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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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酰∥峁讨�往而不返也。”不得已，于八月硬着头皮督兵十万出师。李自成军于南阳大战孙传庭，时值天降大雨，孙传庭倚重的火车失去作用。农民军人人争先，步兵手持木棒奋击，打得明军抱头鼠窜，骑兵穷追不舍，“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明史？孙传庭传》，卷262；《明季北略》，卷23，“孙传庭败”。这年十月，李自成攻下潼关，孙传庭战死，农民军遂连破华阴、渭南、华州、商州、临潼，西安明军不战而降，如既定之计，顺利完成占领西安的计划。　　　　
　　　　甲申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于西安宣布建立大顺国家，同时颁发一份诏书。农民军领袖发布诏书也是稀罕事，不妨录之，略作赏析：　　　　
　　　　上帝监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往，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恃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谨诏。《明季北略》，卷23，“李自成伪诏”；又《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8~29页，文字与此稍异。　　　　
　　　　按照次序，这篇诏书的大意，一是开宗明义提出天命无常，新顺王朝取代明朝合情合理；二是指斥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三是李自成从本身之遭遇感到应当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从明朝统治下解救出来；四是正告明朝统治者只要服从新顺王朝的统治，仍将得到宽大对待。全文充满着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了帝王之后的快慰和可能实行的政策，除了对末代皇帝崇祯给予适当保留之外，明显地用传统的封建思想来解释眼前所发生的这场变革。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1）

　　　　1644年是大清朝划时代的胜利高潮。虽然在1644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王朝都做了竭尽全力的表演，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大明由衰亡到灭亡，大顺由鼎盛到衰亡，大清则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里就是要把大清从东方崛起的历程略作回顾，以其来也绝非偶然。　　　　
　　　　长期以来对甲申年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解释，认为若不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勾结清兵入关，就不会有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的存在。殊不知在甲申年以前，清军已经五次进入关内横扫河北、山东地区，吴三桂的投降固然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宜夸大其词，舍吴三桂，清王朝也是要入关夺取最高统治权并将成为最后胜利者。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国起，就开始对明朝形成为对立的势力，渐渐展示咄咄逼人的攻势。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经萨尔浒战役大败明军，实现了满族的统一。以后更为主动，其对明朝所挑起的战争则完全是在明朝统治区进行，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解除明朝的民族压迫，而是扩大后金控制地区，在辽东取明朝的统治而代之。　　　　
　　　　明朝于萨尔浒战败之后，力保危疆，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替换杨镐经略辽东。由于萨尔浒战败，明辽东地区各城堡军民纷纷外逃。熊廷弼冒着大雨兼程出关，招集流移，修缮城堡，简练兵马，整肃军纪，制止了混乱局势。他正确分析敌情，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集中兵力18万人，固守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堡，“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辽东战线大为巩固。然而，惯于纸上谈兵的明朝官僚们指责熊廷弼怯战无为，御史冯三元还给熊廷弼编造了“无谋者八，欺君者三”的莫须有罪名，鼓噪不罢除熊廷弼，“辽必不保”的谬论，熊廷弼愤而辞职。《明史？熊廷弼传、袁应泰传》，卷259。　　　　
　　　　明政府以袁应泰接替熊廷弼。《明史》说他“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到达辽东，一改熊廷弼坚守渐逼战略，积极准备进攻后金。恰值辽东边外蒙古各部发生饥荒，牧民乞食者众。袁应泰欲借用蒙古人出力，下令大量招降安置于辽阳、沈阳城中。有的官员担心蒙古降众过多，其中可能混进后金间谍，而袁应泰“自诩得计，将藉以抗大清兵”《明史？熊廷弼传、袁应泰传》，卷259。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率八旗兵进攻沈阳。沈阳城经过熊廷弼的修缮，异常坚固，“城外有品坑，内插尖桩，上覆私眨�以土掩之，又壕一道，于内外竖栅木。近城复有壕二道，阔五丈，深二丈，皆有尖桩，内筑拦马墙一道，间留炮眼，排列战车枪炮”。尽管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率明军拼死抵抗，但招降的蒙古人叛变内应，八旗兵没费多大劲就攻占了沈阳城。明将陈策等人率军救援沈阳，在浑河岸边与八旗兵展开激战。明军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异常勇敢，“以万余人，当虏数万，杀数千人，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明熹宗实录》，卷8，“天启元年三月乙丑”。战后努尔哈赤曾痛斥一个叫雅松的将领说：“吾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然因汝败走而杀入众军中，万一有失，罪应凌迟！汝何故率吾常胜之军，望风而走，以失锐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2页。连皇太极都差点丢了命，足见战事紧张的程度。若不是袁应泰失计于招降，沈阳或许不会轻易为后金所得到。　　　　
　　　　八旗兵经过短暂休整，三月十九日即对辽阳展开进攻。辽东经略袁应泰率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试图趁八旗兵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可惜没有成功。第二天努尔哈赤指挥攻城，袁应泰入城督军防守，明辽阳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等逾城逃跑，军心动摇。第三天，八旗兵攻势更加凶猛，袁应泰督诸军列盾大战，傍晚，八旗兵从小西门攻入，城中大乱，“或言降人导之也”，袁应泰自杀。《明史？袁应泰传》，卷259。　　　　
