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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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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初年由行人擢给事中，因丁忧回籍，同乡人左光斗为御史闻名于朝廷，阮大铖遂相结交。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给事中缺出，按选官次序本应由阮大铖补任。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东林党人认为阮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用东林党人魏大中任此职。阮大铖到北京后，改任工科给事中，他因此“与杨左为仇”《石匮书后集》，卷48，279页。，转而投靠宦官，“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阮大铖工于心计，等魏忠贤杀害杨涟、左光斗之事结束后，他才回到北京，以示与自己无关。他还考虑到魏忠贤作恶多端不得长久，所以每次去拜谒魏忠贤，出来时用重金贿赂看门人，还给他的名帖。这样魏忠贤被惩治时，就找不到他与之勾结的证据。尽管他机关算尽，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清算魏忠贤的党羽，定从逆案（依附魏忠贤），阮大铖列名其中，“论赎徙为民，终庄烈帝（崇祯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卷308。明末农民起义发生时，阮大铖正避居南京，认为这是一个复起的好机会。于是他致力于招纳游侠，整天谈兵论剑，“觊从边才召”。当时金坛人周镳、无锡人顾杲、长洲人杨廷枢、贵池人吴应箕、芜湖人沈士柱、宜兴人陈贞慧、余姚人黄宗羲、鄞县人万泰等复社名流，正聚会南京议论国事。阮大铖的活动受到复社士人的怀疑，认为他可能勾结农民军做内应，由周镳等人发起，共140余人签名刊刻了《留都防乱公揭》，要求地方官驱逐阮大铖。阮大铖指使其心腹收买《留都防乱公揭》，“愈收而布愈广，大铖惧，始闭门谢客”《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91~192页。经此事件，阮大铖与东林人士积怨更深了。
六月初六，马士英奏：“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江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马士英还说，阮大铖从逆并无实迹，抄魏忠贤家没有阮大铖名帖可为明证。弘光帝听说阮大铖有定策拥戴之功，立即予以恩准，马士英趁高弘图出外催督漕粮之机，“即自拟旨，赐冠带陛见”《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阮大铖冠带入朝，立即引发了一场风暴。有东林党背景的大臣们认为阮大铖的起用，意味着崇祯帝亲手御定的逆案被全部推翻，阉党重获信用，东林党人再次面临受迫害的境地。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太仆少卿万元吉，府承郭维经，给事中罗万象、陈子龙，御史陈良弼、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兴，怀远侯常延龄等人，交章弹劾阮大铖系逆案巨魁，“不可召”，非东林党出身的大学士高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遂群起而攻之矣”《爝火录》上册，215页。
大学士姜曰广疏言：
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后效可睹。《明史？姜曰广传》，卷274。
姜曰广在奏疏中赞扬崇祯帝坚持逆案为最大善政，而在用人上犯了一连串错误，其中包括信用权奸，“简自中旨”，视为害政，暗示起用阮大铖就是推翻逆案，为宦官专权之先河。
户科给事中罗万象疏言：
辅臣荐用大铖，或以愧世之无知兵者。然而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许其陛见，以成辅臣吐握之意；禁其复用，以杜邪人觊觎之端。《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应天府丞兼御史郭维经疏言：
案定先帝之手，今实录应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念陛下爱祖宗之法，因爱先帝，并爱先帝之丝纶。《爝火录》上册，215页。
兵部侍郎吕大器则把锋芒直接对准马士英，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又说：“近年温（体仁）、周（延儒）擅权，老成凋谢，一时庸奸偾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一时云蒸霞起，不意马士英浊乱朝政。夫士英非以贿败问遣，借途知兵，而为凤督哉！乃挟重兵入朝，颜政地。南国从来蔼蔼，一唆拨而殿陛喑哑叱咤，藐至尊为赘旒矣。逆案一书，先帝定为乱贼大防，而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立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这份奏疏已不单是反对起用阮大铖的问题，而是明确指出了马士英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蔑视弘光帝等种种秽行，无所不有了。
