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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5-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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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下游和华南岛屿，定为“日华强度结合地带”，由日本长期占领；伪政权
自中央政府至地方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本
教官训练，武器亦由日本供给；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交通
等，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汪伪政权成立后，按照日方旨意，于11月30日，由汪精卫、阿部信行，
在南京签署了 《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完全是以日本近卫首相提
出的“三大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为标准、而签
订的公开卖国条约。比如：条约在“两国共同防共”的口号下，把日本侵略
军对我华北和内蒙地区的侵占永久化；条约在“为确保两国共同利益”的口
号下，又规定日本“在所要期间内”“得驻留其舰船部队于长江沿岸特定地
点并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及其关联地点”，而且“日本国船舰得自由出入并碇
泊于中华民国领域内之港湾水域”。另外，条约还允许日本任意开发“华北
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并且在这些资源的利用
上，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可见，所谓《中日基本关
系条约》，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条约。
汪伪政权在帮助日本侵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
沦陷区又进行所谓“清乡运动”，企图借以肃清敌伪占领区的抗战势力，巩
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军的“清乡”计划，早在194O年冬就提出来了，并得到汪伪政
权的积极响应和配合。1941年3月24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成立了清乡委员会，通过了 《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特派汪精
卫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士群
兼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曼云任副秘书长，陈群等14人为清乡委员会委员。
具体指挥机构是“驻苏州办事处”。
根据日汪“分期分批进行清乡”的计划，从1941年7月，苏州地区就开
始了“清乡”；1942年8月，清乡地区又扩大到太湖东南地区和上海市郊区；
1943年，清乡地区又扩展到江苏的镇江地区、浙江的杭州地区和苏北地区；
1944年，安徽的芜湖地区，湖北和广东的个别县也进行过“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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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区，多为我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军用物资，
实行“以战养战”的战略，对这些地区的清乡运动与对华北地区的残酷扫荡，
在作法上并不完全相同，不是采用残酷的摧毁政策，而是采用所谓军事清乡、
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特务清乡、文化清乡以及心理与精神清乡等，使沦陷
区人民遭受日伪各种各样的摧残与折磨，妄图通过镇压与欺骗的清乡运动，
动摇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消灭人民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汪伪政权还通过发行伪币和统制物资手段，大量搜刮民财和粮食、棉布
等“战时物资”。
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伪行政院副
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任总裁。这是汪伪政权以金融为工具，残酷掠夺沦陷
区人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储备银行成立时，发行的中储券与国民党的法
币等价使用，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政府为了使
中储券成为敌占区的“唯一法定通货”，破坏中国抗战经济，乃决定对法币
采取打击政策，限期贬值兑换直到停止使用。仅此一项就给沦陷区人民带来
了无穷的灾难，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利用不等价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攫
取了大量财富。
汪伪政权还加强对敌占区物资的统制，以种种借口，罚款、没收甚至公
开抢劫人民手中的物资，稍有违抗，即惨遭毒打。汪伪政权还以“参战”动
员为借口，开展为日本“献金购机”和搜集废旧金属运动，限额勒索民间的
财物，奉送日军购买飞机之用。
此外，汪伪政权依靠以李士群为头子的特务组织和特务武装进行法西斯
特务统治。李士群亲自兼任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直接配合日军对沦陷区进
行“清乡运动”，同时加强对敌占区的恐怖统治，残酷镇压革命人民的抗日
活动。
1944年，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
发动的侵略战争败局已定，它的傀儡汪伪政权日子也不长了。11月10日，
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内。1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推选
陈公博为行政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他看到大势已去的危局，对心腹说：
“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承
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陈公博、周佛海等一群汉奸，忧心忡忡，为即将履灭的汪伪政权赶办后
事。一方面，他们积极协助并希望日本对蒋介石的诱降成功，使两个“国民
政府”“合并”起来；另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加强南京、上海、杭州一
带的军事守备力量，反对和防止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和收复这些地区，以便
向蒋介石报功，减轻他们的罪行。
蒋介石对汪伪政权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方面谴责汪精卫卖国求
荣，一方面对投敌官员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与汪伪政权藕断丝连，拉拉扯
扯；蒋介石还把投敌叛国叫做“曲线救国”，为大小汉奸留下了一条活路。
汪精卫虽然有过革命的历史，却终究当了汉奸，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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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谈 判
八年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虽然受到过挫折和干扰，但
是终究是合作到底了，两党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然而蒋介石却想消灭
抗战有功的人民军队。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发展到 120多万。还有民兵260
多万，控制着从东北到华南的很多土地。它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树立了崇
高的形象，它的力量远不是八年前几万人所能比的，已经成为中国一支不容
忽视的政治力量。要想消灭这样强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摆在蒋介石面前唯一正确的办法是：继续和共产党合作，结束独裁统治，
成立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中国。然而，他不愿意也不甘心看到共产党如此强
大，还在作当年“围剿”红军的梦。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使善于保存实力的蒋介石一下子陷入了尴
