭店略有描述：“朋友们领我们到离车站不远、全市最现代化的西京饭店。在西安，这家由中国旅行社新建的旅馆，就像是坐落在中世纪环境里的二十世纪孤岛一样。在陈设华丽的拱顶餐厅里进餐，或在设备齐全的舒适的客房里休息，会使人相信自己正置身于欧洲，至少是上海的大旅馆里。这家旅馆从经理到主厨，都是上海人，他们的神情就像是被流放到这里来似的……”　　　　
　　　　就是这所西安城内最现代化的宾馆，在12月12日之前，成了蒋介石随行高官们下榻的地方。这样，与史沫特莱同时在这座建筑里进进出出的客人中，便增加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位国民党方面的达官贵人。因他们的住进，蓝衣社的特务也曾施加压力，要史沫特莱搬出饭店，但未能得逞。很快，石破天惊的一夜便在西安降临。　　　　
　　　　4　　　　
　　　　遗憾的是，当12月12日凌晨在华清池发生绑架蒋介石的精彩一幕时，并没有一个外国人目击现场。　　　　
　　　　倒是有一个外国人无意中出现在现场，却不幸撞在了士兵的枪口上，命丧黄泉。他便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旺斯克大夫（Dr。Wunsch）。据兰德所写，旺斯克是在西安的一位德国牙医，是史沫特莱选择的一位向红军提供药品的代表。10月间当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时，史沫特莱便是在旺斯克大夫家中与斯诺见面，听斯诺讲述他为之兴奋的探险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刚从上海辗转而来的中国作家丁玲，并由她准备了饭菜。12月12日早上，旺斯克大夫来到临潼华清池迎宾馆看望史沫特莱，他不知道史沫特莱在蒋介石下榻华清池之前已经被迫搬进了城内的西京饭店。　当他赶到入口处时，遇到正在执行任务的东北军士兵的盘问，语言无法沟通，而旺斯克大夫却执意走进饭店，结果他被士兵枪杀。　　　　
　　　　只有史沫特莱在西京饭店经历了兵变时刻。不过，她亲眼目睹的不是陈诚等国民党的达官贵人被捕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在饭店里的西北军士兵的肆意抢劫。这样，我们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的，只是对抢劫现场的生动描述，而真正石破天惊的场面，她也只能依据他人的经历来转述。　　　　
　　　　但是，她的现场经历，虽然是大事件中的小插曲，却仍能从容易被人忽略的另一角度充实历史细节。　　　　
　　　　尽管与红军有密切联系，尽管对西安日渐出现的抗日情绪和要求国共停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有切身感受，史沫特莱还是对这天凌晨爆发的事件毫无准备，甚至开始还以为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紧接着，她所在的西京饭店，因为居住着蒋介石的大批高级随员，自然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　　　　
　　　　史沫特莱后来讲述在房间最初听到的饭店里一阵骚乱的情形：“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她听到的声音，显然是西北军士兵开始的对张群、卫立煌等人的搜捕。随后，对她的抢劫开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几支步枪砸我的房门。我不愿帮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也随即粉碎。　　　　
　　　　一群士兵闯进她的房间。　　　　
　　　　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梳妆台里翻了出来，把一切引得起他的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和内衣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赞叹声。　　　　
　　　　把我用枪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它扑过去，平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别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走一条毛毯，就消失在楼下大厅里了。　　　　
　　　　不过，抢劫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不快和恼怒，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大事件带给她的兴奋之中。她毕竟是一位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热衷于革命的人，更是一个对历史突发事件有着特殊敏感的记者、作家。这样，当她从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手里接过一份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拟定的致全国的通电声明后，她的情绪随之改变。通电声明提出了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通电声明令史沫特莱为之振奋。她知道，她所经历的这一夜，肯定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她没有半点儿迟疑，很快出现在抢救伤员的现场。对于她，这不过是略显平淡的开始，而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她才真正令整个中国和西方世界刮目相看，并引发种种议论、猜测。　　　　
　　　　石破天惊的这一刻终于来临。


1936年第30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3）

　　　　5　　　　
　　　　且把镜头转到12月12日同一天的北京。　　　　
　　　　当史沫特莱惊魂未定还没有拿到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声明的同时，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是记者们，正在为北京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另一个场面而忙碌着——这一天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　　　　
　　　　斯诺，来自新西兰的詹姆斯•；贝特兰，以及另外几位外国记者，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走上街头。他们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举动出自职业的敏感和职业习惯，而动荡中的中国，时刻都有爆发新闻的可能，这也就总是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也果然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但是，让这些外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北京当局表现出的新的态度。　　　　
　　　　贝特兰回忆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　　　　
　　　　（引自《在中国的岁月》）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如同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总是不断地体验着类似的经历，冒险、刺激、兴奋，同时带给他们永远的满足。　　　　
　　　　火车徐徐离开北京。一切都无法确定。蒋介石命运如何？西安处在什么状况？一切都无法预料。贝特兰不会想到，当他急切地奔向西安时，还有另外的外国人也将以不同身份、经过不同途径前往那里。他们中间就有在事变的解决中角色最为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　　　　
　　　　西安，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石破天惊的一刻，正在改变着中国，乃至最终波及世界。　　　　
　　　　6　　　　
　　　　从时间上来看，在上海的德国姑娘王安娜，比在北京的斯诺和贝特兰，要晚知道西安发生的兵谏。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是在12月13日读报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　　　　
　　　　她不能不为正在西安的丈夫王炳南担忧，他正担任杨虎城的秘书。几天里，王炳南没有消息来，报纸上也只有官方渠道颁布的消息，结果，各种传言弥漫上海乃至全国。她这样写道：“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可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陷入这样的流言之中。　　　　
　　　　王安娜的这种感受，在身为记者的斯诺身上应该说更为强烈。来到中国已有多年，他对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毫不陌生。尽管如此，因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仍让他为之吃惊，甚至有一种切肤之痛。斯诺下面的这番话，描述出当年新闻封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状况：　　　　
　　　　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