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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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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
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
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
飞机离开了西安。
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
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
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
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
10
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
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
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
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
“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
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
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被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
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
虽然失望，贝特兰后来还是对张学良表示了特别的敬意：
少帅被与世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一个对谁也没有妨碍的政治犯，以写写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学术性文章来打发日子。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性人物——中国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与革命延绵不断的中国实现统一和独立这个盖过一切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习惯于指点江山的风格。她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
就这样，西安事变在他们的眼前展开，又在他们的眼前合拢。
1937…1943年第34节 雾重庆（1）
1
西安事变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在1937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显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看。
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在纽约出版的《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位传教士的女儿，她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所熟悉的中国生活成了她的小说背景。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
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当然还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人物。一个星期后，1月25日，还是在《生活》周刊上，一批十年来几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显得十分神秘的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读者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便是斯诺几个月前冒险直接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
《生活》这一期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专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
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一张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后来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发行，印数恐怕达到上亿张。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周刊的编辑在旁边的说明中只是这样简略地写道：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
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在发表斯诺拍的这些照片时，《生活》周刊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文中这样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中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
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神秘的一角，就这样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来。
由《生活》周刊率先发表斯诺的照片，还具有另外一种意义。
《生活》周刊是美国新闻大亨卢斯继成功创办《时代》杂志之后，又创办的一个突出图片效果的杂志。卢斯与赛珍珠一样，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的后代，他注定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因为卢斯的缘故，《时代》从1923年创刊之日起，关于中国的报道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孙中山、宋庆龄、张作霖、张宗昌、溥仪、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在这本刊物上一一亮过相。
在不少人看来，卢斯是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就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卢斯把他看做一个时代的领衔人物。然而，在1937年年初，还是这个卢斯，他身上的新闻敏感性超越了他的政治倾向，西安发生的一切，让他意识到中国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让他预感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过去势不两立的老对手，正在渐渐靠拢。
因为在这个春天，卢斯，还有更多的外国记者们，似乎都听到了渐渐逼近的战争的隆隆炮声。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很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将目击这片土地上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的战争风云。
1937…1943年第35节 雾重庆（2）
2
1938年的武汉，如同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样，又一次成了焦点。前来报道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汇集到这里，亲身感受着中国人民燃烧起来的抗日激情。
报道过1927年大革命的斯特朗来了；刚刚访问过延安的史沫特莱来了；报道过西安事变的贝特兰来了；报道过“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件的《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斯蒂尔来了；目睹南京保卫战的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来了……一些新的面孔也出现在武汉：《伦敦新闻纪事》的记者阿特丽来了，她后来出版了《扬子前线》一书；电影导演伊文思也来了，他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大量珍贵电影胶片……
据一位美国研究者称，此时大约有四十名外国战地记者齐集武汉，报道这座城市的保卫战。
未来几年将对中国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军人，也汇集在这里。他们是美国使馆的武官史迪威，空军上校陈纳德。
武汉还有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刚从西北访问八路军归来的他，迷上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这使他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率领突击队屡立战功，声名大震。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来了。
贝特兰很高兴见到白求恩。他们成了朋友。贝特兰把他的一套旅行用的衣物全部送给了白求恩大夫：蓝色的棉军衣、铺盖卷、皮帽子、一条灯芯绒马裤和一双系带子的马靴。后来从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白求恩的照片上，他发现白求恩还穿着他送的一些衣物。
贝特兰认为白求恩的轮廓和头形酷似列宁。他说：“从他所留的发式和立起来的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在公理会教室的门廊前我给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中他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目光凝视着远方，活像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使人以为他也许就是在那部史诗般的俄国影片中扮演列宁的演员。在我看来，这是白求恩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在后来拍的一些照片上，他看上去面容消瘦、憔悴，像老了二十岁。”
无论在武汉，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许多外国人眼中，这是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也是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
贝特兰后来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1938年初春，国民政府连同它的中央各部和政界要员已西迁重庆，但蒋介石委员长的总部仍在汉口。许多部门的首脑人物也在这里。周恩来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严阵以待的汉口每天都遭到重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夫人的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俄国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它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 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
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卡尔逊与周恩来在武汉留下下面这张合影。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记者去访问蒋介石。“几天以前，蒋介石告诉我，他与八路军的指挥官朱德将军的关系极好。他认为朱德是一位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在这样的时刻，几乎所有外国记者都对领导抗战的中国政府和他的委员长蒋介石充满信任和热望，就连曾经批评过他、鞭挞过他的一些人也不例外。
曾经是英国共产党员的阿特丽这样形容他：
不出几年以前，我们都把蒋介石看做无情的权力攮夺者，而在今日却不但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显然是一个伟大人物，或者可以说是只有他才能够统一外受列强压迫、内遭封建势力阻挠的庞大中国。共产党曾经想要由他们自己解放中国，脱离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现在却希望在和他们苦战了十年的那人的领导之下得到民族解放。
这种好感在不少人心中，延续了好几年。
史沫特莱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和助手，1941年当她见到宋美龄时，印象也极佳：
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
1940年7月，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电文中，白修德描述蒋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并称赞了宋美龄，说蒋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她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
前方也有好消息传来。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颇让报道中国抗战的这些外国记者们欢欣鼓舞。伊文思他们高兴地爬上缴获的日军坦克。
史沫特莱写下了她和美国军官们的感慨：
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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