一场逐马的活剧在弘光朝廷公演。六月二十日，湖广巡按监军御史黄澍入朝，上疏宣称奸督马士英“有十可斩之罪”，把声讨马、阮阉党的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黄澍在奏疏中称南京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之谣，他当着弘光帝和大臣们的面，历数马士英权奸误国的十大罪状，说到愤激之处，声泪俱下。弘光帝为黄澍的忠贞之心所感动，对高弘图说：“黄澍言言有理，卿其识之。”马士英无言以对，只好“跪求处分”，恰好跪在黄澍前面，黄澍趁势以笏猛击马士英的后背说：“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疼得嗷嗷大叫，请求弘光帝制止，弘光帝很长时间只摇头不说话。然后弘光帝叫黄澍先退出朝廷，他又对太监韩赞周说：“马阁老宜自退避。”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黄澍以笏击马士英背”。马士英遂称病，不再上朝理政，甚至把办公用的文具都搬出了内阁。
这是弘光政权建立以来的一次重大政治斗争，事虽由黄澍一纸奏疏引发，但实际则是这个朝廷早已埋伏的定时炸弹总爆炸。矛头对准马士英也算击中了要害，一点没错。正如张岱《石匮书后集》所载：“（马士英）盛设兵卫，出入殿廷，六部事权，无不掌握，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弘光好酒喜内，日导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所不为矣。旋起大铖为江防兵部侍郎，巡视上江。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大（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求召对。既入，澍面纠士英奸贪不法，泪与语下。志孔复前佐澍，言其无上诸事，士英称疾出直。”张岱：《石匮书后集？马士英传》，卷48。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3）
逐马斗争不是孤立事件，它也是对弘光帝的有力冲击。正因为如此，当斗争好像胜利在望，转瞬间又失败了。关键就是马士英不甘心出朝，他向弘光帝在藩邸时的太监田成、张执中两人行贿，这两个人去对弘光帝哭着说：“皇上非马公不得立，若逐马公，天下皆议皇上背恩矣。且马公在阁，诸事不烦皇上，可以悠闲自在。马公一去，谁复有念皇上者？”弘光帝听了默默不语，田成立即传谕叫马士英“疾趋入直”，时南京民谣曰：“要纵奸，须种田，欲装哑，莫问马”《明季南略》，卷1，“黄澍以笏击马士英背”。，即指弘光帝和太监田成为了保证他们的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因此装聋作哑，任凭马士英把持朝政，胡作非为。
阮大铖做顺案。阮大铖因东林党人出身的大臣以崇祯帝钦定的从逆案为由反对其复职，“举朝以逆案攻击阮大铖”。他采取报复行动，因许多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于李自成进北京后投降，并被任命为大顺政权的官员，乃对马士英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与之对。”《明史？阮大铖传》，卷308。所谓“顺案”，即因李自成的国号为大顺而得名。于是，马士英上疏说：
缙绅之贪横无耻，至先帝末年而已极。结党行私，招权纳贿，以致国事败坏，祸及宗社。闯贼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贼者强半。侍从之班，清华之选，素号正人君子之流，如科臣光时亨力阻南迁之议而身先迎贼，龚鼎孳降贼后每语人以小妾不肯为辞。其他逆臣，不可枚举。台省不纠弹，司寇不行法，臣窃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钟劝进未已，复上书劝贼早定江南，寄书其子，称贼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摇惑东南亲友。昨臣病中，东镇刘泽清来见，诵其劝进表云：“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又闻其过先帝梓宫之前，扬扬得意，竟不下马。臣闻之不胜发指。其伯父周应秋、周维持皆魏忠贤门下走狗，钟又为闯贼之臣，枭獍萃于一门，逆恶种于前世，臣按律谋危社稷，谓之谋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诛，以为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铨尚厕衣冠之列，堂堂周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当连坐，以清逆党，其余从贼诸臣分别定罪，庶国法伸而人心儆，于新政不无小补矣。”《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22页。