尬处境：长期与日寇对峙并包围着敌军据点和交通要道的八路军、新四军和
国民党杂牌部队在受降中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而退缩在中国西南部和缅甸
丛林中的蒋介石嫡系部队，除非从抗日部队头上爬过去摘取抗战胜利果实，
否则，东部广大富庶地区势必落入共产党军队的手中。蒋介石气急败坏。于
8月10日晚间发出训令，命令日军不许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部队投降，
原地维持秩序，等待“中央军”前往受降。11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
道命令给嫡系部队，要其“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道命令给伪军，要其
“维持治安，乘机赎罪”；一道命令给八路军，要其“就地驻防待命，不得
擅自行动”。
8月15日，重庆政府宣称：任何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的抗日部队，将被
认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分。
这些事实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将会有一场大的斗争，中国的
前途如何，是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面前的最大问题。
蒋介石的决心是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可如果立即发动内战，就会处在
不利的地位，国际国内各界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中国内战，中国共产党
坚决反对内战、独裁政策；同时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发动全面内战尚需
时间准备，而美国慑于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反对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舆
论压力，在帮助蒋介石调兵的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和中共谈判。于是，国民
党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伪装和平，要求与共产党谈判。
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是蒋介石玩弄政治欺骗手法的重要一
招。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
“国家大计”。他的阴谋是：如果毛泽东同意去，一则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施
加压力，逼迫中共交出军政和解放区，二则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运兵，部署
内战。如果毛泽东不去，他就可借以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诬蔑共产党
反对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上述阴谋，但是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和
捍卫人民利益，更有效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真面目，以教育群众和争取中间
派，仍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
团结三大口号和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
强的新中国的方针，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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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
队，以便立即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
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闲；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
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
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
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告诉全党，毛泽东将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并说明了
党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要求全党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
和斗争。特别告诫粤、湘、鄂、豫等省解放区的党组织，“绝对不要依靠谈
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
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
决依靠人民，就是共产党的出路。”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
飞抵重庆。毛泽东离开延安时，延安各机关团体代表数百人到飞机场热烈欢
送。当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在机场上欢迎毛
泽东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
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其他著名人士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
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和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代表，以及
中外记者数十人。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
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
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等到达重庆的消息，震动了全国。重庆的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
奔走相告，使整个山城沉浸在欢乐之中，把争取和平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
党身上。舆论界说：“这是一个比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欢喜的消
息”，称颂毛泽东“维系着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
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盛赞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
的诚意。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完全出乎美蒋意料之外。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
一切提案都由中共代表提出。谈判中，蒋介石除了反复强调政令统一外，提
不出任何新的具体的办法，中共代表却表现出极大的忍让和耐心。
中共先提出中央政府应承认解放区政府的合法地位。蒋介石表示全国政
令必须统一，解放区必须取消。
中共作出让步，表示为谋政令统一，请重划省区，解放区原有地方政府
官员名单，呈请中央政府加委。蒋介石还是坚持先统一政令，后考虑任用行
政人员。
中共再作让步，请国民政府在陕甘宁和华北五省委中共推荐之人为省主
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等11省，平、津、青、沪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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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省政府副主席和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荐之人参加行政，因为
这些地区中共有广大解放区。蒋介石还是说这是妨害“军令政令之统一”。
中共再退一步，请委省主席的减为陕甘宁和华北四省，请委副主席、副
市长的减为二省三市。蒋介石仍不答应。
中共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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