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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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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费，与他日有出无入之费，孰得孰失？当有不待臣言而洞然于心者矣。”这一次，倒是打动了崇祯帝，下令发银十万两。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李继贞伤心地感叹：“初时十万即足，争之一年，始得所请。而贼势已大盛，三十万犹可专使承招。止于如此，心窃忧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6页、34~35页。饥民到处揭竿而起，使明政府的财政恶性循环，如御史吴担八哪暌郧爸碌劣苫模哪暌院笾禄挠傻痢保馑际撬翟趾Φ贾录⒚衿鹨澹鹨寰制苹瞪圃炝思⒒模扒锍桑∥袈樱纸匚伊傅溃衔议圆伞薄痘沉炅骺苁贾章肌罚�4，16页、34~35页。掠夺是农民起义之初被逼出来的义举，可是有了条件不改变，忽视发展生产，保证供应，就大有问题了。
崇祯十三年（1640年）前，明末农民军和官军之间的战争始终呈拉锯战，其根源就在于赋税上。崇祯帝为战胜农民军，不断地加派赋税，交不出赋税的饥民被迫加入农民军，以摆脱赋税的重压。而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李自成听从李岩的建议，明确提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革命口号，苦于征税加派的广大农民完全站到了李自成军一边，李自成一军从此捷报频传，所向披靡，其奥妙也是在赋税上作了文章。
然而，当李自成的队伍发展到几十万大军的时候，兵饷问题也就突出起来。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下洛阳，“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明季北略》，卷17，“李自成陷河南府”；《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4，245页。据说这仅仅拿出一部分，而另外统统捆载而去，大概做了兵饷。自从打下洛阳以后，攻城略地，夺取政府及富室仓谷财物几乎是李自成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李自成三打开封，很难说他怀着什么明确的目的，有的文献说他“欲得汴而据之，以号召远近，如刘季（邦）之于丰、沛也”郑廉：《豫变纪略》，卷6，14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但从后来李自成的流动作战来看，未必如此。又有的记载称“志在金帛子女耳”。甚至夸张地说：“汴梁佳丽甲中州，群盗心艳之，前后三攻汴。”《明季北略》，卷18，“李自成决河灌开封”。其实李自成从起义以来，一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攻洛阳得到巨量粮米财物，就地分配之后，又带走大部分作为军饷。有人认为他攻开封，一如攻洛阳的心情，原很简单！既打击官军，又得到新的物资补充，但是自成本人被击伤一目，引起报复心理，“遂誓屠开封，以雪其痛”《豫变纪略》，卷6，138页。，这种说法，在一位农民军的身上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总之，从最深刻之处分析，李自成的掠夺思想是根深蒂固，并且没有因为不断取得胜利而作丝毫改变。如明兵部侍郎侯恂就看出了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所有的这一弱点，在一份奏疏中说：“贼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约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啬，地生之利未闲屯种。”《豫变纪略》，卷5，128页。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谋以荆、襄为根本”《明史？李自成传》，卷309。，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湖广地区自宋以后就为粮仓，自然灾害较少，经济比较富庶。李自成如组织士兵屯田生产，征收赋税，稳定地方，以湖广作为根据地，很可能成为第二个朱元璋。当时外部环境也是非常有利的，明朝精兵猛将在关外松锦战争中丧失殆尽，必将以更大的精力去应付清朝的进攻。张献忠自知不敌李自成，图谋向四川发展，会吸引更多的明军而减轻对李自成部的压力。况且明朝稍有战斗力的孙传庭部新败之后，根本没有力量且不想立即发动攻势。然而，李自成在襄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建立政府之外，在发展生产方面仍没有任何举措。其对手孙传庭在关中，募兵屯田，缮器积粟，倒是做了不少努力，显然胜过一筹。