马士英疏中提到的光时亨、龚鼎孳等人，都是东林党人，特别是周镳于江南官员择立国君之时，“往来游说”，为拥立潞王四处活动。《明史？马士英传》，卷308。弘光帝对此自然十分清楚，马士英以“顺案”为由惩治东林党人士，也给弘光帝找到了一个发泄对东林党人不满的机会，他于是下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仿照唐朝惩处投靠安史叛军大臣的先例，对在大顺政权任职的明朝官员以六等定罪。弘光帝下谕说：“北都沦丧，帝后升遐，巷战死节者，遂无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贼，为之指斥先帝，规并海宇，人心已丧，法纪何存。其绞罪以上，法司行抚按官逮解来京候讯；流罪以下，抚按官依律讯处，具奏。其有身虽陷贼，能改图归正，擒杀贼首，及以兵马城池来归，或为内应，克立大功，或为内间，效忠本朝者，仍从优升赏，不用此例。”
弘光帝对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至此已见分晓。七月初此案定罪时间，各书记载不一，从本年七月至来年正月者皆有之，此依《明季南略》。，刑部尚书解学龙报告定罪结果如下：
一等应磔者：宋企郊、牛金星、张嶙然、曹钦程、李振声、喻上猷、黎志陞、陆之祺、高翔汉、杨王休、刘世芳等十一人。
二等应斩秋决者：光时亨、巩焴、周钟、方允昌等四人。
三等应绞拟赎者：陈名夏、杨枝起、廖国遴、王承曾、原毓宗、何胤光、项煜等七人。
四等应戍拟赎者：王孙蕙、梁兆阳、钱位坤、侯恂、王秉鉴、陈羽白、申芝芳、金汝砺、黄继祖、杨廷鉴、刘大巩、郭万象、裴希度、张懋爵、吴达等十五人。
五等应徒拟赎者：宋学显、沈元龙、方拱乾、缪沅、吕兆龙、傅振铎、吴刚思、方以智、傅鼎铨、张家玉等十人。
六等应杖拟赎者：潘同春、吴泰来、张琦、王于曜、周寿明、向列星、李㭎、徐家麟等八人。
自绞以下，听赎俟定夺者：何瑞征、杨观光、张若麒、方大猷、党崇雅、熊文举、叶初春、龚鼎孳、戴明说、孙承泽、刘昌、涂必泓、张鸣骏、薛所蕴、赵京仕、高尔俨、卫周祚、黄纪、张襄等十九人。
其另存再议者：翁元益、郭充、鲁栗、吴尔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允谦、梁清标、杨栖鹗、张元琳、吕崇烈、李化麟、朱积、赵颖、刘延琮、侯佐、左懋泰、吴之琦、邹明魁、许作梅、龚懋熙、王显、王之牧、王皋、梅鹗、姬琨、朱国寿、吴嵩允等二十八人。
马士英以打击东林党人为目的，对惩处依附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按这个标准定罪，他并不完全赞成解学龙所拟名单及所定罪名，提出：“周钟不当缓决，陈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学显、吴刚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拟罪未合，新榜进士尽污伪命，不当复玷班联。”弘光帝下令解学龙重议。解学龙只好将光时亨、周钟各人罪加一等，即从斩刑升为磔刑，而以潘同春等人“受伪无据，仍执前议”，并请缓刑。阮大铖、马士英唆使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诋毁解学龙曲庇行私，而将其撤职。《爝火录》上册，377~378页；又《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22~224页。
弘光朝因马士英荐举阮大铖引起的党争，是崇祯朝东林党和阉党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由谁来掌权的问题。这场斗争以定“顺案”的出台，“惟向附东林者不得免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24页。，给东林党人以沉重的打击，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高弘图等人先后被迫辞官，朝政完全由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控制，因此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八月三十日，安远侯柳祚昌疏请急用忠干之臣，于是弘光帝传旨：“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才略可用。朕览群臣所进逆案，大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须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从前把持渎扰。”《爝火录》上册，310页。至此算是对马士英挑起的这场党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阮大铖重新起用，左都御史刘宗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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