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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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　五　千　年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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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　



　　　　　1938年12月，正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　

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叛国投敌。　

　　　　　辛亥革命以后，汪精卫一直是国民党的要人。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党副总　

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　

号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汉奸卖国贼。1938年，汪精卫公开叛国投　

敌后，成立了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汪记国民政府，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帮助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我国沦陷区人民的掠夺和奴役，　

并且组织伪军，配合日军进攻人民军队，成为罪大恶极的中国人民的公敌。　

　　　　　汪精卫集团投敌，是不断受到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而逐步酿成的历史事　

件。　

　　　　　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投敌，日本对国民党　

政府的政治诱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抗战爆发至1938年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　

失败。这阶段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外交关系并未完会断绝，　

日本主要是通过德国出面调停，提出苛刻条件，要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方　

面是以蒋介石为主要人物，汪精卫从旁推动。　

　　　　　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由于中　

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日本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放出“和谈”　

诱饵。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的途径，将中国诱导到日本所期待的境地。德　

国政府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活动。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交　

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对陶德曼调停不加拒绝，但态度不很积　

极。汪精卫则不同，抗日战争开始后，汪就积极主张对日和谈。陶德曼出面　

调停中日战争，汪精卫等人认为和平有望，相当兴奋。马上从旁加以推动。　

10月30日，陶德曼会见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陈介，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　

中日直接谈判从中联系的意向。蒋介石对陶德曼转达日方所提条件的第二　

天，汪精卫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谈话说：“日本如愿和平，不可失去机会！”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真想问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和。所谓“和谈”，　

只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12月中，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　

日本政府马上又追加新的苛刻条件，态度极为蛮横，简直是下最后的通牒。　

　　　　　日本政府所追加的条件，超过了蒋介石所能接受的限度，他害怕接受了　

日本的条件，自己的统治会被舆论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党就会在中　

国占优势，因而不敢答应。与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想通过促成“和谈”换取　

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汪对日本所提出的苛　

刻条件，认为可以考虑接受，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由于中国政府没有答复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1938年　1月11日，日本　

召开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日　

本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而要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　

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协定。16日，日本首相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18　

日，国民党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声明》。中日各召回大使，　

两国关系断绝。至此，陶德曼调停失败。汪精卫的投降目的没有达到。　

　　　　　第二阶段：从　1938年1月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后至7月，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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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但并未放弃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国民党政府虽　

然发表宣言重申抗战的决心，但也并未断绝与日本谈和的愿望。因此，中日　

双方以半官方出面，试探和平条件。　

　　　　　陶德曼调停虽然失败了，但汪精卫等人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的“和　

谈”，周佛海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没有方法挽回国家命运，但我们　

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　

全断，以便在适当时期，最后实现停战的目标。”他们为了“推动和平运动”，　

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经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于1938年3月派外交部亚　

洲司司长高宗武去香港活动。　

　　　　　高宗武搜集到的情报显示，日本方面的一些人在这一阶段仍然想与中国　

谈判。对此，汪精卫认为“这可看作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周佛海听了更　

　“加强了他对日本和平的决心。”高宗武的报告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非常　

重视，甚至想与日本先停战再谈细节。并令高宗武转告日本，说自己并不“反　

对和平”，但要先反共再和平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起　

来。”　

　　　　　这年4、5月间，日军虽然攻占了徐州等战略要地，但也越来越感到中国　

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同时，日本又发觉他们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政权是　

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它们既不能转移中国人民敌视日本帝国　

主义的视线，也不能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归附到伪政权的旗帜下，对中国青　

年没有吸引力，靠这些人来收拾时局是不可能的。于是日本又施展了政治诱　

降的手法。　

　　　　　日本的这种姿态，对蒋介石、汪精卫都有很大的诱惑性。不过蒋介石对　

日本存有戒心，既不想断绝与日妥协，又不愿公开投降，日本政府对蒋这种　

举动是不满的，但他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又不能断然抛开他。对汪精　

卫，日本方面很感兴趣，但又怀疑他是否真地掌握着实权。认为仅凭汪精卫　

一派的力量，不足以收拾时局，日本对选择谁作为谈判的对手还举棋不定。　

　　　　　从1938年7月高宗武去日本，到当年12月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是日本　

人诱降国民党的第三阶段。这阶段日本诱降的主要对象已转向汪精卫，结果　

导致汪精卫集团叛国，日本的诱降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迫切想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足来，因而对蒋　

