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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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　

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　

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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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　

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　

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　

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　

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　

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　

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　

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　

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　

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　

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　

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　

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　

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　

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　

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　

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6000元　（合约2000美元）。　

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　

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　

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　

　“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　

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　

　“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　

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　

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　

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　

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　

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　

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　

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　

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　

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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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　

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　

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　

人都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　

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　

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　

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　

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　（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　

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　

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五）关于国民党和三民　

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原则下，可允许存在。16日，日本五相会议　

对汪精卫提出的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做出决定：（一）中央政府的　

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决定；　（二）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　

在旗帜上的下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三）　

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须理解只取消其名称。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　

协定及其他决定，中央政府必须继承；　（四）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具有　

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　（五）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　

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在东京期间，汪精卫还分别与日本首相平沼、陆相板垣、和外相有田等　

举行了会谈，汪精卫在取得日本五相的“信赖”和支持以后，于1938年　6　

月18日，离日回国，开始他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活动。　

　　　　　1939年8月1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出席会议的有各地代表共240余人。汪精卫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周佛海为大　

会主席团主席，褚民谊、梅思平、丁默屯、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　

主席，梅思平为秘书长，罗君强、陈春圃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了（一）“党务整理案”，规定：自1939年1月1日以后，重　

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决议、命令全部无效；改组中央及地方机关；修　

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汪精卫为中　

央委员会主席。　（二）修改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授权汪精卫与党外　

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三）以反共为基本国策。（四）　

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　（五）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　

提案。会议宣布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　

　　　　　9月5日，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成立了伪中央党部，　

以汪精卫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屯、　

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　

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　

副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为副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　

部长，林柏生、朱朴为副部长；丁默屯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　

部长；周佛海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屯、李士　

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特务委员会设特工总指挥部和肃清委员会。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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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屯为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肃清委员会由周佛海兼主任，　

丁默屯、李士君兼副主任。　

　　　　　伪国民党“六大”的召开，是汪精卫筹组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后，　

汪精卫便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了一系列组建伪中央政　

府的活动。　

　　　　　11月1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在华特务组织“梅机关”在上海举行秘密　

会谈，12月30日，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出卖国家的领　

土主权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而日本的兴亚　

院和内阁会议，在《要纲》密约签订一周后即予批准，并表示将全力支持汪　

精卫中央政府的成立。　

　　　　　在“梅机关”的一手操办下，1940年1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等　

在青岛几次举行了合流的分脏会谈，经过讨价还价，通过了中央政府大纲、　

政纲、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的日期等案。3月20日至22日，伪中　

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完成了伪政权成立的全部准备工作。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长官影佐祯昭一手导演　

下，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　

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还都宣言》。　

声称：本政府为全国“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为　

国民政府所执行之最大方针”；对于日本，要“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　

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于重庆方面，　

　“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国缔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对于现在重庆及各　

地服役中之公务人员，“务须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凡属一般将士，“务　

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　

党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之下设五院，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　

院院长，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　

院院长王揖唐（未到任），副院长代理院长江亢虎。其中行政院又设内政、　

外交、财政、军政、海军等14个部。其地方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　

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3个特　

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22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　

淮海省。　

　　　　　此外，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它的最高军事指挥　

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汪精卫充任，下设办公厅、参谋本部、军事参　

议院和军事训练部等。其先后成立的地方军事机构有：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　

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参谋长黄其兴；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叶蓬，　

参谋长萧其昌；开封绥靖主任公署，公署主任刘郁芬，参谋长刘希文；苏豫　

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副总司令张岚峰，参谋长潘伯豪；华　

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另外，还设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以李讴一为主任。当然，这　

些军事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需要，曾经几　

次变动，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为加紧推　

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加强伪“中央机关之统率力，其统帅之纯一化，以　

适应战争勃发的需要”，对汪伪政权的军事机构进行较重大的调整。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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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　

　　　　　随着投降风潮日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气焰也日益嚣张。他们制造事端，　

制造摩擦，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些投敌的伪军　

并不与蒋军为敌，却处处配合日军和蒋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协助国民党军队掀起了反共高潮。汪伪政权出台不久，1941年1月，发生了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8000余人伤亡被俘，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部队抗击着大部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还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　

处境变得十分险恶。　

　　　　汪伪政权，为了效忠其主子，对我广大沦陷区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统　

治和经济掠夺，并且协助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政权，特别是签订秘密条约，　

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犯下了滔天罪行。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为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它的支持，就以国家主权为　

代价，对日本侵略者作了许多秘密“承诺”，其中主要的是　　1938年　　　　　　　　　　　　　　11　

月　　20日签订的“上海密约”和第二年12月3O日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　

调整要纲》。《要纲》的主要内容是：东北割让给日本，把蒙疆、华北、长　

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　

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