　　　　努尔哈赤占领辽阳，标志着明朝在辽东地区统治的终结。《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载：“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夷、清阳、镇北、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夷、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穆家、武靖营、平虏、虎皮、蒲河、懿路、汛河、中固、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石峪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努尔哈赤做出迁都辽阳的重大决策。他问后金诸王大臣们：“辽阳乃天赐我者，可迁居于此耶，抑仍还本国耶？”众人皆答以愿回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则出乎他们的预料表示：“若我兵还，辽阳必复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于山谷者，俱遗之矣，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且此处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可居天与之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14页。听罢此言，众人一致同意，努尔哈赤立即派人将留居赫图阿拉的眷属迁到辽阳城。这年八月，努尔哈赤提出在辽阳修筑新城时，又遭到了诸王大臣们的不理解而反对，努尔哈赤解释说：“该辽东城年代久远，业已老朽，且城垣广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人陷于危难矣。东有朝鲜，北有蒙古，此二国皆与我陌生。若舍此西征大明，则必有后顾之忧。需更筑坚城，酌留守兵，以解后患，即可安心南征。”而诸王臣则称：“若弃所得之城郭所居之室庐，于新地筑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劳苦国人也！”努尔哈赤针对这种短视思想说：“我与大国构兵，岂能即图安逸乎？尔惟虑一时之小劳苦，而我所图者大也。若惜一时小劳，何能成将来之大业耶？可令汉人筑城，至于庐舍，可令各主营建，如此，其劳无几也。”《满文老档》，第26册，238页，中华书局。遂在辽阳城东北五里的地方修筑新城，因位于太子河东岸，故称为东京城。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这时东京城的宫殿刚落成，许多住房正在建筑之中，就要遭到废弃，理所当然地遭到诸王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努尔哈赤则表示，迁都沈阳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6页。三月初四，努尔哈赤抵达沈阳城。自那时起，沈阳就成为东北的政治中心。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2）

　　　　许多史书都把努尔哈赤描写成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事家，而他更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祖、父13副遗甲起兵以来，始终保持了昂扬向上的奋进精神，并影响着他的子孙和族人。他的驻地从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旧老城）迁到赫图阿拉（老城），二迁辽阳，三迁沈阳，每一次迁移都成为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带给他巨大的动力。无可否认，努尔哈赤与明朝的战争带有野蛮的掠夺性，但他迁都辽阳时列举的主要理由是“城堡之民”和“所得之疆土”，表明他看重的是土地和人民，他修筑东京城的原因是要保住“后方的家”，意识到了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是为了东征朝鲜、北伐蒙古和西征大明的需要，标志着他已经确立了与明朝争夺统治权的远大目标。　　　　
　　　　特别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天命七年（1622年）初，努尔哈赤率大军占领辽西重镇广宁时，“乃移兵欲进山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1页。那时明辽西战线全部崩溃，一向主守的熊廷弼都放弃了宁远退入山海关内。然而老谋深算的努尔哈赤审时度势，在东有朝鲜、北有蒙古为敌的情况下，放弃了入关的打算，退回辽东，致力于内部的巩固。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受挫。他生平第一次打了败仗，心情郁闷，加上年事已高，是年八月病逝，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　　　　
　　　　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听说努尔哈赤去世，派都司傅有爵和李喇嘛以吊唁努尔哈赤和祝贺皇太极继位为由，借机探听后金虚实。皇太极对来使以礼相待，派方吉纳、温塔石携带皇太极写给袁崇焕的信赴宁远，表示希望和谈。皇太极和袁崇焕因为各有所需，故都提出了愿意谈判解决纷争的姿态。　　　　
　　　　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军事家。他从宁远之战取得首次打退努尔哈赤的经验中，悟出明军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大炮一策”，才能有效地遏制住八旗兵的攻势。他主动提出议和，乘机抓紧修筑和加固锦州、中左和大凌河三城，开垦周围土地，迁移商民入城，以实现“用辽人守辽土”的战略。袁崇焕对此很得意地说：“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皇太极比袁崇焕更需要议和。努尔哈赤于宁远败后死去，新继位的皇太极需要时间整顿军队，激励士气。但更重要的是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对待汉族的错误做法，导致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皇太极必须花费气力改变策略，解决这一问题。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占领辽河以东70余座城堡之后，随即下令全体八旗兵连同家属迁移到汉族居住地区。为了安置新来之人，努尔哈赤下令：“诸申人（满洲）、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满文老档》，第29册，260页，中华书局。这种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牲口一起喂的政策，实质上是对汉族人民世世代代勤苦劳动积累财富的公开掠夺和无偿占有。连努尔哈赤都听说：“诸申人命同居之汉人赶其牛车输运粮草，并苛取诸物等语。”提出：“该汉人岂给尔为奴耶？只因由地方迁来，无住舍、食粮、耕田，故令合居也。嗣后，诸申、汉人除房舍同居、粮米计口同食外，诸申、汉人各自所得之田，以各自之牛耕种。诸申人若违此谕，欺凌侵害汉人，则汉人可执之前来告于法司。”《满文老档》，第39册，359页。后金原来的措施激起辽东地区爆发了汉族群众的暴动，“杀数十人，诸夷仓皇出走”；辽东汉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人不敢逼”；东山矿徒誓不投降，“有剃发至者杀之”管葛山人：《山中闻见录》，卷3，6页。有的汉人采取投毒的办法，把毒药投入水井或拌在食盐里面，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吃。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凡诸申、汉人开设店肆之人，务将肆主之姓名刻于石上或木上，立于肆前。若不书明肆主之姓名，则罚之。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概行禁止。该无店肆携物售卖之人，以为不被查获，而多用药鸩人也。尤应晓谕我诸申妇孺，凡购食之人，务记其肆主姓名。若不记取，尔中毒身死，虽有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