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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现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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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竦南附冢骸 �
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杀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克里尔曼是先行者。
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日本的一举一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从维护西方列强们在中国的利益来选择报道的。但是，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目击历史事实时，当他们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捉新闻线索时，当他们怀着良知报道事实真相时，就有可能因不满于日本对中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摆脱历史的局限，发出同情和倾向于中国的声音。
4
端纳乘坐的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北京。
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了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纷纷关上了店门，繁忙喧闹的一天结束了。车子驶过，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已经在门口迎接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而且保守的公使显然警觉起来了。
“最险恶的勒索开始了。”芮恩施说。
“我并不感到意外。”端纳平静地答道。
公使把自己所知的有关东京的情况告诉了端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德、日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就在中国收回日本对山东的占领权的当晚，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总统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留了一份威胁性的文件后扬长而去。
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见到过文件的中国高官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必将断送中国的独立，使之沦为日本国的附庸。
芮恩施最后对端纳说，日本人声言一丝风声都不能透露。很明显，中国人的嘴给封住了。他们受到了威胁：万一泄露秘密，因此而引起的后果自负。
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国际阴谋已经付诸实施，受害国却因惧怕更多地遭受凌辱而保持缄默。如果要把即将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就要弄清楚事实的真相。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财务总长的公馆。见过文件的周自齐不敢公开透露详情，端纳便建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笔谈。
端纳先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的几点划去。对端纳没有想到的内容，周自齐就加以启发，如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会提出的要求，周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控制若干条铁路，以及矿业、警察和军队，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对亚洲即将燃起的战火敲响了警钟。电文中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泰晤士报》还同时刊发了从日本发回的报道，报社的评论对端纳消息的可靠性提出疑问。
1911…1919年第6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3）
在见过周自齐后的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一阵交谈后，莫里森站起来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
端纳急忙赶到家中，打开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使他办事敏捷，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并通过美联社记者纪乐士同时刊登在了芝加哥报纸的头版头条。
历史记下了“二十一条”被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的场面。
后来有研究者怀疑，这一过程是端纳为避免莫里森受牵连而特意虚构的。因为莫里森当时身为中国总统的顾问，无权泄露外交秘密。
事实上，从莫里森在此期间的来往信函看，他一直与端纳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深深介入了端纳的报道活动。
在端纳取走文件的第二天，即1915年2月11日，莫里森在写给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的信中说：
昨晚端纳向《泰晤士报》拍发了318个字的电讯，这是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最长的电文。他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拒不把日本的要求作任何透露。但是，他向《泰晤士报》担保，他所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
类似的消息也送给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美国的联合通讯社。西方各国政府对于日本所提要求的性质和程度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
端纳的电讯在2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端纳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但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这条电讯后面又加上这样一条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上个月内通知英国外交部，而且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政府也都已知道。日本政府的意愿是要把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之所以这样做，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得到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之前，必须暂不对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
与此同时，端纳收到了《泰晤士报》发来的质询：“有关日本消息希予慎重核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北京各项传闻属于有人故意歪曲。”
是日本在欺骗世界。
日本不仅要求袁世凯对国内严守秘密，也担心英、美、俄各国知道真相，特别是条约第四号、第五号内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独占性，英美等国必不答应。正是担心这一点，日本对条约进行删改，向英、美、俄诸国送达的该文件抄本，只剩下原要求的前半部分的十一条，谎称这些就是它在1月18日提交中国的全部要求。
当端纳的消息发表后，拿到日本照会的那些国家，都不相信电讯中所列举的条款。《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根据删改后的文本发回消息，认为端纳的报道“大概是在德国挑唆下，为了在日本与友好国家之间制造麻烦而提出来的恶意夸张”。
莫里森很快知道了此中的详情。
2月16日，他在信中告诉蔡廷干：
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
受到误解的不只是捕捉到独家新闻的端纳，甚至中国人也受到了来自英国媒体的毫无根由的指责。
《泰晤士报》2月13日发表社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
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
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的，或者不讲道理的……它们看来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中国的完整，也不违背迄今为止一直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莫里森不能接受《泰晤士报》的观点。
2月15日，他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我了解到《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述了它的观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的那类要求，我据此判断，《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开放门户、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
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
我对《泰晤士报》的偏听感到惋惜。他们对于这件事最好什么也不说。但是，我料想福来萨已经从东京用电报把日本人交给他的文件传送回国，而这个电报已为《泰晤士报》所听信，尽管它是同端纳发回国的更为正确的消息相冲突的。
2月17日，莫里森再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去信。2月13日那篇指责中国的社论就是由斯蒂德所写。在信中，莫里森更加明确地批驳日本居心叵测的外交欺骗：
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接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
1911…1919年第7节 民国，风雨飘摇中（4）
5
端纳仍在努力中。
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如何在美国得到发表，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但都与端纳有关。
说法一：
端纳在给《泰晤士报》发电讯的同时，也将一份密约抄本转交给了美联社记者摩尔，而美联社纽约总社得到消息后，亦不敢贸然发表，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对此极端保密，日本更是否认此事。该社总经理斯通还致电摩尔，说：“日驻美大使进藤男爵明确否认你电讯报道的消息。望将消息来源电告。在收到报告前电讯留社不发。”
摩尔为保护当事人，没有向总社说明消息来源，最终遭到免职处分。但美国公使芮恩施说摩尔并没有被免职。“当时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也同样遭到其总部的申斥，说他发回去的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位记者的结局还不坏，当他立即打电报回去要求辞职时，设在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把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新闻，迅速发给美国各报，披露了内容真相。”
说法二：
美联社未能发表摩尔发回的消息。几天后，端纳在北京饭店遇到《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威廉•；翟理斯，把报道的内容再次相告，并说：“如果你想报道这件事，现在是你的机会。”翟理斯便把从端纳那里得到的“二十一条”要点逐一发回报社，该报全文刊载了这条电讯，马上引起了轰动。
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准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不必怀疑的是，端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欺骗外交的真相。
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
对那些认为日本做得太过分的西方列强来说，公布“二十一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不得不有所收敛，把条款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列强在华各自的利益。但是，这并没能改变中国受凌辱的命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一门心思要早日穿上龙袍的袁世凯，只得委曲求全，与日本签订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
耻辱仍是耻辱，悲剧仍在继续。但觉醒并奋起抗争的是中国民众。
5月9日当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等四团体发起并召开反对日本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中国掀起抵制日货高潮。
5月18日，长沙一青年从天心阁跳楼自杀，以死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6
四年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这时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拥有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
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了大会的拒绝。消息传来，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
我回来的前几天，人们都知道和会已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其他利权交给日本。这是现在抵制日货的原因。一切教育机关都已罢课。学生结队在全城游行。他们想在中央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但被军警驱逐，还有许多人被逮捕。……大群学生随后拥至曹汝霖、陆宗舆和另一名亲日官员的住宅，并开始搜索主人。曹汝霖设法脱逃没有受伤。陆宗舆则在打算溜走之际被殴受伤。
以后几天之内，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使自己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只不过是些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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