令人可惜的是，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不及半年，就急不可待地“议兵所向”了。当时孙传庭从一个来降的农民军那里了解到：“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众，何以供食。”大致是李自成议兵所向的出发点，孙传庭据此情报判断李自成军“半年后大饥，因而攻之，可胜”《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293页。情况确实严重，在当时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一个地方会保证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的。李自成既不组织士兵种地，又不向占领区内人民征赋，只好继续出击了。李自成打下西安，经济情况倒不如在荆襄时好过，以至不到一月时间就出现了“榜掠索饷，责渭南南氏饷百六十万”的事情。还有的记载说规定从甲申年开始，“粮一石出草六千斤，民自输送”《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页。，好像注意到需要通过征收方式解决军队的供应问题，具体执行与否现在还不大清楚。因为很快李自成就带着他的百万大军两路东征，奔向北京了。
北京是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和商业城市，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而且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统治的终结。农民起义军要在这里建立中央政府，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李自成当然无法再把明政府所有钱粮拿出来分给他的士兵作为军饷，他必须另谋财源养活新政府的官员和军队。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赋税，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成当务之急。
“迎闯王，不纳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诺言在动员群众时曾起了极大的作用，现在突然宣布取消这些承诺而向人民征收赋税，大顺政权领导人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实际上就是向封建化转变。他们仍从农民立场出发，想象力再丰富，也不能超越其局限性，于是向明朝贪官污吏的追赃成了永恒的正义。
关于追赃助饷，曾是过去野史重点渲染的一件大事，说法大同小异。《怀陵流寇始终录》记载说，明朝文武百官被入选录用者外，“不入选者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又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4~335页。给人感觉追赃助饷是专门以没有被录用的明朝三品以上官员为对象的。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4）
认真查阅资料，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助饷和追赃其实是两件事。李自成起义军的助饷是针对所有的明政府官员而发的，根据不同对象，规定有固定数字；没有按照数额助饷的官员就要予以追赃，追起赃来就没有数额限制了。
先说助饷。据悉原明检讨官梁兆阳首倡助饷之说。三月二十日，他和几个图谋为官者，“各写五千金，托宋企郊先投手本，廿三日，即召见”。梁兆阳并因歌颂李自成“救民水火”，可比唐、虞，超过汤、武，并表示对新主人“精白一心”，受李自成赏识，当上大顺政权的兵政府侍郎。《明季北略》，卷22，“梁兆阳”。又有借银之说，孙承泽和刘余祐曾被借银数万两，并被告知要立即送来，“稍迟二日，不得从容矣”。孙承泽被借两万两，但他只拿了一万两，就被任命为四川防御使。《流寇志》，卷11，173页。时在北京城中的杨士聪则有派饷之说：“（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辩即夹。”杨士聪记载输饷之数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甲申核真略》，25~26页。他所记载的输饷之数应是不被录用官员的派饷之数，因为他本人就被派了两万两。综合以上简要所述，可知大顺政权最初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是派饷。由于达不到目的，或满足不了要求，而发展为追赃。
再说追赃。许多文献都记载追赃由刘宗敏、李过主持，实则是大顺军的共同任务。因为军饷为士兵所用，故“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施刑”；而刘宗敏、李过两人对追赃一事最为积极。同时又有各种文献记载在追赃问题上最宽容的李岩、李牟，两人“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人皆称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6页。即使如此，说明他们二人也是分担了一大笔数额的，况且所谓“己物”，肯定不会是自己固有的，或从西安带来的，或是部下在北京追赃多得之物。
