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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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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在那几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国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势。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决心。大家都予以反对。前往西安，路途遥远，加之局势不明，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人们对西安发生的事情内幕茫然不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拉铁摩尔——这位后来出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美国学者，同样为中国发生的突变感到震惊，被视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该如何对公众解释发生的一切。
我在伦敦时，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的确如拉铁摩尔所讲的那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西安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国家或某一阵营，它实实在在震动着全世界，它所引发的中国政治格局、权力格局、战争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必影响整个世界。
1936年第31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4）
7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1903年来华，1946年病逝于上海，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展开。从结识孙中山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宣言》，到独家报道日本关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其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做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消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点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翻阅《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则与端纳当时活动有关的电文。
一则是12月15日的《孔祥熙关于端纳抵陕谒见蒋介石情形致龙云密电》：“顷接端纳自西安电话报告，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
一则是12月16日的《何成浚关于端纳由西安回洛阳及其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龙云密电》：“本晚端纳顾问回洛梗况：委座已前往张学良住宅之后楼，本日将移较舒适之处，器具甚好。端曾陪张见委座，所商皆政见问题。委座初甚愤，以后表示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而对方认为无保障，要求孔部长来商此事。现蒋夫人之意，孔有心脏病，不能来。可否由其偕同宋子文先生或顾墨三来西安。今后如何决定，尚不得知，等语。”
仅从这些密电即可看出端纳在突发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府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这一声明另有一份抄件也交给了端纳，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很遗憾，听说端纳没有写个人回忆录。二次大战后，他因病死于上海，带走了太多内幕。也许，他早就做出了对西安事变中他为之斡旋的全过程保持缄默的承诺。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中，了解他的行踪和作用。这方面的故事描写已经很多，关于他的传记也不止一种，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挖掘出他的资料，找到他的日记、信件，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意外发现。
1936年第32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5）
8
斯诺等外国记者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新闻封锁，如今轮到几个外国人来参与打破。
最先担任西安政府方面电台的英文播音的是史沫特莱。在经历了事变当夜的紧张慌乱之后，史沫特莱先是帮忙抢救伤员，随后便积极投入到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工作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在电台报道西安方面的动态。她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在经历了最初两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之后，史沫特莱的行为受到压力，不再适合播音。正在此时，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从北京来到了西安，他接手史沫特莱的工作。从上海赶到西安的王安娜，也成了电台的德文播音员。与史沫特莱的回忆相比，他们两人对电台现场的描述要生动和详尽得多。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这时候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里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王安娜对电台紧张气氛的描述，可以看做对贝特兰回忆的很好补充：
因为领事馆的威胁对我是毫无用处的，结果是我接替了电台的这一工作。每天傍晚时分，我便到XGOB广播电台上班。电台设在古老的宫殿后面风景如画的地方，是西安和外界联络的惟一设备。电台警卫森严，进入时要向卫兵出示军方发给的通行证，然后，由两名卫兵陪同前往播音处。播音处的机器房里，也可以看到持枪的东北军卫兵。枪口的刺刀在半暗半明的光线反射下微微闪亮，卫兵们像铁人一样纹丝不动地坐着。
由此可见，XGOB电台并不是普通的广播电台了。
贝特兰说，这个电台的外国小组，除英语、德语外，还有俄语、法语广播。可惜不知道担任其他语种播音的是谁。
9
贝特兰、王安娜加入到史沫特莱的队伍，应该是在12月底之后，因此，他俩未能目睹释放蒋介石的戏剧性场面。
这一天是12月25日，距12日发生兵变已十三天。在西安事变全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秘而不宣悄悄释放蒋介石，并且张与蒋同机离开，这无疑是当时另外一件并不亚于兵变本身的爆炸性新闻，不仅仅局外人，它甚至令许多身在漩涡中心的人为之震惊。的确，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可思议。
尽管关于西安事变的著述已经很多，尽管关于其间变化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我仍然有无法厘清的疑惑：在这一过程中，端纳到底传递了哪些消息，做了哪些工作？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介石，在公开答应的条件之外，到底还向张、杨之间做出哪些许诺？张、杨和中共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之前，悄悄把蒋介石送出了西安，并且张亲自陪同？……
诸如此类的疑问，当然是个人无法解答的。
史沫特莱有幸成了释放蒋介石时现场情况的目击者。
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
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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