介石越来越不满意，终于选定了汪精卫作为谈判的对手。　

　　　　　这年6月，高宗武又回到武汉待命。蒋介石怕高宗武往返太多会泄密，　

同时也怕高宗武的活动会被人利用，不想让他再去香港。但周佛海认为，高　

如不再去香港，与日本的联系就会中断，未请示蒋介石，就催高宗武快走，　

并鼓动他去东京，直接向日本政府摸底。7月初，高宗武单枪匹马潜赴东京，　

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进行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　

平”的对手。板垣还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宗武代转。上述情况说明　

日本政府已经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了汪精卫。高宗武的东京之行，为　

汪精卫直接与日本勾结，以至后来的叛国投敌，打通了路子。　

　　　　　高宗武回到香港，因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而赴日本，不敢回武汉，将日　

本的意见经周佛海转汪精卫。汪一看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谈虽然高兴，但为　

避免被动，将报告原样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本无异要他下台，　

命陈布雷通知高宗武回武汉，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接触。可是汪精卫、周佛海　

已经摸到日本方面的底，决心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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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宗武肺病复发，与日本接洽的任务由梅思平继续执行。梅思平在　

香港与日方密谈多次，初步确定了汪精卫出面主持“和谈”的条件和行动方　

案。这时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政府加紧对国　

民党诱降。为了适应这个形势，11月3日，日本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宣　

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本愿意与这样　

的新生政府和谈”。改变了第一次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以便汪精卫出来取代蒋介石的地位。　　　　　　　　　　　　　　月11　日，梅思平、高宗武作2O　

为汪方的代表与日方的代表在上海肥原公馆重光堂举行秘密会谈，签订汪日　

第一个秘密协议——　《日华协议记录》，并制定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行动计　

划。　

　　　　　日本的诱降政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汪精卫拉了过去。　

　　　　　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　

l月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　

之相比，因此，他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　

步。鉴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汪精卫提出了“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但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　

一·二八淞沪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时，国民党政府却根　

本不支持十九路军，暗地里与日本交涉，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3年初，日军攻占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驻长城线的中国军队，　

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抗日，但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给予有力的支援，反而　

加以制止，致使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平津一带受到了严重威胁。4月14日，　

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仍抱定抵抗与交涉同时并行之方针，为对日妥协　

制造舆论。1935年1月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　

携”的所谓对华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　

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冶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　

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既有如此　

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　

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不仅如此，汪精卫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　

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　

科书内容。5月底，日本调大军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梅津美次郎于6月初进行　

秘密谈判。6月9日，何应钦对日方所提的各项有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以书　

面答复承诺。第二天，汪精卫就致电何应钦表示认可，并以国民党政府的名　

义，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禁止一切抗日言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仍然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都不如日本，　

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出路。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　

国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面对着全国同仇敌忾、抗日情　

绪高昂的这种形势，汪精卫不敢把他的求和主张公开端出来，于是就来个公　

开言战，暗中主和。他在公开的场合发表不少慷慨激昂的演说，宣称：“万　

一这次抵抗不住日本的侵略，不止一切建设都要变成灰烬，所有自己的父母　

妻子叔伯兄弟诸姑姐妹，每个人都要遭受屠杀，每个人都要遭受非人的凌　

辱”，并大声疾呼：“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死是光荣的”，当汉奸傀儡是“不　

成材料”的“无赖”！说得何等悲壮！然而在暗地里，汪精卫却依然畏敌如　

虎，对抗战前途，极度悲观失望。汪精卫私下常对人说：“能和就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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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对抗战完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的情绪溢于言表。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尽管表现犹豫和动摇，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冲　

击下，为了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的国共　

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与汪精卫相呼应的，还有周佛海一伙人。在周佛海家里，周与高宗武、　

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以及胡适、熊式辉、陈立夫等人，凑集在一起，议　

论抗战。他们认为这次战争“真是冤枉极了”，“是阴差阳错的打起来”的，　

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是未　

可乐观”的。他们鼓吹“战必大败”，唯一的出路是从战争的途中“恢复和　

平”。因为他们唱的是“抗战低调”，胡适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低调俱乐　

部”。　

　　　　　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　

民族失败论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　

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　

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　

　“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　

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　

他曾多次面见蒋介石，写过十几封信，要蒋介石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还　

挑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汪精卫污蔑共产党是利用　

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攻击国共合作是上了共产党的“大　

当”，“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并且声言在西安事变以后，他仍然“牢　

牢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表示了他要坚持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