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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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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初政，首先采取措施缓和民族矛盾。他宣布：“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从这项法令中可以看出，皇太极对于汉官汉民的实际状况了然于胸，所以解决的比较彻底。皇太极把“安民”放在改善民族关系的首要位置；进而承认从前汉官汉民私自潜逃，容留明朝间谍，均属事出有因，既往不咎，未行者被揭发概置不问，此令颁布的结果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
安民要有具体措施，两天之后，皇太极宣布：“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清太宗实录》，卷1，9~10页。皇太极的这项法令体现出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是贯彻与民休息思想。后金政权立国以来，因不断迁徙而工役频兴，先后修筑了界凡城、萨尔浒城、东京城和沈阳城。八旗官兵，“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无结卜之役，租税之收。”＇朝鲜＇李民《建州闻见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三辑，47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沉重的徭役负担全部压在旗下奴隶和广大汉民身上，至此项法令起才有所缓和。第二是强调农业为本。尽管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部农业较为发展，但在统一过程中随着大量人口搬迁至赫图阿拉，粮食供应明显不足，加上频繁迁都，大量农田荒芜。努尔哈赤连年对明作战的一个原因就是抢夺粮食，但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长期靠抢夺能维持下去。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就对八旗兵“计丁授田”，然而由于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还是不景气。皇太极明确提出“专勤南亩，以重本劳”的发展农业方针，扭转了农业生产的局面。第三是确立“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民族平等原则。皇太极的谕令中透露了努尔哈赤时审拟罪犯，征发徭役，执行公务，满汉明显不同。既然满汉一体，今后就要一视同仁。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3）
皇太极安民的另一项重要法令是解放汉人奴隶，由汉官管理。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将辽东地区的汉人“皆建为汗与诸贝勒之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二十垧为官田，八十垧供尔等食用”。《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辽东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编庄是将汉人全部农奴化，这无疑是对明朝时代历史的倒退。况且编庄的汉人和满人住在一起，“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规定：“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以减少奴隶人数，改善生产关系。
上述法令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汉人安堵，咸颂乐土”皇太极之政令，均见《清太宗实录》，卷1，10页。之效，后金政权在辽东的统治由此巩固下来。满汉民族矛盾缓和之后，皇太极又对后金政权其他方针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盛行的汉族人民中，知识分子作为预备官员受到普遍的尊敬，在民间号召力很强。在反抗努尔哈赤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斗争中，许多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先锋与发动者。努尔哈赤因此十分痛恨汉族知识分子。他说：“窝藏明遣之奸细，接收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世。”《满文老档》，第66册，646页。皇太极即位后还追忆这件事，谓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努尔哈赤命令鉴别汉人，“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这些侥幸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满洲贵族家充当奴仆，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令开科取士，“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做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清太宗实录》，卷5，20页。九月一日举行了公开考试，共录取200人，据说凡是充当奴仆的生员都通过这次考试摆脱了奴仆身份。如入关后当上清朝大学士的宁完我就是通过这次考试“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清史列传》，卷5，“宁完我传”。，获得自由而成为后金的官员。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崇德六年（1641年），都曾开科取士，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其中不少人成为皇太极的心腹谋士。他们在后金和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均载入史册，为举世所公认。
参加后金政权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多次上疏，要求皇太极率八旗兵打进山海关，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其中马光远的建议最为具体，他说：“山海（关）一得，则关外城堡，不战而得。我汗即率大兵坐困北京，塞运河，阻煤道，命将四出，剿勤王兵马，收抚附近人民。京师城大人多，素无积蓄粮草，外运不通，内必生变，不半载而名城可破，大事可成矣。”《天聪朝臣工奏议》，“马光远请水陆并进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81页；又见《清史稿？马光远传》，卷231。宁完我进一步提出“参汉酌金”，编立会典，“渐就中国之制”，为将来夺取明朝天下做好准备。《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他们的这些意见早在天聪七年（1633年）就已提出，说明后金政权至少从此时起，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入关愿望和统治全中国的设想。
