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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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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
结合的道理。王、张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加深了自己对以前的错误
的认识，产生了改变错误领导的决心，正象当时王稼祥所说：“到时候要开
会，把他们 ‘轰’下来”，并决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和
朱德历来比较尊重毛泽东，他们当然是支持他的。另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
机会，向有关干部和指挥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李德还恼火地
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
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
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遵义会议的
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 1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
道县。“左”倾领导者仍然一门心思想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如果真
去，就等于是拿已剩下不多的这点红军力量去钻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就有全
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来的想法，改向敌人
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于是，临时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临时碰头会。会上，毛
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说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
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嘛！”毛泽东的这番话，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共鸣。李德、博古虽还没有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想法，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蒋介石的第 5
道封锁线，于是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建议。12月4日，中央红军
向贵州黎平进发。通道会议的转兵西进，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受制
的局面，红军开始争得主动权。
12月15日，红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黔东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黎
平城。这时候，敌人的大部队因红军的突然转向而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未
能跟上，红军在黎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机会。因为通道会议有关红军进
军方面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所以中央决定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开始，多数人就在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与李德、博古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会议气氛较紧张，发言人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噪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
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严厉批评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采纳
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正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
划，通过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以
贵州遵义为中心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整编红军队伍；在适当的时候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议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
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自王明“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
东后，党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改
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也是红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开
始，为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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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中央红军按照军委的决定，分两路向乌江地区挺进。沿途
行动相当顺利。12月31日，红军到达距乌江约30里的集镇——猴场（今草
塘）。这时，李德又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去与红二、六
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川黔边地区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又于
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建议，
提出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的建议得
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接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
方针的决定》，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
红军整编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等任务。会上，中央政治局还做出一条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
告。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包办军事指挥权的一种组织上
的限制。实际上从此以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就被停止了，毛泽
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
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打下了基础。
猴场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们连新年饭也没好好吃，就按照原定计划赶奔
乌江。1月4日，部队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
区。 1月7日，红军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17日，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
德、陈云、博古，侯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
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
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
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因前线发生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
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而没有参加会议；五军团长董振
堂也未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为他担任翻译的伍
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叫柏辉章的军阀公馆二楼一个长方形房间召开
的。房间不大，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
子，25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摆在桌子周围。因为天气冷，还用铁炉
生了一盆炭火。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一直没动。
紧挨着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参加者不象现在这样，有个名单座次，
每次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行了。李德大概因为心里不舒服，因此一直坐
在门边，凳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坐在他旁边。另
外，还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是聂荣臻。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到深夜。因为白天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都要处
理战事和许多日常事务。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
在报告中，博古为失败的错误领导进行辩护。他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
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困难，而
不承认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随
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承认在第五次反“围
剿”时中央政策不对头，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极为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
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闻天按会前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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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
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
的长篇发言，是会议期间发言最长的一个。在发言中，毛泽东对博古、李德
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指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犯的错误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
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道出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闷在心里没有说
出来的话。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
和朱德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虽然朱德是个稳重谦逊
的人，但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并且说：“如
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
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错误的批评；并竭力推举毛泽
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袖。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刘少奇、聂荣
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支
持毛泽东的发言。林彪在会上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是赞同毛泽东的。只有何
克全（凯丰）在发言中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继续为博古、
李德的错误辩解，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
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会议，他在发
言中为自己和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
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说他只是一个“顾问”。大部分时间
里，他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主持会议期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
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宽宏的气度。会后，他又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
能够顾全大局，把担子交出来，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会议除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李德、博古军事
错误领导外，还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作了讨论。大家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比较贫穷，再加上党在这里没有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
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
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把队伍开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一来四川是
西南首富，人口稠密；二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三来四川对
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不容易。经表
决后，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革命根据
地的计划，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
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
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写出后，经过充分讨论，
最后在中央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
认为博古作的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充分肯
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并
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是中
央苏区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分析了第五次反“围
剿”的国内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及我粉碎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与不
利条件，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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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
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
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
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战略路线。
“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接着《决
议》详细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
的具体错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议》认为在福建事变发生的情况下，
“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为极积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
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 ‘围剿’的重要关键”。认为党中央采
取同十九路军订立停战协定，推动十九路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蒋介石的
方针是正确的。但博古、李德等人根本不了解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
“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采取行动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从而失去了
这一宝贵的机会，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李德、博古同样是犯
了原则上的错误。他们没有及时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
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因而贻误了战机，再加上阵地战的
发挥，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就是在突围的时候，也“基本上不是坚决的
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些政治上与军
事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
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到敌人打击。
《决议》认为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由他
们包办，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
掉了。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错误以及
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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