追赃一事，从惩贪上看，有正义性，但从一个政权要建立巩固的基础，又是李自成在北京的最大失策。大顺政权以刘宗敏为首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明政府的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简单地按职务划分数额，打击面过宽，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在一般情况下，贪官是普遍受到憎恨的，许多文献记载了嘉定伯周奎交出赃银50多万两，太监王之心赃银15万两，大学士陈演4万两这三个例子，分别作为勋戚、内监、百官的代表。因为他们三个在崇祯帝号召助饷时表现极端吝啬，多少带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严刑拷打周奎的人并不是刘宗敏，而是公认用刑宽大仁义的李岩，说明向贪官污吏追赃如做得恰当并不会带来多少不良后果。问题是并非每一个官员都是贪赃数额巨大且积怨很深的，尤其是农民起义军和一般群众之间在看法上不可能都取得共识。大学士魏藻德，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中进士，破格用做阁臣，被关押时，从窗缝中对看押人说：“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甲申核真略》，20页。很想为新朝出力。他被拷打之下，交出一万两银子，按规定数还差九万两，因而拷打至死，又捉住他的儿子追赃，其子表示：其父不死，尚可向其门生故旧借贷，本是实话，结果也被杀死。《明史？魏藻德传》，卷253。有的实在拿不出钱的竟向商人借贷，无银还要借绸缎充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弄到了失控的境地。李自成到刘宗敏处议事，听见被拷掠之人“哀号欲绝”，不得不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为理由，叫刘宗敏适当释放部分人，“释千余人，死者过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338页。然而其政治后果与影响已无法挽回了。
助饷和追赃不仅暴露了大顺政权领导者对管理国家事务的茫然无知，而且以最野蛮的方式进行报复和满足他们突然增长的贪欲。建立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组织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质基础和培植赋税来源的可靠保证。迄今为止，李自成在北京42天政务活动中找不到一条关于如何组织农业生产的法令，他的重要谋士顾君恩、宋献策、牛金星、李岩等人都很少关心发展生产，可以说这支政治势力的兴起虽有正当理由，其结果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岱：《石匮书后集》，卷63中载有：“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但此为进北京之前，由于到处流动作战，实非其供应之主渠道。
追赃助饷对农民军自身危害也极为严重，最明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军纪，瓦解了军心。大顺军士兵无饷是追赃助饷的原因，入城之后没有发饷，只有资饷于敌，这就很难加以控制。大顺军刚入城时，的确是秋毫无犯秩序井然的。而散居百姓家后，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先搜兵器火药，次责供飱。女子无夫者，强配贼兵，奸淫杀戮，备诸暴酷。赀财既罄，犹索饮食如故，稍不给，刀背马箠挞之，往往立毙。禁民不许罢市，贼入市，十不偿一，挟仇者妄讦外解钱粮至京未纳，及绅士会卷未清，一经发觉，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担心激起民变，要刘宗敏约束士兵，刘宗敏竟说：“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扰，闭门分剿，不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流寇志》，卷11，183~184页。
崇祯帝因为加赋于民，大小官员乘机聚敛，最后弄到“外无兵，内无民”（大学士蒋德璟语）的绝境。李自成部下追赃助饷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一种聚敛，大顺政权追赃助饷的总数达到7000万两的巨大数字，完全超过了本身需要的程度。明政府比较富庶的万历初年旧饷额数不过496万两白银《春明梦余录》上册，57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崇祯帝加派三饷达2000万两，民不堪命，遂至覆亡。李自成仅在一个北京城中就弄到7000万两银子，据说“括各库银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甲申核真略》，34页。，仅银子一项即便减去这个数字，剩下3000多万两，也超过了三饷加派的总数。在这种情况下牛金星担心出现民变就不奇怪了。
大顺军的士兵利用追赃助饷的机会掳掠民财，“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甲申核真略》，52页。刘宗敏深知士兵无饷，“若不强取，安能办给”，有意不加阻止。这就造成了严重后果，本来明朝政治非常黑暗，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李自成等乘时而动，饥民饥军互相结合，展开了同明朝统治者的殊死战斗，不仅得到广大贫苦人民拥护，有些中下级官吏和士人也投奔了义军。可就在起义达到高潮，胜利进入北京，已经推翻了明朝之时，由于举措失当，反而使人怀念起明朝来了，“于是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定思小纪》，72页。
第三，享乐、思乡。
北京决战大顺举措失误多（5）
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二：其一，眼前的事作什么；其二，将来如何打算。这二者又是互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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