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建立八旗汉军。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宁远失利，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缺乏有效的攻城手段，特别是大炮，在火器上不如明朝。二是后金实行残忍的屠城政策，迫使明军拼死守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汉人工匠王天树等人制成红夷大炮，称为“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命令汉民十丁抽一，组成汉军，由额附佟养性统率。汉军的满语称“乌真超哈”（ujen cooha），意为重兵，与他们的武器装备精良大有关系。这年八月，皇太极率军攻打正在修筑的大凌河城，城中明军“粮绝薪尽，杀人为食，析骸为爨”《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祖大寿》。，仍坚持抵抗。皇太极实行严密封锁，打败来援明军，又展开积极的招降工作，明军守将祖大寿绝望求降。这时后金兵部尚书岳托提出了转变屠城杀降政策，招抚明降官降将的意见如下：
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永平、滦州汉人，纵极力抚谕，人怀疑惧。今天与我大凌河汉人，正使天下知我善养人也。臣愚以为善抚此众，归服者必多。当先予以室家，出公帑给其需。傥蒙天眷，奄有其地，仍给还家产，彼必悦服。众官宜令诸贝勒给庄一区，每牛录取男妇二名，牛一头，编为屯，人给二屯。其出人口、耕牛之家，牛录以官值偿。至明兵弃乡土，穷年戍守，一苦也；畏我诛戮，又一苦也。今慕义归降之汉兵，令满、汉贤能官善为抚恤，毋令一人失所，则人心归附，大业可成。《清史列传》，卷3，“岳托传”。
皇太极立即接受岳托的意见，亲自率众贝勒出营一里之外迎接来降的祖大寿。祖大寿见到皇太极，欲跪，皇太极忙上前制止，而行以满族人最隆重的抱见礼。他和祖大寿一同进入营帐中，设宴款待，亲自为祖大寿斟酒。在祖大寿看来他并非败军之将，而是皇太极的尊贵客人。和祖大寿一起投降的有副将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祖泽洪、祖可法、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参将吴良弼、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游击祖邦武、施大勇、夏得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濂、吴奉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计38人，他们成为八旗汉军的骨干将领。
皇太极争取明朝降官降将，做到了真心诚意，周密耐心，令人感叹。这里仅举两人为代表。祖大寿大凌河降后，表示愿意为皇太极赚取锦州；可他返回锦州却隐瞒了投降一事，又为明朝守锦州十余年，直到崇德七年（1642年）再次被迫投降。皇太极不计前嫌，仍予重用。明监军道张春，被俘后破口大骂，唯求速死。皇太极却不杀他，将其安置于沈阳的三官庙中讲学，为后金培养了许多人才。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编成汉军八旗，明朝降官降将统帅的八旗汉军成力清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征服内地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学习汉族封建文化，汲取统治经验。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市戚五人“翻译汉字书籍”《清太宗实录》，卷5，11~12页。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九岁通满汉文。他翻译的书籍有《素书》、《三略》、《刑部会典》、《万宝全书》、《通鉴》、《六韬》、《孟子》、《三国演义》、《大乘经》。达海之外，文馆诸人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成为满洲贵族集团学习汉族封建统治经验的速成课本。礼亲王昭梿说：“文皇帝（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以为临政规范。”昭梿：《啸亭续录》，卷1，“翻书房”。满文本《三国演义》特别受八旗将领的喜爱，甚至起到了军事教科书的作用。
天鼓已鸣大清从东方崛起（4）
加强皇权，完善国家机构。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比较原始，设有理国听讼大臣五人，都堂十人，加上额亦都等五大臣，而主要军国大政全由充当八旗旗主的努尔哈赤及其子侄来决定。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接班人，而是确立八旗旗主共治国家的政体。天聪初年，后金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34页。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提议，仿照明朝政体，正式设立六部，以贝勒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领各部事。各部下设满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汉承政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清太宗实录》，卷9，11~12页。六部之设，使八旗贝勒成为皇太极属下的官员，加强了汗权。六部官员由满、蒙、汉族人按比例组成，扩大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负责起草法令、讲经注史和编纂书籍，相当于明朝内阁的作用。同年还设立了都察院，作为对诸王大臣们的监察机构。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又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以上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使从后金到清朝的统治更加严密；而且实现了宁完我等人提出的“渐就中国之制”，“日后得了蛮子（明朝）地方，不至手忙脚乱”《天聪朝臣工奏议》，“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见《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82页。的目的，为后来清王朝统一中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初五，皇太极得到元朝传国玉玺，正式称帝，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这时起，同明王朝争夺最高统治权就成为皇太极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
皇太极致力于巩固后金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对外用兵，且取得了巨大进展。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李氏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而在万历时明朝又以巨大人力物力援助朝鲜打败日本丰臣秀吉企图灭亡朝鲜的侵略，故朝鲜对明朝感激不尽。朝鲜的战略位置对明和后金都利害攸关，而朝鲜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后金坐大，当不利于朝鲜，因此站在明朝一边。萨尔浒战役时，朝鲜曾出兵帮助明朝于东路攻打后金。努尔哈赤占领辽东，朝鲜又支持驻守东江的明总兵毛文龙部，从海上袭击后金，使后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皇太极对阿敏等出征将领说：“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并取之。”《清太宗实录》，卷2，2页。阿敏率八旗兵进入朝鲜，分兵进攻驻扎在铁山的毛文龙部，毛文龙兵败退入皮岛。阿敏胁迫朝鲜签订《江都和约》，与后金结成兄弟之国。毛文龙退入海岛后，由于朝鲜减少接济，在后金的诱降下，一度打算投降，被袁崇焕发觉处死，其部将解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渡海投奔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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