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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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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明井径道方大猷被委任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命令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以应袭恭顺侯吴惟华招抚山西。六月，始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和石廷柱带兵平定山东，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八旗兵平定山西。当李自成兵败出京后，山东、河南等地明朝官员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杀害大顺官员，向南明福王政权报功，腐朽的南明官员主张与清朝结盟共同对付李自成，清朝并不理会他们，而是等待机会，自己单独经略这些地方。所以清朝派往山东的王鳌永一到，青州、东昌、临清、兖州皆降，以至于《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称，清朝下山东“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甲申核真略》，52页。这种记载虽不免夸大其词，但清朝之胜利的确太容易。六月中，巴哈纳等报告“抚定山东诸郡县”，多尔衮命移师至山西。七月，清军克太原，“山西、河南悉平”。多尔衮任命杨方兴为河道总管，马国柱为山西巡抚，陈锦为登莱巡抚，李栖凤、李翔凤、朱国柱、高士俊、马鸣佩、苏弘祖、申朝纪等分别为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占领区地方官，开始确立清朝对这些地方的统治。
七月二十七日，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引经据典要南明福王政权向清朝缴械投降，全文如下：
予向在沈阳，既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与清班，曾托其手平安，拳致衷曲，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崇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申义讨贼、兴灭续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速，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为劳。书不宣意。蒋良骐：《东华录》，卷4，65~67页；《清世祖实录》、《清史列传》等书也有记载。
因为这是甲申年中颇有影响的一篇文献，故不厌其长录之。该文打破华夷之分，以君臣大义劝史可法投降之外，亦可以从中看出若干问题：一、多尔衮从入关以后始终对明南方官僚持友好政策，而把大顺政权视为最大威胁。二、由于福王政权的建立与内争，反而使清朝指斥其有仇不报，有贼不讨，处于无地自容的难堪地位。三、多尔衮对福王政权极端虚弱的本质十分清楚，认为其不堪一击，实以此向其发出最后通牒。
福王弘光甲申年（1644年）九月十五日，以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名义，史可法回书多尔衮，辞虽不屈，而并没有认识到清朝是最危险的敌国，仍坚持“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4，67~69页；《甲申朝事小纪》上册，15~17页。福王和在南京的马士英、阮大铖之流醉生梦死，希望能通过和谈实现他们的偏安之治。岂料大清极为冷落南明派去的“北使”，和谈以失败告终。
西征是多尔衮又一重大决策。十月十九日，多尔衮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与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统率清军约三万余人往征李自成。
十月二十四日，多尔衮命令传檄江南各地，历数南明福王政权君臣三大罪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往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清世祖实录》，卷10，13~14页。
第二天，多尔衮以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统领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及清军两万余人征讨江南。然多铎军未等出发，清政府接到河南巡抚罗绣锦的报告，大顺军两万余人进攻怀庆府，河南危急，于是多铎转道河南与阿济格夹击大顺军。
多铎所率清军先向西征，于十二月至孟津。多铎派护军统领图赖首先渡过黄河，击败守河的大顺军黄士欣部，招降了原明睢州总兵许定国、地主武装首领李际遇。清军在陕州又击败大顺军张有曾，到达陕西门户潼关。李自成为保卫西安，亲自组织潼关保卫战，凿重壕，立坚壁固守，双方战斗十分激烈，大顺军连夜主动进攻清军营，都失败了。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铎攻进潼关，李自成被迫撤离西安，出蓝田口，道高州，退至襄阳。
西安被多铎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受到“壮猷伟略，调度有方”之誉。多尔衮命令多铎把追击大顺军的任务仍留给阿济格，而他本人则由河南取淮、扬，完成攻占南京的任务。
风云人物功勋卓著的多尔衮（6）
三月，多铎统兵南征时，南明内部正值左良玉发动兵变，从武昌顺流东下。当时马士英大量调江北部队阻挡左良玉兵，连史可法都离开了驻地。所以，多铎一军如入无人之境，他来到徐州对岸，守卫徐州的李成栋早已逃跑。守军胡某、刘某渡河来降，劝多铎率兵速渡黄河。多铎见黄河水光接天，波涛汹涌，怀疑他们两人是间谍，欲杀之。他们两人表示愿做人质于军营，“万骑遂瞬息而渡”《爝火录》上册，433页。多铎所部清军只是在扬州遇到了史可法的抵抗，用了七天时间攻下扬州。福王听说扬州失守，就跑出了南京。
五月十五日，多铎进入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州爵、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迎降，一起投降清军的明朝文武官员有数百人．明军计23万。没过几天，明总兵田雄、马得功把福王作为礼物奉送给清军，福王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阿济格所部清军出发在多铎之先，因为迷失行军路线，又经土默特地方需索马匹，耽搁了时间，不仅被多铎立了头功，阿济格还受到多尔衮的严厉责备。多尔衮要求阿济格务期剿除大顺军以赎前愆，否则不许他班师回京。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西安时，仍保持13万步骑兵，到达湖广地区，留守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的大顺军部队约有7万人，合计有20万之众。然而大顺军领导人得机，因左良玉为打内战东下，李自成部遂据有武昌，“屯五十余日”《明史？李自成传》，卷309。，不知兵所向，被阿济格所部清军赶上。李自成率军水陆并进，“声言欲取南京”，这就把以陕西人为主体的大顺军带到了绝路。阿济格为了将功补过，率清军紧追其后，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处连败大顺军。据阿济格报告：清军乘九江之战的剩勇穷追至大顺军老营，双方经过八次激战，大顺军损失惨重，李自成的两个叔叔、刘宗敏、宋献策等著名领袖被捕牺牲。李自成突围，“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清世祖实录》，卷18，4页。事实证明，阿济格的这份疏报，原来是“诳报”，李自成当时并没有死。李自成是在清军追击下，撤离武昌，至九江，复迂道还至湖北，由保安、金牛而进入通山县的九宫山，最后被当地的地主武装头子程九伯聚众杀于小源口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可靠证明见于《康熙通山县志》，学者已有详考。可参考《李自成纪年附考》，300~304页。李自成是明末清初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生死存亡系乎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阿济格的疏报皆经过多尔衮审理，“方自成遁时，王诳报已死，又不候旨班师。摄政王多尔衮传语，以王等有罪，不遣迎”《清史列传》，卷1，“多尔衮传”。多尔衮显然后来又得到了李自成确实已死的消息。
阿济格击败大顺军的同时，还招降了因左良玉已死而由其子左梦庚统率滞留在九江附近长江中游的南明军队，计马步兵十万人，大小船只四万艘。
至此，多尔衮仅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两个主要敌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多铎占领南京后，多尔衮认为大功告成，向全国强制推行剃发令，而把招抚南方各省的事情交给了降清的著名汉官洪承畴。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边外的喀喇城，年仅39岁。他因对清朝开国的贡献，不断得到加官晋爵。顺治于北京登极时，多尔衮受封为“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又改称“皇叔父摄政王”，到顺治五年（1648年）再尊称为“皇父摄政王”。他死后，其荣耀达到了顶峰，被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可是到了第二年二月，就有苏克萨哈等人出来揭发多尔衮生前企图篡位称帝，经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定，多尔衮犯有“独专威权”、“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任喜怒为黜陟”、“显有悖逆心”等数不清的罪状。最后经顺治帝批准，给予多尔衮“削爵，黜宗室，籍财产入官”的严厉处分。
谁也不能否认多尔衮被指责的某些罪名是子虚乌有，但说他想取代顺治帝而自立，则纯属蓄意诬陷。多尔衮生前有许多记录证明他是相当有意尊重顺治帝的。在顺治帝年幼无知和诸王拥戴之下，他根据当时的特殊形势，包揽了国家大权，有一定的必要性，顺治帝欲其享受与诸王不同的礼仪，多尔衮曾予拒绝。不仅如此，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的一天，他曾专门召集诸王贝勒大臣们剖白心迹说：
今观诸王贝勒大臣，但如谄媚于予，未见有尊崇皇上者，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予曰：尔等若如此言，予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皇上缵承大统，似此危疑之时，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皇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以后，可悉识之。有尽忠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尽忠、不敬事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也。溯兹鸿绪，创自太祖、太宗，二圣所贻之业，予必力图保护，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归政，予之声名岂渺小耶。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也。此意予洞知之，尔等亦知之否耶？且前此所以不立肃亲王者，非予一人意也。尔诸王大臣皆曰：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因此不立，乃彼时不肯设立，而今则复有市恩修好者矣。《清世祖实录》，卷22，11~12页。
简而言之，多尔衮是以太祖太宗大业监护人的身份自居。加上他身体多病，又无子嗣，对帝位确曾无所奢求。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就有一个叫彭长庚的官员借下诏直言之机，在奏疏上提出多尔衮“奉命统兵，收拾明疆，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是时皇上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为帝，谁能禁之？而乃先驱绥定，恭迎圣驾”。彭长庚要求应当给多尔衮平反昭雪，复其爵号，“一以彰太祖之有子，太宗之有弟，皇上开创之有臣，且以见太宗知人之明，并以励诸王作忠之气”。然而他的主张受到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多尔衮敌对势力的反对，拟处以死刑。顺治帝可能觉得彭长庚确实讲的是真话，下诏免其死刑，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结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名誉。他说：“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吴三桂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即我满洲大臣心存忠笃者，自必不肯顺从，然彼诚图为不轨，无难阴除异已，以逞逆谋。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敛服明黄龙衮，指为觊觎之证，有是情理乎？”乾隆还说，多尔衮的冤案乃由宵小奸人构成，而与顺治帝无关。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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